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貨緊縮，一個中國人這兩年開始逐漸耳聞的幽靈，但中國人并不知道通縮之下民生如何多艱。

這樣的歲月，隔壁的日本過了三十多年。現代國家長期陷入通縮的現象并不常見。長期通縮是一種“富貴病”。只有家底殷實的發達經濟體才能承受長期通縮的慢性折磨，也只有發達經濟體才有相對成熟的機制一定程度上抑制政府濫用“印鈔權”的沖動。

二戰以來，五年以上的長期通縮現象僅有兩次，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歐美發達國家的“滯脹”和上世紀90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后“失落的30年”。

因此，對普通人而言，相比貨幣大幅貶值、物價高漲的惡性通脹，長期通縮是更為陌生的經濟現象。以至于會產生“物價不貴、壓力不大”的玫瑰色幻想。然而，日本社會“失落的30年”，并不是“歲月靜好”的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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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降級的30年

長期通縮的典型表現是宏觀經濟陷入停滯。1992年至2021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GDP、物價指數CPI、廣義貨幣M2、勞動生產率增速等宏觀經濟指標，都呈現出穩中有降的平穩狀態。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普通人的生活波瀾不驚。

1990年“泡沫危機”爆發后高空墜落的十余年，至今還是很多日本普通人揮之不去的夢魘。

1991年到1999年期間，日本經歷了“倒閉潮”，每年破產的企業都在1.4萬家左右。失業率隨即快速攀升，從1990年的2.1%上升至2002年的5.4%，增加了2.5倍。

年輕人是失業潮最大的受害者。日本進入70年代后，每年約有200萬人出生。20年后，龐大的“70世代”頂著經濟寒潮步入職場，舉步維艱可想而知。1990年日本大學生的畢業就業率從74%，1999年已降至58.9%。比“區區”15個點的降幅更嚴重的，是就業“含金量”大幅下降的“就業降級”。

處境惡化、掙扎在生死線上的企業被迫放棄了日本社會曾經引以為傲的“終身雇傭制”，取而代之的是員工派遣、臨時雇傭等“非正式雇傭”。“打破鐵飯碗”的就業降級在90年代后期達到了高潮，日本總務省的數據顯示，從1997年到2002年正式雇傭減少了399萬人，而非正式雇傭增加了368萬人。這意味著15%的正式員工變成了薪資福利大幅縮水的“臨時工”。

2004年左右，企業倒閉潮結束。但是，經濟增長停滯的通縮壓力下，國內企業投資擴大生產的信心不足，經營風格保守。“非正式雇傭”擴大化的就業降級趨勢并沒有逆轉。

2023年，日本的正規雇員為3606萬人，比90年代初減少了約200萬。非正式雇傭勞動者規模達到了2124萬，比九十年代初增加了約1200萬人。長期以來，非正式員工和正式員工之間“同工不同酬”的不平等，飽受日本社會詬病。兩者之間的待遇差距不僅體現在薪資待遇上，更體現在企業福利上。實際收入差距一度高達2-3倍。

直到2020年日本厚生勞動省大力推行非正式雇員和正式雇員的“同工同酬”政策，終于解決了薪資待遇差異問題。但是，基本養老金、企業養老金等福利待遇差距，依然得不到解決。更無解的是職業前途，錯過了互聯網崛起的日本，缺乏自由職業成長的空間。主要就業崗位還是來自傳統企業，這樣的就業環境下，非正式員工幾乎沒有職業成長的空間。

因此，日本“失落的30年”看似人均可支配收入、薪資水平都保持了平穩，連失業率最終也穩在了5%，沒有進一步惡化。看似波瀾不驚的數據，卻是就業市場結構性分化的暗流涌動——“非正式雇員”的廉價分母為紙面上的穩定做出了貢獻。

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就業市場趨冷后，日本年輕人也曾“考公”自救。1991年到1995年，日本考公人數從7萬增至12.4萬人，報錄比例高達30:1。但是，每年數千的公務員崗位與200萬的就業需求相比就是杯水車薪。

更為關鍵的是，為了遏制通縮，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財政擴張政策，政府負債率從1990年的70%上升到2022年的230%。這樣的財政狀況，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韙大幅擴編。

最終，日本年輕人只能無奈放棄“政府鐵飯碗”的自救選擇。2000年后日本“考公”趨冷，錄取比最終穩定在4:1。顯然，“考公熱”未能解決年輕人就業問題，不過是那段蹉跎歲月中的小小插曲。

總之，日本“失落的30年”，是就業降級的30年。“打工人”熬過失業率暴增、終身雇傭制解體的危機十年，還要忍受長期通縮的折磨。世界經合組織調查，2000年日本人的平均年薪為38364美元，2020年平均年薪為38514美元，20年只增加了區區150美元。雖然同時期日本的物價指數也處于原地踏步的狀態，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普通人的生活歲月靜好。

正式雇傭和非正式雇傭之間的鴻溝，造成了“打工人”群體的分化和階層固化。經濟紅利的“總盤子”不變，不同階層之間的分配只能此消彼長。正式員工的日子好過一點，那就得苦一苦“臨時工”。這種階層分化的結構性變化在很難在宏觀數據中體現出來。平均薪資和物價一起躺平的“歲月靜好”只是表象，實際上是約占勞動人口三分之一的非正式雇員默默承受了不公平的經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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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資產配置降級

