開欄語

20世紀80年代民俗學科重建以來，在一代代民俗學人努力之下，民俗學獲得前所未有的長足進步。無論是民俗學研究深度還是廣度都有顯著提升與拓展，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事業的開展，民俗學人同時成為民俗學研究與非遺保護傳承的學術骨干力量。為了彰顯民俗學人的貢獻，傳承學術精神，我們特別開辟“學人專欄”逐期刊載民俗學人的精品力作，以饗讀者，并致敬各位仍然耕耘在民俗學與非遺研究園地的前輩與同仁。

作者簡介

陶立璠，甘肅蘭州永登人，1938年生，1965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中央民族大學資深民俗學教授，全國民俗專家，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民間文化搶救工程專家委員會委員，國際亞細亞民俗學會總會長，《中國民俗網》創始人兼主持，《民間文化論壇》特約主編。

主要著作有6卷本《陶立璠民俗學文存》(學苑出版社)，主編《中國民俗大系》(31卷本，甘肅人民出版社)。

改革開放語境下的中國民俗學

陶立璠

改革開放語境下的中國民俗學，是一個很大的題目。這個題目可以做專題敘事，比如基礎理論研究，民俗學應用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等；也可以做歷史的回顧，回顧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民俗學發展路由等。當然也可以回顧自己的民俗學經歷?？傊?，這個題目中國民俗學者必須要做，無論回顧還是展望，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民俗學學科建設從無到有，發生了許多變化，取得了很好的業績。鐘敬文先生身前曾提出“建立中國民俗學學派”的問題，談到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這既是一種展望，也是向中國民俗學提出新的要求。體現老一輩民俗學家對中國民俗學的期望。所以中國學者應該回答這一問題，北京師范大學作為中國民俗學的大本營，更有責任，有義務作出回應。但是在改革開放40周年時，中國民俗學界并沒有相應的回聲，這是很遺憾的事情。

民俗學作為獨立的社會學科，關于它的恢復和發展，一代學者有一代學者的擔當和責任，有開拓更應該有繼承和發展。40多年來，中國民俗學伴隨改革開放步伐，經歷了恢復、重建到繁榮發展幾個階段。每個階段，中國民俗學人都做出過自己的努力，貢獻了自己的智慧。中國民俗學，如果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和北京大學“歌謠運動”算起，以致后來被作為一門新的學術概念提出，大約經歷了將近百年的歷史。百年中最輝煌的時期，恰恰是改革開放的40年。40年來，中國民俗學邁開艱難的腳步，最重要的成果是取得了學科身份認同和獲得獨立學科地位，即一級學科社會學下的二級學科。如果將民間文學作為民俗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民間文學也取得了一級學科文學下的二級學科，這對民俗學學科和民間文藝學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回顧中國民俗學40年來的發展和走過的道路，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

