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拙。

我總是說，好故事是有限的，因為真正的好故事，往往發生于一個人一生的轉折點。會遇到這種轉折點的人很少，其中能把這件事說出來、又值得大家知道的，就更少。

今天我們要看到的，就是這樣一個極其珍貴的故事。它來自援非醫生謝無界。

我認識謝無界已經三年了，三年里，他跟大家講述了13個來自非洲的故事，他幫過很多人，不止是治病，甚至是改變命運。

幾乎每個故事的下面，都有人稱贊他，勇敢、真誠，是一個“英雄”。

但這三年里，謝無界從來沒有回答過一個問題：你為什么去了非洲？為什么一個普通人要“逞”英雄？

今年八月，謝無界完成了第二次援非任務，來北京跟我見面。坐在我的對面，他終于回答了這個問題。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償還他六年前做的一件錯事。

我花了三年才等到這個故事，但看到的一瞬間，我意識到它值得。

謝無界帶來了約7萬字的材料。為了保證更好的閱讀體驗，我決定用一種有些冒險的方式將這個故事帶給大家：

上下兩篇連更，第一篇一口氣更新兩萬字。

現在你看到的是第一篇，閱讀時長大約52分鐘。

我知道，如此長篇的故事，不是所有人都能一口氣讀完。如果中間被打斷，你可以點擊右上角添加浮窗，分段把它讀完。

相信我，它值得你的時間。

2018年，我30歲，剛剛完成五年醫學本科、三年規培和五年住院醫師工作，終于要走上主治醫生的崗位。妻子是大學相識相戀的女孩，女兒剛滿周歲，父母每天早上為我準備盒飯。

生活不能說一帆風順，至少也是穩扎穩打，符合我力爭中游的人生觀。

2021年，非常突然地，我簽下了一份協議，穿上了繡著國旗的援非醫生白大褂，飛往地球另一端的非洲，一個我從未聽聞過的、全世界最貧窮之一的國家。我在那里待了兩年，數次歷經生死。

很多次生死關頭，我自己都會想，干嘛放著國內的好日子不過，來這里受罪？

大部分時候我告訴自己那是沒辦法，單位選中了我來援非，我就得來。

只有一少部分時候，我會想起一個畫面：一張辦公桌上，兩封手寫推薦信，落款處分別簽著兩個名字：“鄭支柱”、“李景春”。

這兩個人，一個是我最好的朋友，一個是我的老師。

想來非洲的從來不是我，而是他們。

2018年，那個漫長的冬天，好多次在醫院的食堂里，他們和我聊起醫院的援非項目。他們總是眉飛色舞，一個說當醫生就要到最需要自己的地方去，一個說要當一個純粹的醫生無論在哪里。

那時候我一般是一邊嗯嗯啊啊地假裝應和，一邊偷偷夾走他們餐盤里的排骨。我覺得他們好像動畫片要里拯救世界的中學生啊，食堂的菜油水真淡。

三年后，去往非洲的飛機上，只有我一個人。

非洲到底有什么？他們到底想在那里找到什么？我很想問，卻沒有人再回答我。

三千萬平方公里的陌生大陸，我尋找著我的朋友，留給我的答案。

李景春老師是我們醫院的急診科醫生。按理說，我一個耳鼻喉科的和他不會有太多交集，但那一年突然出了一個輪轉制度，我在晉升主治醫生的關口上，突然被一紙文件發配到了急診科，要求再輪轉兩個月。

我帶著文件敲開了急診科的門。

辦公桌后面坐著一個五十多歲的小老頭，穿著一件臟兮兮的白大褂，禿了一半的腦袋，圓滾滾的肚子，他眼睛瞇著，上下打量著我。

清澈而愚蠢的我舉著手機里的文件告訴他，為了“增強科室間人員聯動”等等原因，我將要跟他學習兩個月，希望老師多多指教。

李景春老師聽我說完，似笑非笑地對我說了第一句話：“你上當啦。”

他指著文件說：“看見這句‘具體輪轉時間以科室工作事由為準’嗎？這意味著，我可以一直把你扣在急診科，不讓你走的。”

誰不知道急診科是醫院最苦最累的部門之一。他暗示我想想自己是不是做錯什么事，被人穿小鞋了。

我的臉色肯定是變了，景春老師看著我，好像小孩子惡作劇得逞似的笑起來，說沒事，“我這個人呢，就喜歡挑戰權威，所以兩個月時間一到，我立馬就會打報告結束你的輪轉。”

我局促地站在原地，吶吶地說謝謝老師，感覺這個人好怪，捉摸不透。

景春老師教學生，第一件事就是不教。我來的第一個晚上，他只拋下一句“我幫你值下半夜”，就把我推出了門。

站在急診室的中心，我呆了兩秒。

護士從我身邊匆匆走過，沖著留觀室的角落喊著：“那個洗胃的把簾子拉開，我要隨時看你的監護的！”接著順手拍了一下躺在旁邊吸氧的老人：“別在這睡，氧氣吸完趕緊回家去。”回身又檢查一下女人掛的葡萄糖。

護士念叨著病人，等著輸液的病人在用手機看視頻，新來的病人在門口問路，儀器滴滴作響，小車輪子由近到遠，一切都是吵鬧的。

我深吸一口氣，走到醫生的座位上坐下。

第一天值夜，我的運氣還行，除了一個嫌孩子哭給孩子喂了大把安眠藥的母親，和一個肚子上被捅了一刀還在吹牛的大哥，基本沒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人。

景春老師補完覺來換班的時候，我正在給一個溫文爾雅的老爺子開藥。老爺子特別客氣，聲音細細的，說他習慣性便秘，家里的開塞露都用完了，晚上藥店關門了，所以想來開一瓶開塞露。

我正在打病歷，景春老師幽靈一樣站在了我身后，嚷著：“換班！換班！”

我讓他等我把藥開完就換，他搶過鼠標啪地關掉了我的工作站，沒好氣地說：“一邊去，這個藥我來開。”

我心想這起床氣也太大了吧。可誰讓人家是老師呢，我起身讓位，還沒走出診室，就聽景春老師在后面對老人說：“你先去抽個血，再做個心電圖。”

