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民間“彭德懷上書”

——華中工學院學生張治水致中央三萬言書

作者：李洪林

時間：2012-03-15

原載：《炎黃春秋》雜志2012年第3期

轉載：胡耀邦史料信息網（2012-03-15）

張治水寫給中央的信（部分）

廬山會議上的兩封信

　　眾所周知，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三面紅旗”提了一點意見。其實就在同一個時間，山下還有一個民間的“彭德懷”，也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同樣是批評“三面紅旗”。這兩封信，都關系到中國的前途。

　　彭德懷的信和故事已為人們所熟知，而那個民間“彭德懷”和他的信則被歷史的灰塵所遮蔽，50余年來不為人知。

　　那個民間“彭德懷”，當時是華中工學院的學生，名叫張治水。他的信是7月11日寫的，全文約3萬字。信寄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后，立即被轉到中央政治研究室。政研室主任是陳伯達，主要任務是調查研究，每半月出一期黨內刊物《思想界動態》，只發給中央委員和省部級的一把手。我當時在政研室工作，專門負責編輯《思想界動態》，見到張治水的長信，覺得是很重要的群眾思想動態，這個青年人很有見解，應該及時向中央反映，所以迅速加以摘錄，刊登在7月23日出版的《思想界動態》第十九期上。

　　這一期《動態》印好后就空運到廬山。當時我們只知道中央正在廬山開會，并不知道具體議程。陳伯達這時正在廬山。他作為毛澤東的理論助手，一向察言觀色， 此時已被毛的7月23日講話嚇得魂不附體，他一見到《動態》，不但全部扣下，而且打電話到北京，叫我們把這一期刊物全部收回。

　　據我所知，廬山會議上還沒有人提到張治水的信，可見與會者都沒有看到《思想界動態》。

　　但是在政研室，這一期《思想界動態》卻成為“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斗爭中的一件大事。我就因為編印這期《動態》而犯了“配合彭德懷向黨進攻”的錯誤，遭到入黨十多年來最猛烈的批判。

　　張治水這封信所反映的情況和意見，在深度和廣度上，都遠遠超過彭德懷的信，應該說對廬山會議的討論和決策，極有參考價值。而且實踐也已經證明：張所反映的情況，都是真實的；他所提的意見，也是正確的。2011年，張治水的家屬從湖南給我寄來了原信，我覺得，為了恢復歷史真相，使錯誤不再重犯，不應該讓這封信永久湮沒。它不是故紙堆里的垃圾，而是一顆被人誤丟的明珠！所以我將信件原稿進行了整理，摘要如下：

黨在1958年所犯的錯誤和原因（摘錄）

一、錯誤在哪里？

　　黨在58年究竟犯了些什么錯誤呢？首先是忽視了辯證唯物主義的一條最基本的定律：事物的發展是平衡的，互有內在聯系。強調一點忽視其它，就會彼此失顧，以致影響主要的。這就是黨在58年所犯的主要錯誤。

　　我們知道在1100萬噸鋼中，其中優質鋼占900多萬噸，土鋼只占200多萬噸，這200多萬噸土鋼，幾乎動員了全國一半以上的力量，花的本錢就更加無法計算了，這種全國總動員的作法，顯然是錯誤的。我們僅僅為了煉鋼，卻來了個全民運動，機關停止辦公了，學校停課了，一些服務性行業半停止營業了，參加農業生產的人減少了約三分之一，其結果是鋼鐵的供應緊張并沒有得到緩和，而促使其它各項物質供應緊張。有人說完不成1070（萬噸鋼）在國際上影響不好，這點我們不否認，但我們應比較一下，國際友人來到我們國家，看到飯店里沒有飯賣，市場里各項物質都缺乏，人們過著半飽的生活，哪一個影響大呢？