一、中國民俗學的恢復和重建

上個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中國民俗學的恢復和重建時期。學科的恢復從民間文藝學、民俗學在文科高等院校開設該門課程開始。1978年10月，西北民族學院（現西北民族大學）等14所高等院校，邀集國內各高等院校及有關機構代表100多人，在蘭州召開“《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教材編寫及學術討論會”。筆者有幸參加了這次會議。這是中國文學(特別是民間文學）研究領域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會議。這次會議是粉碎“四人幫”之后，全國民族民間文學工作者第一次規模盛大的聚會。其時的思想解放和撥亂反正，給從事民間文學的同仁以極大的鼓舞，也帶來無限的喜悅。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是很難體會這種心情的。76歲高齡的鐘敬文先生應邀出席這次會議。會議期間，無論他在會議或蘭州大學的演講，還是拜訪藏族《格薩爾》老翻譯家王沂暖先生，登白塔山觀蘭州夜景，接受《甘肅日報》采訪等，都是行程滿滿，精神抖擻。他曾賦詩表達參加這次會議的興奮心情：“文場劫后費經營，百族詩文待集成。教化他年收碩果，難忘此日聚群英?！辩娎系某鱿?，似一面大旗豎立在民間文學和民俗學的陣地上，不僅起到號令作用，也吹響了恢復民間文學和民俗學學科的進軍號。要知道，當時的民間文學隊伍，經歷“文化大革命”，已經潰不成軍。許多學者改行從事其他專業。這次會議無疑起到動員和組織整合作用。老一輩民俗學家在前搖旗吶喊，呼吁恢復民間文學和民俗學的教學和研究。于是潰不成軍的隊伍，從不同的崗位重新回到民間文學、民俗學大纛之下，原來潰不成軍的隊伍，終于集結起來，并把握住這一勵志機會，為民俗學學科的恢復發展，盡綿薄之力。但在當時的語境下，重整隊伍談何容易，學術荒蕪得從頭學起，經費匱乏更使研究工作舉步維艱。期望與困惑并存。是時，每當大家聚首時，除互相激勵外，用“慘淡經營”形容當時中國民間文藝學和民俗學學科的狀況。不過從動蕩逆境中走過來的學者，有堅定的學術志向和“不計名利，無私奉獻”精神。正是這種精神，造就了二十世紀80年代中國民間文藝學和民俗學的黃金歲月。

當時全國許多文科高等院校的中文系，紛紛開設民間文學課程（至少是選修課程）。為了解決教材急需，鐘敬文召集全國有造詣的民間文學教師，星夜兼程編寫《民間文學概論》。1980年7月這一教材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與此同時，各高校教師也為教學急需，自己動手編寫教材。1979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張紫晨的《民間文學基本知識》。1980年11月東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烏丙安的《民間文學概論》。1981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段寶林的《中國民間文學概要》。1983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朱宜初、李子賢主編的《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概論》，1985年廣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筆者的《民族民間文學基礎理論》。短短幾年時間里，就有十多種概論教材出版。滿足了教學的需要。

此時，民俗學學科的恢復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就在1978年，鐘敬文借中國社會科學院向中宣部呈報制定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的時機，起草了關于《建立民俗學即有關研究機構的倡議書》，并聯合顧頡剛、白壽彝、容肇祖、楊堃、楊成志、羅致平諸先生共同簽名，致函時任中國社科院院長的胡喬木。這就是著名的“七教授上書”。在之后的哲學社會科學規劃中，民俗學被列為獨立的學科。直到此時，中國民俗學方取得了身份認同。而在此之前，民俗學被作為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受到批判。這種身份認同，是通過上書的形式獲得的，沒有這種身份認同，就不會有民俗學后來的發展。

春江水暖鴨先知，此時向社會科學院建言的還有遼寧大學的烏丙安等先生，他們在《重建中國民俗學的新課題》中直接建議成立全國性的民俗學會。

一年之后，即1979年11月1日，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期間，召開了中國民間文學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鐘敬文七教授再次向文藝界發出呼吁。呼吁書全文如下：

學藝界的同志們：

民俗學不但是我們必須建立的一種人文學科，而且我們也具備了建立它的一定條件。去年秋間，社會科學院領導同志宣布的我國今后社會科學研究規劃的草案里，已經把這門學科鄭重地列為研究對象之一。這是一個福音！關于這門學科的必須建立和專門機構的創設問題，去年夏間，我們曾經向社會科學院領導同志上過建議書，并蒙予以贊許。但是這門學問專門機構的建立和科學研究的計劃，推進，需要廣大學藝界同志的贊成和實際幫助。因此我們今天誠懇地向大家呼吁，希望得到大家的熱烈響應。使我國中斷了多年的這門科學，能夠在新的社會基礎上發榮滋長，為今后提高民族科學文化的莊嚴任務，作出應有的貢獻。