我驚訝地回過頭，看見老人的臉色也變得有些難看：“醫生，我就是開一瓶開塞露，我自己的病情我很明白的……”

景春老師不耐煩地打斷了他：“你是醫生還是我是醫生？想開藥就去做檢查，今天這個血你不抽，絕對離不開診室。”

他這幅樣子我太熟了。之前我對急診科醫生最大的印象就是臭屁，叫其他醫生過去會診就一句話：“你們科的病人，領走。”你想多問一句有沒有可能是別的病，就會收獲一個不耐煩的大白眼：“別廢話，領走。”

之前我以為他們是工作辛苦怨氣大，可醫生之間這樣就算了，沖病人兇有點過了吧？

老人一出去，我就問景春老師，干嘛這樣？

景春老師哼了一聲：“他說開藥你就開，你看看他都虛弱成那樣了，有沒有想過他拉不出來，可能是長期濫用導瀉藥導致的低血鉀性腸麻痹。比起便秘，低血鉀可是會死人的。”

我說那你不能好好說嗎？

景春老師搖頭：“你沒聽他一直說自己就是來開藥的？這種人都久病成醫了，你不給他點教訓，下回他還去開藥，要是有醫生真開給他了，那才要命。”

那天血檢結果出來，老人真的有嚴重的低血鉀，直接從急診被送去住院。

和其他科室不同，來到急診的人沒有病歷、沒有檢查，甚至不一定是為了治病。急診科醫生必須以效率第一，必須臭屁，甚至沒有感情，才能用有限的生命照顧所有人。

這是景春老師給我的第一課。

聽說我急診科第一夜的經歷后，好友鄭支柱沒忍住翻了個白眼。

“哪那么多門道啊，好脾氣的急診科醫生也不是沒有，他就是給自己找理由。”

和我不一樣，鄭支柱是醫院里的百事通。他告訴我，即使在急診醫生里，景春老師的怪脾氣也是很出名的。

因為，如果不是一年前的一起醫療事故，景春老師本該是全院最年輕的外科指導，而不是在急診科當個“分診臺”。

一年前，有一名72歲的結腸癌患者，死在了景春老師的手術臺上。雙方對簿公堂，鑒定機構沒有查出景春老師的操作問題，最后卻判了他一個程序有失。

據說，那本來就是一臺不該做的手術，病人年紀太大，一身基礎病，各大醫院都不接，是因為家屬一直求，景春老師才心軟答應。

結果事發后，也是這群家屬抬著花圈堵醫院堵法院，拿不出百萬賠償款，就要他再也當不了醫生。

這幾乎就是一場蓄意訛詐、一場醫鬧。

很多人都說，從那以后，景春老師就變成了這樣，對病人兇巴巴，不熱心醫院的各種事務包括帶學生，最遭人詬病的是，他貪財——那起醫療事故讓他欠了很多錢。

他的心病了。一個醫生的心病，是沒法治的。

鄭支柱跟我說，可惜歸可惜，現在已經這樣了，我們做學生的只能注意別被他pua了，把這兩個月混過去，趕緊轉主治要緊。

說實話，我很認同他。那時候的我是個很膽小很保守的人，聽了這個故事，想的壓根不是幫景春老師治心病，而是這事兒可別落在我身上。

那時候的我壓根沒有想過，這名72歲的病人，僅僅是景春老師一生中經歷的第二可怕的醫療事故。

而最恐怖的那場，他將和我一起遇到。

輪轉的第二天，一條人命，把我和景春老師兩個人攥成一團，扔進了漩渦。

那天傍晚，我正在辦公室坐著，景春老師突然沖進來，丟給我一件袖口領口已經發黑的軍用棉衣，讓我跟上。

急診臺告訴我，我們要去接一個28歲、“突發間斷性嘔血2小時”的患者。

我沒坐過120，車開了兩分鐘，我知道景春老師干嘛給我這件衣服了，車廂四面漏風，冷得要命。我從開始嫌棄地拿指尖拎著軍大衣，到最后認輸地鉆進大衣里，只花了不到十分鐘。

景春老師一邊看我的樂子，一邊嘮嘮叨叨地給司機指路：“從東邊的門進會快一點，前面左拐……”

我早聽說，一個好的急診大夫心里會有一張“病患地圖”，他認識住在附近的所有老病號，知道他們家在哪里、病程如何，甚至從醫院去病號家的小路，他們都了如指掌，大概說的就是景春老師這樣。

轉過一個彎后，估計是快到地方了，景春老師快速地吐出一串話：“28歲肝癌晚期，家里的經濟情況不是很好，基本上是放棄治療了，每次都是拉到急診科，給予止痛補液對癥治療。你別緊張，一會按我說的做就行了。”

還沒上樓，他已經知道這個病人要怎么治療了，這也太熟了吧。

說話間，車已經將將停住，景春老師挺著胖胖的肚子嗖地竄了出去，我提著急救箱趕緊跟上。

患者家在三樓，樓道很窄，過道被雜物堆得滿滿當當。我費力地爬著樓，腦海里閃過一個念頭：一會要是需要將抬患者下樓，估計得費點勁。

頭頂傳來了景春老師的喊聲：“你們上來的時候，記得處理下拐角的東西！”

他好像總比我們快一步。

爬到樓層的時候，景春老師已經在敲門了，我站在他后邊一邊擦汗一邊張望，突然嚇了一跳——

患者家門口，居然貼著白對聯。這不是死了人才貼的嗎？

我和景春老師換著敲了半天的門，房門終于打開。屋里一片漆黑，唯一的光源來自吵鬧的電視。

急診說患者吐血了，但我似乎沒有聞到鐵銹味。

開門的是一個五六十歲的中年女人，她看起來狀態很不好，打開門后連句話都沒說，就像軟腳蝦一樣，趔趄地撲向了椅子。

景春老師像自家親戚一樣，一把拉住了女人，語氣焦急地問道：“小祥呢？”