二、應該算清兩筆賬

　　祖國已經解放十年了，建設一年年增長著，生活卻下降了，現在連飯都吃不飽等等。有的說我現在最高的欲望就是能吃頓飽飯；有的說現在最幸福的人就是炊事員；有的說共產黨是幻想家，去年還說種一年田打一年籃球，糧食吃不了釀酒喝，現在連飯都吃不飽等等。物質到哪里去了呢？只要給去年的鋼鐵算算賬，就會發現我們失了多大的血本呵。就拿我們這里來說吧，二百多人，日夜苦戰了一個多星期，總共煉了一百多斤鐵，拿每人每天一元工資計算，光工資成本就二千多元，再加上木材、礦石、焦炭，平均每斤鐵的成本不下于二十元，而生鐵的售價也只二角錢一斤！一般的土爐子從搗觀音土到烘爐至少也得四五天，壽命往往只有一天，煉鐵數百斤，有的幾個鐘頭就壞了，斤鐵未出。既然是搞經濟建設，我們就必須考慮它的經濟效果，更何況我們是一個窮國。我們只要冷靜地思考一下就會發覺這種作法的幼稚可笑，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今天，竟全民都去搞起14世紀的玩意兒，并且還頻頻不煩地去作著種種愚蠢的試驗。

　　讓我們再算另一筆賬，由于投資過大，施工過多，去冬至今很多工廠企業建筑公司，因原料不足形成半停工狀態，而工人的工資還是要照發，設備大量地被積壓著，這又是多大的浪費！看來多快好省的口號也應改為省、快、多、好了，貪多嚼不爛有什么用。

三、產生錯誤的兩個主要原因

　　黨內滋長著一種驕傲情緒，不愿聽聽反面的意見。譬如，去年有人提出過，這樣辦鋼鐵不合算，要虧本；也有人提出過這樣搞會破壞平衡。黨不但沒有接受這種善意的意見，反而給加上一頂“算賬派”、“保守主義”的帽子，批判一頓。當善意的意見被拒絕了，只好觀潮了。

　　產生錯誤的另一原因，就是我們黨不愿看到自己的錯誤和缺點，沒有認真深刻地去總結它。56年假如我們不是用簡單的反冒進的作法，而是更深刻地冷靜地去總結產生不平衡的原因，也就不會犯下58年的錯誤。因此今后每一年我們都應專門地去總結一下錯誤和缺點，成績談漏了也不要緊，這只會給我們的事業帶來好處。

四、幾個過左的口號

　　去年在一些報刊雜志上提出了“作黨的馴服工具”，這是一個有原則性錯誤的口號。這樣一個口號會束縛青年人的思想，也是始終沒有為廣大群眾內心所接受的。

　　“保證黨的絕對領導”，也沒有提出的必要。反右以后，黨在高等學校和各個部門已經是絕對領導了，一些擔任領導的民主人士和各黨派人士，已經不敢再大膽說話了，我們又何必把口號提得過左呢？

　　據說在政法系統提出過黨的政策就是法律，這是一個多么危險的口號！右派分子攻擊我們黨和群眾是主人和仆人的關系，而我們卻向群眾提出作黨的馴服工具；右派分子攻擊我們是黨天下，而我們卻提出黨的絕對領導；右派分子攻擊我們沒有國法，我們卻提出黨的政策就是法律。這不叫做不打自招么！！！

五、應當辨清假象

　　有一位做過多年黨的工作的領導同志感慨地說：“往往有些我們估計執行不通或者執行起來會有問題的措施，拿到下面去順利地執行了，領導的思想真趕不上群眾！”假如他冷靜地分析一下，就會發現群眾中一些中間和落后的人不是沒有意見，而是有意見也不敢提。而群眾中一些先進的人，雖然沒有意見，但往往也是腦子發熱。

　　由于我們對待不同的意見，一味采取批判的辦法，也由于我們把一些口號提得過左，這種假象就越來越嚴重。我們只要背后仔細觀察，就會聽到一些輕輕的埋怨聲和無可奈何的嘆息聲。而這種聲音作為黨的干部是再也聽不到了，這說明我們黨是走著一條脫離群眾的多么危險的道路！！！

六、怎么辦

　　這種假象不但嚴重地在群眾中存在著，甚至在我們黨的一些高級干部中也存在著，甚至刮得我們的老舵手毛主席也有點掌不住舵了。我們黨必須進行一次新的整風，但不能再用自上而下批判的辦法，應該冷靜地實事求是地坐下來談一談，擺事實說道理，不同的意見可以和平共處。黨也應該找黨外一些人談談心，對于那些做錯了的地方或不夠的地方，應大膽承認錯誤。