也就在這一年的年底，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今民間文藝家協會）設立了“民俗學研究部”。從此開始，學界迎來了民俗學的春天。全國許多省市的民間文藝研究會和文科高等院校紛紛成立民俗學組織，有的地方還創辦報紙雜志。如遼寧省率先成立“遼寧省民俗學會（1981）”，浙江民研會設立“民俗學研究組”，陜西民研會成立“民俗學籌備組”等。上海民研會創辦《采風報》，江蘇民研會創辦《鄉土報》，吉林創辦《民俗報》等。文科高等院校復旦大學、北京大學、遼寧大學、中央民族學院（現中央民族大學），牡丹江師范學院等院校，不僅先后開設了民俗學選修課，而且在學生中成立“民俗學社”等組織。1982年6月成立中國民俗學會籌備組，經過一年多的籌備，1983年5月中國民俗學會宣告成立。中國民俗學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民俗學的發展進入新的時期。確認學科地位，建立相應的組織機構，使中國民俗學建設從此步入正軌。

二、民俗學人才的養成

二十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國民俗學獲得身份認同并重建學科的時期。中國民俗學會的成立，標志著作為“絕學”的民俗學，終于新生并很快發展成為“顯學”。但是作為學科的學術梯隊，尚未形成。鐘敬文在參加了北京大學召開的會議回來后，曾親口對筆者說，日本學者形容當時中國民俗學研究隊伍的構成，是“巨人與侏儒”。意思是說缺乏研究實力。不像日本民俗學自柳田國男之后，出現一大批杰出的學者從事民俗學研究。事實也是如此。當時聚集在民俗學旗下的學者大都人到中年，原來從事的民間文學教學與研究中斷多年。這些學者分散在全國各地。比較有民間文學素養的中年學者屈指可數。雖然接受過鐘老培訓的烏丙安、張紫晨兩位學者發奮著書立說，但對荒疏既久的中國民俗學來說，無疑是杯水車薪。

當時中國民俗學迫在眉睫的任務是培養新生力量。學會成立伊始，就決定與新成立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聯合舉辦民俗學、民間文學講習班。1983年夏季，學會在中央民族學院舉辦講習班的消息傳出，立即得到全國民俗學、民間文學工作者和愛好者的積極響應，紛紛報名參加。開班時，參加講習班的有來自全國各地、各民族學員150多人。民俗學會和少數民族文學學會委托張紫晨和筆者主持講習班工作。當時正值三伏天，辦學條件極其簡陋。學員住宿借用的是暑期的學生宿舍，民族學院一號樓的地下室也住滿了學員。上課借用可以容納200人的教室。三伏天，教室四角安放四臺電扇，仍然炎熱難耐。盡管食宿簡陋，天氣炎熱，但學員們的學習熱情非常高漲。為講習班授課的師資隊伍應該說無比強大，著名民俗學家、民族學家、社會學家、語言學家、宗教學家和民間文藝學家鐘敬文、費孝通、林耀華、馬學良、楊堃、楊成志、容肇祖、?；?、常任俠、白壽彝、羅致平、羅永麟、宋兆麟、張紫晨、劉魁立、陶立璠、張振犁、柯楊等，都冒著酷暑，應邀前來授課。他們中許多是老一輩民俗學家，均已80和90高齡，有些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抗戰時期和杭州民俗學活動的親自參加者，如今他們成了當代中國民俗學的面面旗幟。這次講習班歷時一個月，從師資陣容和授課內容，不亞于本科生所獲取的信息量。講演的部分內容，曾由張紫晨編輯成《民俗學講演集》由文獻出版社出版。學員結業后回到原來的地區和單位，后來大都成為各地民俗學活動的中堅力量。之后，又在門頭溝舉辦過第二期講習班，繼續培養民俗學人才。這都是為培養人才所采取的應急措施。

人才的培養只有通過正規教育渠道才能獲得。上世紀80年代，全國許多文科高等院校，開設了民俗學必修和選修課。許多高校的學生還組織成立“民俗學社”。青年學生參與民俗學活動，無疑是有生力量，新鮮血液。很多院校的本科畢業生，選擇民俗事象作論文的選題。他們中的許多人后來成長為民俗學專業的碩士和博士。