女人無力地抬起手，指了指門沒有關嚴的臥室。但她整個人仍然往下癱，連帶著拉他的景春老師都被拽倒了。我來不及管他們，直奔臥室打開了門。

臥室里也沒有開燈，隱約能看到床上躺著一個人。我站在門口喊了兩聲，對方都沒有答應。

我擔心患者可能是昏迷了，趕緊放下急診箱要去檢查，同時在墻上摸索著燈的開關。

就在開燈的一瞬間，客廳里原本癱軟無力的女人突然暴起沖了過來，一巴掌拍在開關上。燈光立刻熄滅，她在我耳邊歇斯底里地大喊：“誰讓你開燈了！誰讓你開燈了我問你！我兒子睡覺呢！”

我一臉懵，就聽景春老師在后面對我說：“出來吧，讓護士拉個心電圖。”

急診拉心電圖的意思是準備放棄搶救了。可我完全沒理解。剛才燈只亮了那么一瞬間，站在門口的我也只能大概看見床上有個穿著黑西服、閉著眼睛的人，怎么就能判斷他死了？

景春老師就算再料事如神，這也屬于不負責任了吧。

看護士真的聽話進去做心電圖了，我有點毛了，上去推開她們：“咱們來干嘛的？咱們不是來救人的嗎，還沒干什么就拉直線……”

說著我的雙手已經放到了患者的胸膛上，想做胸外按壓——

那一瞬間，手掌下傳來的僵硬冰冷的觸感毫無疑問地告訴我：這是個死人。

我意識到不對，立刻轉頭問那個中年女人：“患者什么時候死的？”

頓了頓，我又問：“你和你兒子關系還好吧？”

這個問題等同于：“你兒子真的是病死的嗎？”

提前貼上的白對聯、漆黑的房間、黑西裝，這場死亡怎么看都像是計劃好了的，報120只是為了讓我們來打個合法的死亡證明。

提前計劃的死亡，不就是謀殺嗎。我都想到報警了，可景春老師立刻走過來拽住了我：“你在這瞎說什么呢！趕緊出來！”

我掙扎著向他解釋：“老師，你不覺得這很奇怪嗎……”

話沒說完，景春老師已經一把把我推出了大門，砰的一聲關上了鐵門：

“從現在開始，你不用參與這次急診任務了，就當自己沒來過吧。”

站在冰冷的樓道里，聽著里面隱隱約約說話的聲音，我突突狂跳的心臟漸漸平靜下來，理智也重新回到大腦。

里面那個叫“小祥”的死者真的有問題嗎，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只是個來急診輪轉的住院醫，對于我來說，沒有比得罪景春老師更嚴重的事。

來的第一天景春老師問我有沒有得罪誰，我沒有回答，但其實我心里很清楚，自己為什么被“發配”到急診科——就是因為我多管閑事。

還在耳鼻喉科的時候，我接到過一個4歲的患兒。患兒鼻腔內有異物，但孩子的家長壓根不知道東西卡進去多久了，還為了省一點麻醉錢死活不給小孩麻醉。

查體時，我又在孩子身上看見了大片的淤青，衣服也很舊很臭，好好的一個孩子，四歲了還不會說話。

最后，當我發現從孩子鼻腔里取出來的竟然是一坨特別臟的塑料墻紙，孩子家長還不認識這個墻紙時，我徹底忍無可忍。

我報警了，理由是懷疑這對父母是拐賣的小孩。

警察來到醫院的時候，我的帶教老師才知道這件事，全程用看奇行種的眼神看著我。警察一走，他就告訴我：“你這么厲害，我教不了你了，從現在開始你不用參與這個孩子的治療了。”

后來警察的調查結果表明，這對父母確實是親生父母，只是因為各種原因，倆人沒結婚，孩子也一直被扔在老家照顧。由于我的舉報，孩子最終被交給了福利機構。

我感覺自己做錯事了。更鬧心的是，孩子父母一直在醫務科鬧，我和我當時的帶教老師被取消了當年的評優評先，并且扣除4個月的績效，給患兒家屬賠償“精神損失”。

從那以后，帶教老師再也沒給過我好臉色，直到我被“輪轉”扔到了急診科。

現在才是我進入急診科的第三天，我又死性不改，直接問人家是不是把自己親生兒子殺了，不知道這句話會給景春老師惹多大麻煩。

也許等他出來，就要把我踹掉了。急診科都不要我，我還能去哪？

好像等了一個世紀那么久，門終于開了，景春老師和護士們走了出來，沒有帶病人，“小祥”媽媽也沒有送。看來事情應該是解決了。

我低著頭，跟著景春老師回到急診車上。

車輛開動，車里很安靜，只有設備碰撞沉悶的聲音，和打火機撥動的脆響。景春老師手里拿著一個打火機，不斷地打亮、蓋上，不說話。

良久，我主動開了口：“對不起景春老師，我給你惹麻煩了，要是患者投訴，你把責任推到我身上就好了。”

景春老師看著打火機，頭也不抬：“你為什么要問一個母親，她的兒子是什么時候死的？”他加重了“一個母親”四個字。

我列出自己的懷疑：“120說是吐血，可是家里沒有看見血跡，死者還被換好了喪服，門口貼著白對聯，就像是在等待死亡……”

景春老師嘆了口氣說：“她老公7個月前因為尿毒癥剛去世，所以有那個白對聯。”

我愣了一下，張口還想說，卻被他揮手打斷，他有些不耐煩似的說：“你可以做最壞的打算，但不能把事情把最壞里想。”

頓了一會，他遞給我一根煙：“算了，你也沒做錯什么，待會下車抽根煙，緩緩吧。”

我知道，景春老師不追究我的冒失，已經是最好的結果。他比我更熟悉這家人，他說沒問題，就是沒問題，我不應該再追問了。

可我的心里還是有些不舒服。我憋了一路，下車后叫住了景春老師，把煙還給他。

景春老師驚訝地看著我，我張了張口，最后說，我不會抽煙，不能拿。

景春老師看了我一眼，說：“沒事，我教你，很簡單的。”