七、關于知識分子政策

　　為什么解放以來幾乎沒有看到高級知識分子有什么創造呢？要設身處地想一想，解放以來，幾乎每次大的運動都把他們打擊和批判一頓，這樣做使他們有苦說不出，特別是拔白旗后，大多數老教師走路都抬不起頭。

　　知識分子看問題比較敏感也比較深刻，說話也比較慎重，比較客觀。應該看到歷史上幾乎沒有哪一個朝代不是由于不聽正直知識分子的忠告而傾于崩亡。我們不應該只愿聽贊揚聲，一個忠心耿耿的人，不會過多地去歌功頌德。

八、關于干部政策

　　人們為什么對曹操那樣感興趣，因為曹操是歷史人物，說錯了也沒有多大關系，反正是學術問題。對現實問題誰也不敢談，唯恐犯錯誤。寫文章的人一致稱贊曹操的用人唯才，不分階層，我想或許有些暗示，只是不便說罷了。

　　近來有些地方在選拔干部時的確有忽視才的傾向，或者認為學識是無關緊要的，只要聽黨的話就行了。無產階級不應當害怕敢于提出反面意見的人。德的標準不應當就是聽話。

九、關于科學研究工作

　　對于在學術上出現的唯心主義，我們不應一棒子打死，這對于我們追求真理是有利的。假如唯心論者提出的道理，唯物論者無法說服時，就會促使唯物論者去尋找更充分的科學根據；假如唯物論者根本就無法說服唯心論者，也許唯心論者就是不自覺的唯物論者。歷史上可以找到許許多多這樣的事實，牛頓和愛因斯坦在科學上的成就，黑格爾在哲學上的造詣，就可以說明這一點。我們應該允許這種矛盾的存在。假如沒有人提出錯誤的假設，恐怕真理也就不會存在了。

十、關于理論教育工作

　　解放以來我們一次又一次地進行著正面教育，表面上看來很好，但會產生一種危險的麻痹作用，一個沒有聞過臭味的人也辨別不出香味。歷史上許許多多偉大的人物都是讀了許多的書，包括好的和壞的。在他的腦子里也是作了許多正面和反面的思考，走過許多曲折的道路，終于找到了真理。因此我們黨的理論家和教育家就應該研究如何采用適當的方式在青年中進行若干反面教育，啟發學生去獨立思考，敢于對一切問題產生懷疑，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而現在的情況是：一種人有意見埋在心里不說，另一種人根本不敢去想。

十一、關于黨報

　　記得黨中央關于在黨報中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曾經作過專門的決議，編輯現在似乎都忘記了或者怕登批評的稿件，過去還經常可以看見在報紙上揭發一些虛假現象，一些有正義感的人還可以把一些不好的情況向報社反映，只要基本上符合事實，就會得到黨報的支持，而現在不但不敢反映不好的現象，甚至連個人的申訴也很難得到支持，一切相信基層，群眾有不滿也只好埋在心里。黨報的虛夸現象非常嚴重，稻谷畝產三萬六千斤的事，記者是否也深入地作過調查，似乎是指標越高越好，也不過問事實，這樣下去將嚴重地影響黨報的威信。

十二、關于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也是在去年一股風下辦起來的，既未經過試驗，也未經過充分醞釀，不足月的產兒往往是很難活下去的。我國的農村，基本上還是封建經濟的解體，而這種解體還是我們用土改的辦法，促使它完成的。由初級社升高級社，這已經跳越了資本主義階段，再要組織具有共產主義性質的人民公社，就必然產生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嚴重脫節現象，從而給我們的工作帶來巨大的困難，將來的事實將會說明這一點的，因此可以說，我們的人民公社是一副怪胎，不如早點打掉它。

十三、關于民主生活

　　和部隊復員轉業的戰友們閑談，都有一種感覺，認為在地方還不如在部隊自由，為什么部隊的組織紀律那樣嚴格，反而會感到自由些呢？這關系到我們的民主空氣。

　　人們現在不但感到物質生活緊了，政治生活也感到緊了，誰要說錯了一句話或者發了幾句牢騷，就要受批判，或者拿到大會上去辯論。黨應該使每個人都感到我們的物質生活和政治生活都一天天更加美好自由。

十四、關于檢查團

　　去年中央和地方都組織了檢查團，為什么這些問題都沒有發現呢？主要是犯了高高在上主觀主義的毛病，檢查團來到三天之前，就忙得團團轉，到處搞得漂漂亮亮，似乎不是檢查團來檢查工作，倒像是歡迎參觀團來參觀，有虛假也就無法看出來。