為了使民俗學研究生培養，成為高等教育的組成部分，1986年北京師大先后在鐘敬文、張紫晨先生名下招收民俗學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學、遼寧大學、中央民族學院等高等院校緊隨其后，著手培養新一代的民俗學研究人才。從此中國民俗學人才培養走向正規教育。截至目前，全國獲得民俗學專業博士學位授予權的有北京師范大學、中央民族大學、中山大學；獲得民間文學專業博士授予權的有山東大學和華中師范大學。山東大學等8所高等院校獲得民俗學碩士學位授予權。此外許多研究機構，如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中國藝術研究院等也都招收民俗學方向的研究生，許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人類學、民族學、宗教學、語言學、文藝學、民族文學門下，也都有導師招收民俗學、民間文學方向的博士和碩士研究生。如果加上國外院校培養的民俗學碩士和博士、博士后，中國民俗學目前的研究和教學隊伍，已經是人才濟濟，學術梯隊已經養成，他們已成為中國民俗學研究的中堅力量。

三、中國民俗學的理論與實踐

改革開放40年來，也是中國民俗學理論逐漸走向成熟的時期。

二十世紀80年代，鐘敬文為中國民俗學理論的建設殫精竭慮，撰寫了一系列論文，闡明民俗學的理論和方法。在1983年中國民俗學成立大會上作了題為《民俗學的歷史、問題和今后的工作》的長篇講話。回顧中國民俗學將近80年的發展歷史，講了民族與階級、農村文化和都市文化、古代學和現代學、理論和實踐關系諸問題。他指出傳統的民俗學研究范圍是“一國”（一國民俗學）的。不過，中國是多民族國家，漢族之外還有五十多個少數民族，所以如果說中國民俗學是“一國”的，它的對象同時也是“多民族”的。這一理論的提出，對以后開展比較民俗學研究，產生了積極影響。關于民族的與階級的問題，過去一直是困擾中國民俗學和民間文學研究的問題。對此，鐘敬文認為，民俗，就一般來講，是廣大民眾（主要是勞動人民）創造的和繼承的，可是如果因此就認為上層社會沒有民俗，或者認為它完全沒有和廣大民眾共同的民俗，就似乎不好講了。重要的民俗，在一個民族里只有廣泛的共同性。這對過去那種單純以“階級斗爭”觀點對待社會民俗文化事象的做法，是個警告。關于農村文化與都市文化，鐘敬文提出了都市民俗學研究的課題。關于古代學和現代學，他指出，過去的民俗學研究主要運用歷史上的資料，但從民俗學的一般性質來講，它應當是現代學的。它的工作方法是對現存的民俗資料進行調查和搜集，也就是說它的資料來源主要是現在的，研究的目的當然也是為了現代。而對歷史上民俗事象的研究，應歸入“文獻民俗學”或“歷史民俗學”。民俗學“現在性”的提出，不僅使中國民俗學研究的方向更加明確，而且將中國民俗學變成一種新鮮的學問，而不是陳舊的學問。對理論和實踐關系，鐘敬文在報告中提出民俗學工作者的理論修養和民俗學的應用研究的重要性?？傊?，這一報告應該說是新時期中國民俗學發展的帶有戰略意義的文件。它所涉及的問題，急待民俗學通過它的實踐去解決。其他如《民俗文化學發凡》《關于民俗學結構體系的設想》《民俗學的對象、功能及學習研究方法》等都在及時的、適時地指導中國民俗學的研究。正是在鐘敬文民俗學場域的影響下，八十年代相繼出版了烏丙安的《中國民俗學》（1985），張紫晨的《中國民俗與民俗學》（1985）和筆者的《民俗學概論》（1987.再版時改為《民俗學》），作為教材，這三部著作當時影響甚大，起到了普及民俗學知識和理論的作用。十年之后，鐘敬文主編的《民俗學概論》（1998）出版，遂成為高校民俗學教學用書。而作為鐘敬文民俗學理論寶庫代表作應該是1999年發表的《建立中國民俗學派》一文。其時鐘敬文年屆90高齡，積70多年民俗學研究的經驗，提出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的問題。文中充滿了對中國民俗學的自信。從中國民俗學的歷史與現狀出發，提出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認為多民族的一國民俗學是中國民俗學的獨特性格；指出中國民俗學派的旨趣和目的是清理各民族的民俗文化財富，增強民族意識和情感，豐富人類文化史和民俗學文庫；擬定中國民俗學的結構體系，包括理論民俗學、記錄民俗學、歷史民俗學、資料學和方法論。文中還對如何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的工作原則和方法提出建議。