長期通縮的經濟停滯不僅壓制了工資薪酬的增長，還改變了日本家庭資產配置結構，普通日本家庭的資產性收入消失殆盡。

上世紀80年代，日本家庭資產配置正處于儲蓄型向投資性的轉型階段。

1989年危機爆發前，日本家庭金融資產中的儲蓄占比下降到45%，比1979年降低14%。增長最快的是股票，占比達到20%，比1979年增加了6.8%。其他投資性的金融資產如保險、信托，在家庭金融資產中的占比也有2%-6%的增長。

泡沫危機爆發后，日本的股價連續暴跌，1990年至1993日經指數分別下跌了7.15%、36.83%、15.04%、28.85%。嚴重的股災導致日本家庭金融資產重回高儲蓄的保守風格。

90年代以來，日本家庭持有的存款份額逐漸增加至55%。再加上長期儲蓄性質的養老金份額上升，家庭金融資產中的儲蓄占比幾乎回到了70年代水平。比70年代更糟糕的是，通縮壓力下的低利率政策，儲蓄利率接近于0，資產性收益微不足道。

與之相應的是，股票和投資信托份額逐漸降低，從約20％大幅下降至8.5％，大幅低于1979年。而且，股市長期低迷和三輪深跌，股票成了日本家庭的負資產。直到2012年安倍內閣上臺后采取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日本股市終于止住了頹勢。不過，對股災心有余悸的日本國民還是對投資股市高度謹慎，“安倍經濟學”刺激了近十年，股票在日本家庭金融資產中的占比才回到10%以上。

“失落的30年”，清空了日本家庭金融資產的資產性收益。金融資產之外的資產配置主力房地產，表現同樣糟糕。

實際上，與慘不忍睹的股市相比，日本房地產的表現要“好”得多。1990年股災爆發，日本經濟步入“失落的30年”，房價依然堅挺了兩年。1990年和1991年分別上漲了11.36%、8.78%，是歷史最高漲幅和次高漲幅。房價從1992年到2009持續下跌，2002年跌幅首超5%，最高跌幅是2004年的6.85%，比動輒兩位數下跌的股市暴擊“溫柔”不少。2010年后止跌回升。

把“失落的30年”歸咎于“房地產泡沫破裂”，更多的是出于對高房價厭惡的社會情緒，甚至1989-1990年日本央行采取連續大幅升息的初衷并不是“主動刺破房地產泡沫”，而是為了抑制“股市過熱”的過激之舉。

不過，曾經在日本家庭資產配置中占比過半的房產“跌跌不休”，對日本家庭的心理沖擊、長期經濟壓力不可低估。因為房產投資是推高家庭負債的絕對主力，房價持續下跌、房市低迷導致很多日本普通家庭陷入了長期債務的陷阱，留下了超長的心理陰影和經濟壓力。

1985年至1990年日本房地產大熱，日本家庭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陡增，從51%快速攀升至69%。在2000年達到峰值，約為71%。此后迅速回落，2008年回落到60%，終于降至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房地產不良資產初步消化完畢。但是，“利空出盡”后，并沒有再進一步下降。此后日本家庭負債的GDP占比長期保持在60%上下小幅波動，依然處于較高水平。日本家庭負債5年完成“爬坡”，20年才勉強下山，日本家庭承受的經濟壓力可想而知。

日本家庭付出了長期身陷高負債陷阱的沉重代價，房產并沒有產生與之相稱的資產性收入回報。

日本政府官方數據顯示，1999年日本家庭的住宅和土地為8.627兆美元，2018年為10.583兆美元。將近20年僅僅增值了22%，年均增值1%是十足的黑色幽默。

長期通縮的環境下，家庭資產的現金收益和升值收益都是鏡花水月的泡影。失落的30年，也是家庭資產降級的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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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失落的30年”沒有歲月靜好

“失落的30年”就業環境惡化、家庭財富縮水，日本普通家庭的收入遭遇重創。1986年到1992年，日本家庭平均年收入從505萬日元增長到647萬日元。危機爆發后日本家庭收入持續失血，2005年減少到563萬日元，2018年更是下滑到552萬日元。30年間，日本家庭平均年收入減少了約100萬日元，損失不可謂不大。

家庭收入下降引發了連鎖反應，“缺錢”導致消費降級、投資疲軟，又進一步加劇了通縮，這就是通縮現象的惡性循環。只不過這些都可以經過話術的包裝“喪事喜辦”。比如，消費降級、投資疲軟的悲觀預期可以包裝為大徹大悟的“低欲望社會”，奢侈品消費大幅下降可以是清新脫俗的“小確幸”。“喪事喜辦”可以有一百個版本，但是“缺錢”才是唯一的真相。

長期通脹壓力之下的日本經濟沒有崩潰脆斷，社會秩序沒有受到嚴重沖擊，得益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家底豐厚、深度融入全球貿易體系的海外投資收益反哺。換作大部分欠發達國家，多半熬不過危機爆發的頭十年。

然而，“富貴病”也是病，“失落的30年”是實實在在的“失落”，是寒氣逼人的經濟凜冬，這可不是想象中“干活不累，收入不低，物價不貴”的“歲月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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