十五、關于電影藝術文化生活

　　人們喜歡能看一部好的電影，可是往往是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東西，千篇一律，不能給人藝術的感染。

　　走到車間工地，看到的是“鼓足干勁爭上游”的大幅標語口號，走到俱樂部也是類似的東西，打開報章雜志也不例外，使人感到生活太單調。打開詩刊，竟看不到一首情詩，有也是翻譯外國的，或者是少數民族的。這樣下去三百年后的人會感到奇怪：難道那個時代的人就是一天到晚搞建設，連愛情也不談了，友情也沒有了？

　　我們既然是現實主義者，在反映好的同時，也應該反映壞的一面，我們的黨員有勤勤懇懇愛人甚己的，也會有高高在上不關心群眾的。而現在作品里的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幾乎都是一樣，一張慈祥的臉，一顆剛強的心……

十六、關于十年大慶

　　聽個別領導同志的口氣，十年大慶的隆重要和蘇聯四十周年媲美，運動會的規模要超過奧林匹克，腦子太熱了，應該冷靜一點。

　　為大慶花太多的錢完全沒有必要。中國向來就是一個踏踏實實會過日子的國家，新中國也還要活下去，二十年、三十年……甚至百年大慶時再隆重搞一下，也未嘗不可。

十七、關于運動和矛盾

　　我們總喜歡采用運動式的工作方法，農民把它叫做打擺子忽冷忽熱，顯然這是一種不好的工作方法，使人感到忽東忽西，暈頭轉向。原因是我們不能隨時隨地主動發現矛盾，解決矛盾，一直等到矛盾突出以后，才來集中全力解決一下，這種工作方法非常被動。

十八、關于按勞分配和物質鼓勵

　　去年我們過分強調按勞分配是資產階級法權思想，有些人甚至認為由供給制改為薪金制也是向資產階級法權思想投降，這是錯誤的。

　　在這樣一股風下，工廠的計件工資全部取消了，我們的按勞分配不是做得過多了，而是遠遠不夠。假如政治工作不是以經濟作基礎，政治口號不是和物質刺激相配合，我們的口號將變成空洞的口號。事實上群眾對政治掛帥、大躍進等口號已經不那樣感興趣了。我們不能永遠靠一股風來進行工作。

十九、教學革命的做法是錯誤的

　　對待這樣一個嚴肅的學術問題（教學革命），我們采取的態度是粗暴的，強詞奪理，而不是真正采取自由辯論的辦法，

　　這種愚蠢的辦法，結果是怎樣呢？大家都學聰明了，誰也不說心里話了，被批判的人表面上看來很聽話，可是心里誰也不服，有的消沉了，有的在感情上與黨距離更遠了。

　　怎樣理論聯系實際，教學革命也是走了個極端，要學生編教材。往往是剛學過的功課，甚至還未十分理解它就要去編講義，那當然只得東抄一段，西錄一段，或者生搬硬套地把一些實際例子搬到講義上。

二十、關于為什么要寫這封信

　　親愛的黨，在教學革命中我被戴上反動分子的帽子斗了一頓，我的心一直很沉痛。起初我認為可能只有我一個人是這樣，也許真是趕不上形勢的發展。后來和一些拔白旗的人相逢，個個都唉聲嘆氣，有一種有苦說不出的味道，看見一些老教師也都那樣萎靡。我想為什么都會這樣呢，越想越不對頭，一種強烈的戰士感責備我，當我們黨幾乎聽不見什么反面意見時，作為一個志愿軍戰士的我，為什么不把這些東西提出來呢！因此整整寫了一個半月。最近病了，醫生勸我休息，我還是堅持把它寫完。

　　無論從我的年齡、知識和地位來說，我都不應該夸這樣大的口，連黨中央和毛主席都批評起來了，我想黨會原諒我的冒昧的。即使全篇文章都是錯的也好，我愿作一個探測真理的尖兵，這樣做可能給我自己帶來更大的不利，但對于黨和社會主義的祖國總多少會有一點好處的，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華中工學院機制三年級學生 張治水

（1959年）7月11日

在劫難逃的“小彭德懷”