鐘敬文民俗學理論指導了改革開放40年中國民俗學的實踐。無論是學術機構的建立，教學實踐和理論研究的展開，都是在鐘敬文民俗學理論指導下展開的。1992年鐘敬文90大壽，中國民俗學會與北京師范大學共同主辦“慶祝鐘敬文教授從事教學與學術活動70周年暨90壽辰”，共收到學術論文100多篇。原打算出版紀念文集，后不知是何原因，沒有刊出。筆者曾撰寫論文《中國民俗學面臨的新課題》，表示祝賀。這篇論文發表在上海學林出版社《中國民間文化》（1993）。其時正是中國民俗學恢復重建和中國民俗學會成立10周年，無論是基礎理論研究、專題民俗研究、地域民俗研究、學科史的研究以及田野作業都展現出新的面貌，出版了許多著作，顯示出中國民俗學的實績，結束了中國民俗學知識結構的巨人與侏儒時代，由人才匱乏到人才濟濟，完全是中國民俗學40年來實踐的結果。

中國民俗學的理論與實踐，是在鐘敬文民俗學理論指導下，通過全體同仁的勤奮努力取得的。首先是基礎理論研究，據不完全統計，近些年來出版的民俗學概論一類的著作有20多種。發表的論文不計其數。其中關于民俗學的“民”的討論，一直在延續著；關于民俗的分類、特征，方法論等，也是民俗學研究的熱門話題。此外還有“實踐民俗學”、“家鄉民俗學”，表演理論等概念被提出討論，只是這些討論還不夠深入，或沒有實踐成為優秀成果。

專題研究是近幾年來收獲最多的領域，特別是民俗學專業的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無論是歷史民俗事象還是現實民俗事象的研究，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如蕭放的《荊楚歲時記》研究，徐贛麗的《民俗旅游村研究》以及薩滿文化與儺文化的研究等，就兼顧了歷史文獻與現實民俗事象的研究。查2014年“北京師范大學民俗學國家重點學科博士研究生論文數據庫”，得知北師大民俗學和民間文學專業畢業了111位博士研究生，111篇博士論文幾乎涉及歷史民俗和現實民俗的方方面面。筆者沒有統計過全國高校、研究機構培養的民俗學和民間文學畢業的博士、碩士有多少，恐怕有數百人?？v觀這兩個專業的研究生論文，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理論是建立在歷史文獻的梳理和田野作業基礎之上。中國民俗學的理論實踐體現在年青一代學者身上，是中國民俗學發展的希望。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的重任也落在青年一代學人身上。如果說評價這些年來博士和碩士論文的不足，是選題過于龐雜分散，這和導師的學養和研究深度有關，沒能圍繞中國民俗學迫切需要解決的理論問題，統一規劃，指導實施。一流的人才培養，需要一流的導師。

談到中國民俗學的理論實踐，田野作業也是很重要的方面。這涉及到民俗資料學的建設。民俗學資料學是鐘敬文在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理念中，十分強調的。在中國民俗學恢復和重建時期就已提出這一問題。中國民俗學研究必須以堅實的民俗資料的收集為基礎。八十年代初，筆者在講授民間文學概論過程中，曾動員各民族學生，收集、抄錄民俗資料，編輯了5卷將近百萬字的《少數民族民俗資料》，自費印刷3000多套，供剛剛起步的民俗學研究之用。之后有了全國性的民間故事、民間歌謠、民間諺語三套集成。這一集成的普查、編輯、出版持續25年之久。普查中強調在民間文學普查時，要注意記錄相關的民俗事象，大大豐富了民俗資料庫。此外還有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2卷本的《中華民俗源流集成》（1995），從民俗發生學的角度，集成民俗事象的傳說和故事，饒有趣味。