他把煙點燃，也不問我的意愿就塞到我的嘴里，接著自己也叼起一根煙示范：“吸一口煙，然后含住，再用鼻子深吸氣，最后再將嘴里的煙吐出去就行了。”

我照著景春老師說的，慢慢地深呼吸——

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口煙，一半是冬日傍晚冰冷的空氣，一半是煙草燃燒的氣味。心里的煩躁漸漸消散了，我覺得煙果然是個好東西，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歡。

很多年以后，我在非洲的時候，有一次聚眾抽煙，有個同事發現不對勁，跟我說你抽煙是不是沒過肺？

我才知道，景春老師教我的只是一個偽裝得很好的小戲法。那時候我已經這樣抽了好幾年，改也改不過來了。

同事說，教你的是個好人，這樣你才永遠不會上癮，也不會因為不抽煙被外科煙民排擠。

好奇怪，這個世界上第一個對我說“景春老師是個好人”的，竟然是個從沒見過他的陌生人。

我沒有再追問那個奇怪的死者小祥，猜想景春老師應該已經確認此人是病逝，開出死亡證明，死者火化，事情就完了。

沒想到僅僅三天后，麻煩再次找上了門。

那天急診室值班的只有我，景春老師拿一根天津大麻花跟我買了個人情，說要去參加女兒幼兒園的校園開放日。我也有個女兒，這種事當然不能拒絕。

他剛走一個小時，護士就塌著個臉來求救了，說導引臺那邊有個病人家屬找景春老師，“我給景春打了無數個電話，他就是不接”。

我問護士那家屬說什么了，護士臉色尷尬地說：“她說我們沒有醫德……”

我頓感頭大，跟著她往外面走，一出門，立刻倒抽了一口冷氣——是小祥的媽媽。女人今天穿著一身黑，唯獨羽絨服帽子下冒出幾叢亂蓬蓬的銀發，連臉色都是青黑的，一看就知道，人已經在崩潰的邊緣了。

看起來她已經鬧了有一會了，現場圍了一圈圍觀群眾。

我努力用最平和的語氣問好：“您好，請問有什么可以幫您的嗎？”

女人瞥了我一眼，繼續大力拍打著導診臺：“叫李景春出來！躲著我有什么用，還有四天我兒子就頭七了，要等到什么時候我才能拿到死亡證明？”

景春老師那天沒開死亡證明嗎？我一頭霧水，但也不好多問，只能向她實話實說：“景春老師下午請假了，今天您可能見不上他了，要不我將你這個需求轉達給他，您明天再來？”

話一出，小祥媽媽更炸了：“剛剛護士說他去手術了，現在你又說他請假了，找你們醫生辦點事就這么難嗎？比見省長還難？”

她從包里拿出一張紅頭文件，拼命往我臉上懟：“你以為我想找你們嗎？還不是你們自己做手腳？為什么給我寫失血性休克？”

她的話支離破碎的，我聽了半天才大概明白，景春老師那天確實開了死亡證明，但在主要死亡原因那一欄，他只寫了“失血性休克”。

“失血性休克”不能算一個完整的死因，一般還要說明是什么造成了失血性休克，比如是疾病還是外傷。這份證明等于沒寫完，導致小祥媽媽在后續辦手續的時候遇到了麻煩。

景春老師怎么會犯這樣的錯誤？而且，現場根本沒看見血，為什么寫“失血性休克”？

我還沒想明白，一旁的護士也許是為了平事，對小祥媽媽說了一句：“這個死亡證明改不了的，即使要改也是要審批走流程的。”

不說還好，一說，小祥媽媽的怒火仿佛瞬間被點燃。她突然開始歇斯底里地撕扯著手里的布包，一沓一沓裝訂好的文件雪花一樣被她扔出來。她邊撕邊哭喊：“流程、流程，從老公到我兒子，在醫院的每一步，你們都要走流程要審批！這個不行那個不許！我聽了多少遍了，但我老公、我兒子還不是死了！”

“你們這么會說會騙，那你救活他倆啊！要不你讓我也死！也死在這兒好了！”

她崩潰地把整個包摔在地上，順手抄起旁邊的平車就要撞過來。人群開始大叫著躲避，我腦袋一片空白，被推搡著向辦公室跑。

只聽身后“咣”的一聲，平車猛地撞上了導診臺。我聽著那響動，想到這一下撞的要是我的腰，感覺身子都麻了半邊。

女人被車子的慣性反彈得坐在了地上，但好像感覺不到痛一樣，立刻又爬了起來，抓住平車沖向辦公室這邊。

辦公室的門鎖早壞了，三個保安頂了上去，隔著一扇玻璃門，強行把她堵在外面。

兩邊都使出了吃奶的勁，我呆呆地站在他們背后，看見保安的臉因為用力而扭曲，也看見女人的臉——她滿面都是淚痕，頭發蓬亂，怒目圓睜，嘴巴上突兀的一抹腥紅，不知道是在哪里被碰傷了。

蒼白而憤怒的一張臉，仿佛要沖進我的腦海，永遠刻在那里。

分明她是行兇的一方，可她看起來又如此絕望，聲嘶力竭地沖我們大喊：“你們放過我們好不好，你們要逼死我嗎？”

門內，保安們在商量對策，一個保安隊長模樣的人囑咐另外兩人頂住，“我再去叫幾個人從后面繞過去，然后用束縛帶把她捆起來，等著警察來處理她……”

我幾乎脫口而出：“不行！”

三個保安都錯愕地看著我，我舔了舔嘴唇，不知道該怎么解釋。景春老師和我說過這個女人的經歷，我知道她只是心里太苦，并不想傷人。可是這個理由，恐怕很難說服別人。

保安隊長懶得管我，低頭對著肩上的對講機就要搖人：“急診科有情況……”

沒等保安隊長說完，我一把把他肩上的對講機薅了下來，怕通話沒斷，還猛扭了兩下。

保安隊長氣瘋了，指著我的鼻子罵：“你是不是瘋了？你這么牛逼你怎么不出去跟這個女的干？”

護士在一旁試圖勸架，但我也來了脾氣，梗著脖子斬釘截鐵地說：“她前天剛死了兒子，幾個月前剛死了老公，這是我病人的家屬，我不希望她被更不公平地對待，這就是原因！”