　　和彭德懷同時上書的張治水是個青年團員，參加過抗美援朝，復員后考上大學。他身處底層，“看見大躍進帶來的蕭條景象以及各種議論”，感到憂心忡忡。他暑假回家時，在火車上遇到一位抱著小孩的婦女，含淚述說他們農村糧食已經沒有了，她幾天未吃飽，乳汁斷了，孩子餓得哇哇直哭。張治水見她向鄰座乞討餅食的情景，“我的心酸了，為什么會造成這樣呢？其根源在于中央的指導思想和政策出了問題，在于左的思想在統治著一切”。

　　于是他“抱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國家有難，匹夫有責的心情”，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直寄黨中央，另外抄了一份交黨支部轉送上級黨組織。他很清楚此舉的可怕后果。“我也知道，這篇文章是很難為人所理解的，觸及的都是黨的一些根本方針政策問題，連黨中央和毛主席都批評起來了。”但他還是下了決心，哪怕“這樣做可能給我自己帶來更大的不利”，“但對于黨和社會主義的祖國總多少會有一點好處的，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廬山會議后，在席卷全國的“反右傾”高潮中，張治水遭到了沉重的打擊。他作為“小彭德懷”，成為武漢地區一個重點對象。湖北省委秘書長親自到華中工學院去召開全院批判大會。自此大大小小的批判會和“辯論會”，不知進行了多少場，特別是反復追問他受了誰的指使，哪些人與他合謀。他說獨自寫的，但是沒人相信。同時各種議論對他也形成巨大的壓力，什么“漏網大右派”，“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暗藏很深的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等等，使他感到無法再活下去。有一天晚飯后走在馬路上，他一頭撞向一輛大卡車企圖自殺。多虧司機及時剎車，才幸免于難。司機大喝一聲：“你想找死啊！”強行把他拖開。這時他才清醒過來：“我為什么要去死？我死了不如一條狗，死了只能是一個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殺，成為說不清道不白的冤死鬼。”

　　他后來回憶說：“這是一次生與死的決斗。”此后他決心活下去：“我有老母有妻子有兒子，為了他們我應該活下去，否則他們都會成為反革命的家屬，我不能害他們。”而且他“相信歷史會做出正確的判斷”，所以終于挺過來了。

　　這一“挺”就是20年。不但他自己因為背著“政治問題”的黑鍋，被打入“另冊”，到處遭歧視，連他的兒女也都受到株連，想參軍或入團都不可能。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張治水的冤案才得到平反，重見天日。

　　張治水在大學是學機械的。平反后，在一個機械廠擔任總工程師和廠長，得以發揮所長。只可惜由于長年在政治高壓下備受屈辱，又在十分惡劣的條件下生活和勞動，他的身體已經受到嚴重的傷害，平反后能施展才華的時間，只有十幾年，不久就疾病纏身，如今已經癱瘓在病床上失去意識很久了。

　　從他寫給毛澤東的信來看，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他雖然身處基層，學的是工程技術，但是眼界開闊，對不少現實問題都能提出獨到見解，有些看法還很深刻，而且對弱勢群體和底層苦難的關懷溢于言表，應該說具有“智者”的眼光和“仁者”的心懷。更加可貴的是，他在反右派運動之后，明知批評共產黨將給自己帶來多么可怕的后果，但還是把信送出去了， 充分說明他具有“勇者”的骨氣。智、仁、勇是中華民族傳統的“三達德”，在張治水身上可以說集中體現出來了。比如，他當時就斷定：人民公社是個“怪胎”，應該早日解散。這是多么犀利的眼光，多么大膽的結論！那個時候的中國，有幾個人能有這種眼光？又有誰敢說出這樣的話？