這一時期民俗志的編寫提上日程，各地學者在田野作業的基礎上，出版了多種專題民俗志。胡樸安的《中華全國風俗志》（1923年版）被多個出版社，多次印刷外，書目文獻出版社《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對歷代方志中的民俗資料做了匯集。改革開放40年來，新出版的民俗志著作上百種，如《山東省志·民俗志》（1996），《陜西省志·民俗志》（2000），個人著作如劉兆元的《海州民俗志》（1981）等。全國地方志的編寫，雖將《民俗志》單獨立卷，但成效甚微。只有少數幾個省，出版了省《民俗志》。二十世紀90年代，筆者籌劃編輯出版全國分省立卷的民俗志叢書《中國民俗大系》。歷經十年，在沒有任何科研經費支持的情況下，聘請全國各省的民俗學家擔任分卷主編，終于完成31卷本的《中國民俗大系》，整個大系含1400多萬字，1400多幅圖版。2004年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鐘敬文曾感嘆中國沒有分省立卷的民俗志，《中國民俗大系》的出版，填補了這一空白。鐘老九泉之下定會感到欣慰。

作為民俗學理論實踐的還有風俗史、民俗史、學科史研究。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陳高華、徐吉軍主編的12卷本的《中國風俗通史》（2004），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鐘敬文主編的6卷本的《中國民俗史》（2008）。近期，筆者所著《中國風俗發展簡史》（2018）由學苑出版社出版。是20多年來筆者講授《中國風俗發展史》的總結。此前還出版過張紫晨的《中國民俗學史》（1993），王文寶的《中國民俗學史》（1995）和斷代的社會生活史。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夏商社會生活史》、《隋唐五代社會生活史》等。這表明中國民俗學者著手梳理歷代民俗文獻資料，為學科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提供充實的資料。

時間到了本世紀初，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展開，中國民俗學者的身影活躍在保護工作的前沿。他們運用所學的理論和知識，參與保護工作。在國家和地方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擔任重要職務。中國民俗學會的許多年輕學者代表國家，以觀察員身份出席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會議。

改革開放40年，中國民俗學理論與實踐出現全新的面貌。作為學術史，留下歷史的光輝一頁。其學術著作在百年中國民俗學史上是最多的，也最能體現中國民俗學特色。

四、中國民俗學與世界民俗學對話

改革開放40年，隨著國門的打開，文化交流包括民俗學的學術交流逐步展開。中外學術交流，是中國民俗學的傳統。早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現代民俗學興起時，就與國外的民俗學理論和方法有著不解之緣。國外的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宗教學理論，就曾深刻的影響著中國民俗學的研究。其中如流傳學派、社會學派、功能學派、精神分析學派的著作和不少民俗學著作被譯介到國內，使中國民俗學人眼界大開，開始注意自己身邊的生活（民俗事象）。其中英國人類學派的影響更為深遠。

民俗文化是有國界的，但民俗學的研究沒有國界。特別是比較民俗學，突破國界，變成跨國界的學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俗學和國外的交流開始變得頻繁起來。首先是國外理論著作的翻譯介紹，弗雷澤的《金枝》，泰勒的《原始文化》，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以及丁乃通的《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等被翻譯出版。民間文學方面，印度史詩《羅摩衍那》，芬蘭史詩《卡勒瓦拉》等也有了新的譯本。這些著作不僅成為中國民俗學者的必讀書目，而且幫助中國學者認識民俗文化的本質和特征，并提供了方法論的借鑒。