話說完的時候，我才感覺周圍突然安靜了下來。

門沒關緊，外面的女人肯定聽見了我的聲音，不知道是因為這番話，還是因為本來就已經力竭，她突然撒開手，癱倒在了地上，臉向下俯著。幾秒鐘后，我聽到她哀嚎一樣的哭聲，一聲接一聲。

沒有人再懷疑她會傷害任何人。幾個保安站在原地，也有些尷尬。

最后保安隊長恨恨地沖我撂下了一句話：“你是好人！大好人！我們是王八蛋！咱們來日方長。”

保安們都離開了，我站在原地。護士接了個電話，低聲告訴我：景春老師知道情況了，讓我們等他一下，他正在往醫院趕。

我看著女人哭，周圍的人從駐足圍觀到漸漸散去。女人哭累了，慢慢爬起來，好像仍然沒有力氣站起來，雙手抱腿蜷縮在墻邊。

我終于遞給她一張紙巾。她接過去，手因為抽泣還在顫抖，斷斷續續地對我說：“對不起。”

我說沒事。這一刻才發現，我的聲音已經啞了。我一直在用拇指狠狠地掐著自己，以防自己失態哭出來。

尿毒癥的丈夫、肝癌的兒子，兩個無比漫長無比折磨的病，兩位親人的逝去，究竟給這個女人留下了什么，我僅僅是旁觀就覺得無法忍受。

就在這時，景春老師不早不晚地趕到了。

一進門，景春老師就熱情地和小祥媽媽打招呼，好像沒看見女人滿面的淚水。更讓我驚訝的是，女人也瞬間不鬧了，一抹眼淚，站起來迎了上去。

幾乎是和和氣氣地，兩人走進了談話室，然后門砰的關上了。

也就過了十來分鐘，女人就一邊說著謝謝，一邊鞠著躬，倒退著走出了談話間，隨后大步離開了，看也沒看我一眼。

我本來還沉浸在不忍心中，看倆人十分鐘竟然就把問題解決了，突然覺得不對勁。

女人一出門，我立刻抓住景春老師問：“你跟她說了什么？”我故意卷起褲腿露出小腿上被撞的烏青賣慘，意思是這事得給我個交代。

景春老師一臉誠懇地跟我道歉，問我要什么補償，頂班還是一頓大餐，就是不回答我的問題。

我說我都不要，我就要他給個答案，為什么之前要給出一個不完整的死亡證明？

景春老師眉頭一皺，很快又假惺惺地笑了起來，他說他沒聽懂我的問題。

我直言：“你是不是故意要讓她來一趟醫院？”

景春老師臉上的笑容不見了：“寫錯了唄！馬有失蹄，人有失手，哪那么多故意。”

他的聲音很大，充滿了欲蓋彌彰的意思。

我心里有了答案。他就是故意的。

事后想起來，那時候的我真是年輕，也真是疑心病重。經歷過幾次在手術室里被甩鍋之后，我怕死了再碰到這種病歷寫了我名字、病人卻和別的醫生單獨談話的情況，一遇到我就亂想，怎么陰暗怎么想。

我覺得景春老師故意寫錯死亡證明，就是為了讓孫祥媽媽來求他。他不想讓人家輕易開到這個死亡證明。

為什么呢，也許是因為——他想索賄。

人人都知道景春老師缺錢，不說醫療糾紛讓他欠的那一大筆錢，據說他接這臺手術就是為了錢。出事后患者家屬本來愿意偷偷私了，他卻堅持上法庭，也是因為私了太貴。

他倆進的那個房間沒有監控，之前景春老師跟我躲在那里抽煙吹牛，還神秘兮兮地說：“很多上不了臺面的東西，都可以在這里達成”。

我越想越覺得這個猜測很合理，越想越生氣。

我是一個很淺的人，喜怒哀樂很容易出現在臉上，恐怕此時的我臉上全是厭惡的表情，景春老師大概也能看出來。他岔開話題對我說：“想不想聽聽這一家人的故事？”

我轉過頭對著電腦說，我的病歷還沒寫完，沒時間。

景春老師還是問了我一個問題：“小謝，你知道什么是‘被允許的死亡’嗎？”

我搖頭。

景春老師說：“意思就是，如果一個人死的時候，他自己和愛他的人都接受這件事，這就是‘被允許的死亡’。”

這根本不是一個醫生該說的話，我不知道他為什么有這種念頭。

他說：“孫祥是肝癌晚期，放棄治療已經很久了，他媽媽也接受。上一次孫祥因為并發癥被送到急診的時候，我把他救醒，他對我說：‘你欠我，你騙了我，我已經沒有了尊嚴，我想死。’”

景春老師的意思是，孫祥是個肝癌患者，活著非常痛苦，他的死，對他們母子倆來說都是一種解脫。至于到底是正常病逝還是自殺他殺，不重要。

同樣，我也不應該再關心他到底和死者母親達成了什么樣的交易。

我一言不發，感覺景春老師在背后看了我很久，嘆了口氣，最終轉開目光。

說實話，當時我已經開始猶豫，是不是要留個證據，證明自己與這件事無關。畢竟這是一起人命官司，我學了13年，醫生生涯才剛剛要開始，真的承受不起一點風險。

兩件事的發生讓我加速了這個決定。

一是第二天早上，我接到了一個電話，電話對面的人自稱是孫祥的工會主任，他說自己收到了更改后的死亡報告，但對死因有所懷疑，“你們是怎么排除自殺的可能的？”

他暗示自己懷疑孫祥是自殺。

首先，這個電話打到我手機上，已經讓我慌得不行了。這是否表示“官方”已經認為我才是孫祥這個病人的負責人？

更讓我頭疼的是，景春老師聽到電話對面的聲音，直接把手機搶過去跟對方吵起來了。

他質問對方到底在懷疑什么，人家說這件事關系到喪葬費的發放，他破口大罵：

“去你媽的！喪葬費你還要扣，你有沒有人性？扣下來給你自己買棺材啊？我就罵你怎么了？你有本事來醫院找我，我告訴你我叫李景春，我他媽怕你啊——”

