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炎黃春秋》總編的杜導正先生說：曾彥修原來是康生的秘書。反右時，他是人民出版社的總編輯。人民出版社打右派的任務是十二個，劃到十一個的時候，劃不下去了。你看曾彥修，在緊要關頭，人家的品德就表現出來了。他把自己劃成了右派。我就不如他。我只知道曾彥修會寫雜文，來過南通。前月寄贈《天堂往事錄》上下冊，這是一部極為厚重的書。
南通教育局長馬駿，在反右時他看來看去，自己的單位里沒有右派，都是好同志，如實匯報:“我們這里沒有右派。”最后上級說,“你這個說法就是右派言論，你就是右派。”于是他真的戴上了右派帽子，下放勞動改造。二十年后平反，出任老年大學校長。他是一位書法家，以小楷條幅《醉翁亭記》相贈。
臨終前，他一吐胸臆，說：千刀萬剮啊。
南通日報劃出兩個右派:一個是總編王子昌，一個是文藝組長謝望族。報社當時四五十人，按百分之三的指標，應該是可以了。上邊忽然說:“你們還少一個，因為報社印刷廠的職員也是知識分子，你們應該是三個右派。”
這時，反右運動已經收兵。怎么辦?總支書記楊卓如把文藝編輯張才福喊來，他說:“你和謝望族的關系好，觀點是完全一樣的，雖然你沒有鳴放什么，實質上也是右派。”張才福不免大驚。他說:“我又沒說什么，也沒有人揭發我什么。”老楊說:“你還是老實一點好，下去勞動，老老實實改造自己，你是一個小右派，我可以早點給你摘帽子。” 張才福知道抵抗就要罪加一等，王子昌就是因為不服，右派成了極右。他什么也不說，戴著帽子下農村。老楊倒也說話算數，較早給他摘了帽子。張才福受到教育，從此不多言語。
這三個人，可以說都是我近距離的朋友，我并沒有去有意采訪收集這些材料。
反右群眾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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