其次是中外民俗學者的交流和聯合考察活動的展開。改革開放最早開展國際合作的是中國芬蘭學者在廣西三江進行的民間文學聯合考察。之后，中國和日本民俗學者聯合對中國和日本民俗文化聯合考察。這一考察進行過三次，歷時20年，整整一代人的光陰。1990年，中日南方稻作農耕民俗文化聯合考察開始。此次考察由中國民俗學會與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首次合作，組成中日民俗學者聯合調查團，進行為期3年的中日南方稻作農耕民俗文化考察與研究。這一計劃是由日本歷史民俗博物館民俗部的坪井洋文教授、福田亞細男教授訪問北京時向中國民俗學會提出的，得到學會理事長鐘敬文的同意和支持。后因坪井洋文先生去世，由福田亞細男實施這一計劃。此次考察，考察團團長是福田亞細男先生，副團長是張紫晨先生和筆者。中方學者有劉鐵梁、周星、白庚勝、何彬、巴莫曲布嫫、尹成奎和江蘇的周正良、浙江的朱秋楓參加。20多位中日民俗學家混合編組，在中國江蘇的常熟、浙江的蘭溪、麗水畬族地區，日本的茨城縣、千葉縣、沖繩縣進行深入地農耕民俗文化考察。第二次聯合考察由筑波大學佐野賢治教授組織，中日學者聯合進行漢族及周邊民族民俗考察。考察地是云南麗江地區和四川涼山地區。第三次聯合考察仍有福田亞細男主持，在浙江考察。

20世紀90年代，正是中國民俗學恢復和重建時期，套句官話叫“百廢待興”。此時的中國民俗學最缺乏的是田野作業經驗。中國學者也無力(財力)從事田野作業。所以中日聯合考察無疑是雪中送炭，解決了燃眉之急。20年過去了，當年參加考察的青年學者步入中年，中年學者步入老年；當年的講師如今成了教授、博導。變化是巨大的。就以這部分學者來講，考察中的獲益，不僅直接影響了自己的學業，也影響了他們所從事的事業。福田亞細男在總結中日聯合考察經驗時說：“這個項目主要是以中國浙江省和江南地區的調查為主。20多年來，有很多中日學者參加了調查，并培養了中日年輕學者的田野經驗。項目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當時正是改革開放初期，民俗開始復興和繁榮起來。這個時期調查內容主要是祠堂、族譜。第二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后期，這個階段中國的村落與日本農村以前發生的過疏化一樣，年輕人外出打工，村落中共同完成某件事情的現象少了。第三階段是進入21世紀，主要圍繞古村落街區的保護與修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的健全完善過程。這三個階段的調查順應了中國農村社會的變化，中國現在最大的課題非遺保護，也是我們研究的課題。所以，我們應該承前啟后地進行工作，一定會取得很好的成果?！?/p>

請進來，走出去。目前，中國民俗學與世界民俗學的對話與交流已成為常態。改革開放40年來，許多中國民俗學者走出國門，與世界各國的民俗學者進行學術交流。許多年輕的學子到國外進修民俗學，攻讀民俗學碩士和博士課程。回國后成為中國民俗學的中堅力量。早在1996年，中央民族大學民俗文化研究中心籌備召開“面相21世紀的東亞民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日本、韓國、蒙古國、美國以及中國臺灣地區的學者100多人與會，鐘敬文在會議上作主旨講演，致辭祝賀。會議期間，東亞各國民俗學者共同發起成立“國際亞細亞民俗學會”。這個學會總部設在韓國，具有法人資格。該學會成立22年來，在亞洲各國舉行過19次國際學術會議，就眾多的議題進行學術交流，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中國有上百位老中青學者參與學術交流，將中國民俗學研究成果傳播到亞洲各國，也分享了亞洲學者的學術成果。

中國民俗文化是在獨特的自然和人文環境中形成的，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多民族文化特色。就以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而言，中國已形成四級文化保護體系，進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項目有1300多項。進入聯合國名錄的項目有30項，這些項目大都是民俗文化的結晶，凝聚著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中國政府已經批準加入聯合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伴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展開的中國民俗學研究，體現出中國民俗學人的話語權。從這種意義上講，中國民俗學與世界民俗學對話，當之無愧。