這通電話以我搶過手機強行掛斷告終。他沒有解釋自己為什么爆發，我也沒有問。但我們都很清楚，他的叫罵只是一種心虛。

這通電話意味著，孫祥的案子有人在查了。

一整個下午，我都感覺景春老師在若有所思地打量著我，看得我有點發毛，但不知道為什么。

緊接著第二件事發生了。當天午夜，我被電話鈴聲驚醒。

當時我已經睡得迷迷糊糊，接起來喂了一聲，對面沒有說話，一會就掛斷了。我以為是打錯了沒有在意，但剛睡著沒多久，電話再次響了。

我掙扎著清醒了一些，看了一眼手機，是陌生號碼，只能看到的歸屬地是本地。

我再次接起電話，大聲問：“喂？你是誰？”

對面還是不說話，我又仔細聽了一下，能聽到對面有些急促的呼吸聲音。

有人！我的瞌睡一下就醒了，頭皮發麻。電話被迅速掛斷，我回撥過去，嘟了半天，無人接聽。

我冒了一身冷汗。誰打的電話？為了嚇唬我？恐嚇我？我得罪什么人了？

我很快反應過來——孫祥！孫祥的死，能作證的醫生只有我和景春老師，景春老師和孫祥母親成了一伙，現在就剩下我了。

他們打算收買我？不，哪有凌晨四點打電話給人行賄的。

那就是他們看出來我過于正直，收買不了打算滅口？

我知道自己想得太夸張了，但又忍不住想，越想越害怕。睜著眼睛到了天亮。天邊露出魚肚白的時候，手機鈴聲突然再次響起。

我幾乎是瞬間就接通了電話，對著對面大聲“喂”了一聲。

對面還是沒有人說話，只能聽到輕輕的呼吸聲。

我聽到自己心臟跳動的聲音，咚、咚咚。不能再猶豫，ta很可能會像前兩次一樣掛斷電話，那我一定會被自己的胡思亂想嚇死。

我努力放緩了語速，假裝平靜地說：“你好，孫春禮，你有什么事情嗎？”

我要賭一把，至少先確認電話那頭的人是誰。

電話里安靜了約30秒，那是我此生度過最漫長的30秒，終于，我聽見話筒對面傳來聲音：

“你好，謝醫生”，女人若無其事地自我介紹道，“是我，孫祥的媽媽孫春禮。”

我腦海里的第一個念頭是，盡量假裝這個電話很正常，別讓她發現我在想什么。

我假裝沒事一樣閑聊：“你怎么用這個號碼打過來的？我看不是你的號碼啊。”

孫春禮也順著我回答：“這是我老公的號，我想留個念想，所以一直沒銷戶。”

是景春老師說過的，那個七個月前尿毒癥去世的老公。

看她沒有繼續說的意思，我再次提問：“你打我電話有什么事嗎？我記得景春老師已經重新寫了證明了，孩子的后事辦得還順利吧。”

孫春禮輕輕地說：“是的是的，挺順利的。”

她停了很久，就在我又要找話題的時候，她開口說：“景春說120出診那天我的狀態嚇到你了，我給你道個歉，畢竟那天我兒子剛去世。”

這是在試探我有沒有懷疑孫祥的死因嗎？我連聲說沒事，“我本身是個新手，那天情緒也不好，應該是我冒犯了您，不好意思啊。”

孫春禮不說話。電話里安靜了許久。我感覺她在猶豫，猶豫要不要冒險放過我，還是做什么才能讓我閉嘴。

我竭力控制著自己聲音中的顫抖，問：“你還有事情嗎？我有點忙。”

孫春禮猶豫了很久，說：“其實……景春是個好人，他幫了我們一家人很多次。”

我無法判斷她話里的意思了，應付道：“對，我也覺得景春老師是個好人，這樣，伯母，我會把這份謝意給您帶到，現在我真的得去忙了——”

孫春禮好像有些沒反應過來似的，嗯了一聲，我已經匆匆掛了電話。

放下舉著的手機，我發現自己的手還在微微發抖。

這通電話到底是什么意思？試探？威脅？如果對方真的是一個能殺死自己親生兒子的女人，那她對我——

我不敢再想下去，腦海里只有一個念頭，我得報警。

我早就該報警了，發現孫祥的死可疑的時候我就應該報警；發現老師打出了一份可疑的死亡證明的時候我就應該報警，這些事應該由警察來解決，而不是我在這瞎猜。

但我也真的害怕，我并沒有鐵證，要是一切都是我陰謀論了，我把自己的患者和老師一起告了，在醫院也徹底不用混了。反過來要真的是命案，我之前沒有報警，現在也難摘得干凈。

思來想去，我得出了一個折中的方案——找醫院的警察。

如果我的住址沒有被出賣的話，孫春禮大概率只能來醫院找我，我要找保衛科幫忙，如果孫春禮再來醫院，請他們額外注意，尤其檢查一下她身上有沒有帶什么利器。

不管他們有什么勾當，我只有一個最底線的愿望：活著。

我從床上爬下來，簡單洗漱了一下就直奔保衛科。

一進保衛科，我就發現有種奇怪的氛圍，保安們看著我的目光十分不善，陰陽怪氣地說著：“現在的年輕人，空手就能來道歉啊？”

我這才想起來，上次孫春禮來鬧事，我“背刺”過他們，他們估計還在記仇。

保安隊長坐在中間，兩條腿架在辦公桌上，眼睛從下緣睨著我，看我走近了，從鼻子里發出一聲輕嗤：“怎么了？謝醫生是不是又遇到什么危險了？”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我硬著頭皮站在那里，把孫祥的事情從頭到尾說了一遍，當然，沒有提景春老師的事，只說了我懷疑孫祥死因、孫祥母親電話騷擾我的部分。

可保安隊長一點也不傻，又或者是為了故意刁難我，他很不耐煩地抖著腿說：“那照你的說法，那個女人已經拿到死亡證明了，她還找你干嘛？”