　　一個青年學生和許多中央委員的對比

　　在智、仁、勇這“三達德”里面，論起智力來，中國人絕不比別人差，過去和現在都是這樣。但是談到仁和勇，就另當別論了。

　　“仁者愛人”。“愛人”是仁的基本要求。可是毛澤東的“斗爭哲學”訓導了中國幾十年，社會通行的美德已經不是“愛人”，而是“整人”、“斗人”和“坑人”了。

　　至于作為“三達德”之一的“勇者不懼”，在當代中國就更稀罕了。按理說，共產黨既然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黨員就是中國人里最先進的分子，中央委員更應該是先進分子中的精英，足以成為全中國人民的榜樣。能夠當上中央委員，說明他們的智商絕不會低，張治水所看到的“三面紅旗”的問題和社會的慘象，這些“當朝公卿”和”“封疆大吏”一定都能看到。然而除了彭德懷等個別人之外，居然沒人敢向毛澤東反映，更不要說當面諍諫了。本來許多人看到彭德懷的信時，大體上都是同意的 。但是毛澤東一發話，他們立刻變臉，眾口一詞批判起彭德懷來了。當時在廬山上的那些中央委員，如果和青年團員張治水比一比，就可以看出誰更具有“勇者不懼”的“達德”。

　　悲劇能避免嗎？

　　今天的政治舞臺上，毛澤東式擁有絕對權威能夠獨斷專行的人，已經沒有了。中國的命運已經不會取決于某一個人的生死了。那么，彭德懷或張治水式的悲劇能夠避免嗎？整個國家因為不能及時糾正錯誤而陷入危機的局面能夠避免嗎？

　　回答是不能，因為造成這種悲劇或危機的制度還在。

　　這種高度集中的權力即壟斷的權力，不但能制造悲劇，而且會孕育出制造悲劇的獨裁者。至于這個權力的運用者是一個人還是一個集體，并不影響它的性質。

　　在這種制度下，“官大一級壓死人”，有權就有一切，濫權不可避免。德高望重如彭德懷也好，默默無聞如張治水也好，哪怕有再好的建議，都可以被掌權者扔到紙簍里變成垃圾，因為沒有一種機制來逼迫掌權者必須接受逆耳忠言，必須接受人民的選擇。在這種制度下，某個建議被扔進紙簍還算是好下場，如果被認為對權力構成“挑戰”，那就“危害國家安全”了。因為這種制度的掌權者本身就是“國家”，所以把逆耳忠言看作“危害國家安全”，不但順理成章，而且易如反掌。

　　由此可知，產生這類悲劇的根源不在個人而在于制度。

　　據鄧小平說，毛澤東曾清醒地提到這一點，而且說過，獨裁者無法無天這種事情，在英、法、美這些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

　　鄧小平在1980年曾經專門對這個問題做了一次著名的講話，并且表示一定要改革這種制度，可惜終其一生也未能實現。轉眼間，被稱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已經去世十多年了，但他生前“設計”的政治體制改革還未提上日程。

　　不是“挑戰”，而是“機遇”

　　拜改革開放之賜，三十年來中國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是由于政治體制改革停滯不前，腐敗已經擴散到整個機體，成為制度性的不治之癥。這一點，高層內部有識之士已經有所認識。黨內外呼吁政治體制改革的聲音也一直不絕于耳。不應把這種呼聲看作是“挑戰”，而應該把它當作難得的“機遇”。抓緊時機，切實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這不是“應天順人”的“最上上策”嗎？

　　然而人們看到的是什么呢？為了“加強社會管理”，對內的“維穩”經費已經超過對外的國防開支。作為執政者，當然要維護社會穩定。但是用高壓來“維穩”，恰恰是加劇矛盾，可以說是“抱薪救火”，在給更猛烈的爆發制造條件。

　　“殷鑒不遠”，就在廬山會議。彭德懷和張治水的信，給執政者提供了一次扭轉“左傾”錯誤的良機，可惜在專斷體制下，兩人的呼聲不能和廣大群眾見面，不能形成公眾輿論，無法通過民主機制變成逼迫執政者必須接受的制度性壓力，結果這次能夠挽救那場大饑荒的良機，就被毛澤東7月23日的一篇講話彈到九霄云外去了。

　　如今，歷史又到了一個轉折點。“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中國模式”，已經快要走到盡頭。積極穩妥地實現和平轉型，走上人類共同趨向的憲政民主的大道，符合全社會的利益，也符合執政黨的利益。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不管是否被看成“挑戰”，實際上都是難得的“機遇”。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清醒的當政者應該是明白的。

作者李洪林

【作者簡介】李洪林（1925.6.30～2016.6.1）遼寧蓋平人。1946年畢業于西北農學院，1956年在中共中央從事理論工作，1977年之后，歷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黨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福建省社會科學院院長等職。2016年6月1日19時20分，李洪林同志因肺癌在北京病逝，享年9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