五、后鐘敬文時代與中國民俗學派

鐘敬文《建立中國民俗學派》一文發表已經20周年。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中國民俗學進入后鐘敬文時代。鐘敬文中國民俗學理論，體現在他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中中。鐘敬文時代，無疑是中國民俗學走向自覺的時代。曾經經歷過“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早期民俗學運動實踐的學者，如顧頡剛、?；?、鐘敬文、容肇祖、楊堃、楊成志等，改革開放中直接參與了中國民俗學的恢復和重建，指導了中國民俗學理論建設和實踐。鐘敬文晚年提出“建立中國民俗學派”是有充分的歷史和現實根據的。他對中國民俗學派的構想，是建立在對中國民俗學的自覺和自信基礎之上的。

關于學派的形成，歷來都有不同的解讀和分野，形態各式各樣。如師承學派、地域學派、問題學派等等。中國先秦時期的儒、墨、道、法，就是不同的學派。明清時期是學派出現最多的時代。與學派對稱的還有流派。學派講究師承關系，流派講究獨特性，這是二者的不同。中國民俗學派的概念，不是憑空提出的，它的倡導者，具有富有民俗學學科實踐，培養了眾多的門生。鐘敬文積70年學科實踐，以他淵博的知識經驗，洞察中國民俗文化的歷史和現狀，提出自己的學派主張。后鐘敬文時代要想成就中國民俗學派建設，首先要學習鐘敬文的民俗學思想，民俗學理論和他為中國民俗學學科的獻身精神。

后鐘敬文時代，中國民俗學派的建設有許多有利的條件。要善于利用這些條件，努力進取。改革開放以來，僅北京師范大學培養的民俗學、民間文學博士就有100多位，其中直接受教于鐘敬文門下的博士、博士后30多位，以師承關系構成中國民俗學派的學術梯隊，這一梯隊足以承擔中國民俗學派賦予的重任。關鍵是要有承擔此任的學派帶頭人，要有精密的學科規劃和實施計劃。筆者認為，要建立中國民俗學派，認清目標，從如下幾方面做起。

第一，增強民俗學自信，樹立獨立學科意識。改革開放40年來，各個社會學科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與民俗學關系密切的人類學、社會學成了龍頭老大，于是許多民俗學研究機構紛紛向這些龍頭老大靠近，想借這些學科壯大自己，結果混淆了民俗學的疆界。誠然民俗學與上述學科在研究內容上有所交叉，方法上有所借鑒，但民俗學有其獨立的學科地位，不應該成為人類學和社會學等其他社會學科的附庸。這一點鐘敬文在他的學術實踐中是十分強調的。中國民俗學雖然走過曲折的路程，但經幾代學者的艱苦努力，已經確定了學科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

第二，確定研究領域和目標。中國是一個民俗大國，有著幾千年的民眾生活史。浩如煙海的歷史文獻，記錄了歷代豐富多彩的民俗資料?！拔墨I民俗學”或“歷史民俗學”應是中國民俗學派廣闊的研究領域；“多民族的一國民俗學”是中國民俗學研究的特色之一；

第三，創立民俗資料學。包括歷史的、民族的、地域的民俗資料，民俗志（包括圖像民俗志）的編纂，方志民俗研究，民俗數據庫建設是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的根基；

第四，書寫中國民俗學學科史。包括古代史、現代史，著名民俗學者評傳，民俗事象傳承人口述史等；

第五，方法論。主要是田野作業，民俗源流考據方法的運用，是中國民俗學書齋研究的傳統，應該予以重視。此外，還有高科技技術的運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經驗總結等；

第六，學派學術梯隊建設。重視鐘門弟子在中國民俗學派建設中的作用；

第七，規劃中國民俗學派建設方案，加以實施。這一方面，北京師范大學和中國民俗學會，應該有所擔當。

總之，改革開放40年，中國民俗學由絕學變為顯學，有了自己的獨立學科的地位，聚集了眾多的有志于民俗學研究的精英，和世界民俗學學科的發展相比，取得的成績毫不遜色。只要大家齊心協力，努力進取，鐘敬文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的宏愿一定會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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