我知道，自己不說出些什么，他們是不會幫忙的。

我感覺心臟砰砰直跳，有一種力量驅使著我，我湊到了他旁邊，壓低聲音說：“我覺得……我覺得這件事，可能跟景春老師也有關系，景春老師幫了他們。”

保安隊長的腿一下就不抖了，他抬高了聲音問：“你說什么？”

也許是因為保安隊長的慫恿，也許是因為太害怕孫春禮，也許是因為在我的心底，我就是非常懷疑景春老師——

我甚至有怨氣、有恐懼，因為我的電話號碼只能是他告訴孫春禮的，甚至我懷疑，為什么恰好是孫春禮來鬧事那天他不在醫院，有沒有可能他就是拿我頂鍋，那我憑什么不能為自己留一手？

對著保安隊長的攝像頭，我戰戰兢兢地講述了我知道的所有事情，包括景春老師和孫春禮走進房間的那十分鐘。

走出保衛科的時候，我整個人都仿佛被抽空了。

我感覺自己肯定是個傻逼、是個二五仔。保安明顯是想誘導我留個把柄，我還往陷阱里跳。景春老師知道這件事的時候得多生氣，他的學生不但懷疑他，還把他舉報了。

可如果不是他，孫春禮為什么會有我的電話？如果不是為了索賄，為什么要和孫春禮單獨見面？要是他真的沒有收錢，孫祥的死沒有問題，我說的這些話，對他也不會有什么傷害吧！

我的身體里仿佛有兩個小人，一左一右，要把我撕扯成兩半。

在冷風里抽了很久很久的煙，直到下午班的時間到了，我才不得不回到急診，回到景春老師的面前。

景春老師好像什么都不知道，還是游手好閑地靠在那里。

我不敢看他，埋頭修改病歷。最近醫院搞大檢查，景春老師平時寫病歷吊兒郎當，有不少茬可挑，我一份一份挑出來給他改，仿佛這樣就可以彌補心里的不安。

辦公室里很安靜，突然，景春老師在我背后幽幽地開口：“你這每天都在搞形式主義，什么時候看書呢？”

我敷衍道：“回家會看的。”

景春老師不滿意這個回答：“那你怎么陪你的家人呢？”

我干脆不接話了。

景春老師被晾了一會，也不尷尬，繼續給我念叨：“小謝，你知道嗎，對于我們醫生和病人來說，希望才是最重要的，前沿技術，就是這種希望。你必須不斷地學習，即使最新的技術不能馬上用到你和你的病人身上，至少能給你們希望……”

我埋頭寫著病歷，感覺眼睛熱熱的。

其實，我很喜歡聽景春老師說話。他經常羅嗦一些聽起來冒著傻氣、過分理想主義的東西，這些話是別的老師根本不會說的，哪怕只是嘴上。

每當這種時刻，我又會覺得，他是一個好醫生、好老師。

我聽說過，最開始的景春老師是個很天真、很有野心的人。

他學歷高，來我們醫院的時候，醫院曾經開出了房子、編制等等條件特聘他，他都不要，就要破格當外科指導。

外科指導是個權力很大也很辛苦的位置，理論上來說，他可以插手外科系統的所有手術，同時全院的臺上救急都可能會找他。

所有人都等著看景春老師拿了這個位置想干嘛，沒想到他做的第一件也是唯一一件事，是推行更嚴格的術前制約。

他要求所有醫生重新和患者做術前談話，還要求更嚴格的手術指標評估、手術意愿評估。

患者不愿意做就回去，沒到必須手術的時候就不做，醫院不是百分百能救的病人就干脆不接，向上轉院。

即使很多年后，我聽到那一段話，都覺得熱血沸騰。我覺得他做的這件事是好的，甚至是救人命的。

我們所在的醫院是個小醫院，其實醫療條件挺一般的，這就導致醫生們都喜歡做一些沒風險的小手術，比如割個不好看的腫塊、開點檢查、開點止疼藥，對醫患雙方都不冒險。

更可怕的還不是這個，是抱著僥幸心理，做不了的手術硬做，接不下的病人讓人家在我們這耽誤時間，那就是謀財害命。

據說，就在那段時間，有一個剛生過孩子的女人來我們醫院做扁桃體手術，被景春老師告知術前檢查不合格，拒絕了。那個女人不甘心，跑去一個小醫院再查，人家就給她開了手術，結果小手術做出大出血，差點沒命。

可想而知，如果景春老師能一直那樣堅持下去，他能拒絕多少不該做的手術，能救多少人。

可主張再好，敵不過現實殘酷。景春老師干外科指導一個月，整個醫院，甭管多有資歷、多牛逼的醫生，幾乎都沒有開起來的手術，整個醫院直接停轉。“改革”因此被院主任緊急叫停。

匆忙下臺的景春老師肯定是很不甘心，想盡辦法要回去，所以后來，他就接了那個72歲的結腸癌病人。再然后，病人死了，外科指導徹底黃了，從此，那些所謂的理想主義，大概都變成他嘴上說說了吧。

也許他也是傷心的。我還記得，有一段時間，急診住進來一位82歲的老年病人，肺炎導致多器官衰竭，搶救意義不大，只是家屬一直沒有下決心簽不搶救同意書。

那天老人的監控儀再次發出警報，我跑去做心肺復蘇，景春老師慢了幾分鐘過來，站在門口用一種很奇怪的眼神看著我埋頭奮戰，突然，他開口說了一句：“你悠著點。”

我很迷惑，說心肺復蘇不用力人就死了啊？他說，別把老人的肋骨壓斷，頓了頓才解釋道，家屬已經簽放棄搶救了，我們保護遺體就可以了。

這句話顯然讓他非常難開口。作為一個老師，他要告訴他的學生，有時候，我們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爭，才是對的。

那一瞬間我有些難過。我默默地站起身，退到一邊。

難以承受眼睜睜看著一個人死掉，我想出去，卻看景春老師還站在原地。我問他怎么不走，他搖了搖頭。

我們又等了好久，終于，患者的心電圖歸零，患者家屬進來做了最后的告別。他們擦干眼淚，禮節性地過來向我們鞠躬，說出那句熟悉的：“你們已經盡力了，謝謝你們。”

那一瞬間，我感覺景春老師繃緊的肩背終于放松下來。他點了點頭，面無表情地走了出去。

我才意識到，他在等一句“你盡力了”。

不知道是那一次醫鬧留給他的后遺癥，還是他也不甘心放棄這個病人，他想有人告訴他，他已經盡力了，哪怕那只是一句客套話。

他想證明自己不曾愧對一個生命，他想做一個好醫生。

如果，如果我們能在那起事故之前認識該有多好，景春老師一定會是最好的老師、最好的醫生。

急診的日子一天天過著，我和景春老師之間的氛圍很古怪，但他也沒有問我，似乎根本不在乎我在想什么。

直到有天晚上，他真真正正的救了我一次。

那天，景春老師比我早下班回家了，我正在急診科補病歷，突然被急診科副主任叫了出去。他說他有個關系還不錯的家屬，求他給兒子做個小手術，皮脂腺囊腫切除，但他的針線活沒我細，想求我幫忙給縫個針。

一個主任夸我的針線活細，我一下就飄飄然地答應了，跟著他往手術室走。

家屬就在手術室外面等著，一見面就熱情地和我握手，什么青年才俊、年少有為之類的四字成語說個沒完。

在這些夸贊中，孩子媽媽夾了一句，會不會有危險？

早就被捧到天上的我責無旁貸地拍胸脯：“小兒科！問題？有什么問題，我保證給你兒子縫得漂漂亮亮的。”

我哼著小曲走進手術室，一看到病人，腦袋就嗡了一下。

主任說是皮脂腺囊腫，沒告訴我，這是個鴿子蛋大小的囊腫，還端端正正地長在太陽穴上。要知道，這個地方走行著顳淺動脈、顴眶動脈等一系列命脈，一根針插進去就能要人的命，何況是割一個腫物。

我根本沒看到這個患者的彩超、血凝等等材料，也沒有好好參與術前談話，我默認主任做事，應該一切都準備好了，就這么上了臺。現在，我根本沒有退路。

硬著頭皮，我拿起了手術刀，開始一點點切開表皮，一點點分離腫物和周圍組織。

手術鉗慢慢靠近腫物底部，只是輕輕一撥，一股血液瞬間噴了出來，足有20cm高，濺在了我的衣領上。

我慌亂地拿紗布按住，畢生所學都在腦子里飛轉：我碰到了什么血管？動脈血管？不可能啊，哪有這么脆的血管？

患者已經疼痛得開始掙扎，這是個17歲的男孩。

我讓護士安撫住他，努力湊近腫物下端去看，一看嚇了一跳，這皮脂腺囊腫下還藏了個血管瘤。

不同于皮脂腺囊腫長在皮膚上，血管瘤整個是一坨打了結的血管，一旦破裂，出血量跟大動脈有一拼，還非常容易引發DIC，導致感染死亡。

我嘗試著夾住出血點附近的血管，結果不知道是不是碰到了脆弱的血管瘤，血越流越多，手術室里像殺人一樣全是滿目鮮紅。

我急得眼淚都要冒出來了，什么也顧不上了，喊護士：“給景春老師打電話！給景春老師打電話！”

聽到景春老師“喂”的那一瞬間，我差點鼻子一酸哭出來。

簡單幾句話，他立馬明白了我的處境，低聲罵了一句“王八蛋”，我知道他在幫我罵急診科副主任，緊跟著下一句他就說：“我馬上到，你現在把手機開公放——”

我擱下手機，景春老師有條不紊的聲音傳遍了整個手術室：“王護，你通知手術室，這臺手術局麻轉全麻，再給這個孩子抽個交叉配血急查，然后通知血庫急診備血，然后你去告訴患者家屬，一個去辦理住院，一個去找地方獻血。”

聽到嘈雜的患者家屬不顧護士阻攔沖了進來，叫著問她孩子怎么樣了。

一片混亂中，我聽到景春老師冷靜地在對患者說話，他說：“孩子！你別怕，你額頭上的腫物比較大，想取出來比較困難，所以得要找他的老師來幫忙，不過你別擔心，會沒事的。”

不到二十分鐘，景春老師帶著另外一名醫生沖進了醫院大門。

我不知道他是從哪里趕回來、怎么做到以這種速度趕回來的，只聽見他平靜地拋下一句：“小謝，這臺手術你別上了，休息一下。”隨后人已經進了手術室。

還是跟著他回來的那個醫生湊過來，撫慰地對我說：“別擔心小謝，你知道你老師的外號叫什么嗎？叫‘救火員’，我以前闖的禍比這還夸張，他全能擺平。”

他們全都進去了，手術室的燈亮起，我癱坐在手術室外面，渾身沒有一點力氣。

發麻的感覺過去以后，我聽見手術室里傳來景春老師的聲音：“你別說，這小子有點運氣，血管瘤的袢還未侵襲大血管……”

我知道他是說給我聽的，他讓我放心。

我眼睛一紅，剛才憋住的淚水終于涌了出來。

兩個小時后，患者被平安推出了手術室，血管瘤成功切除，命保住了。

戰斗結束，患者家屬的后怕迸發了。他們攔在手術室門口，要我給個交代，為什么說好了的小手術變成了全麻大出血。

我聽說過，最具毀滅性的負面情緒是羞愧，那就是當時我感受到的。我壓根沒想怪那個副主任，就是羞愧，是我自己要上手術臺，自己被捧得失去了基本的警惕，因為自大，我讓一個17歲的男孩陷入險境。

如果真的出了事，我拿自己的命也賠不了。

當那個72歲病人死在景春老師的手術臺上時，他是怎么想的？他也感受過這種羞愧嗎？他怎么能繼續做醫生的？

突然，一只手從后面抓住了我的脖子，使勁往下按。那只手很熱、很有力氣，我被迫做出了鞠躬的動作。

我低著頭，余光看見抓著我的人，景春老師就站在我旁邊，同樣在深深地鞠躬。他的腰彎得比我深，站位比我要靠近家屬。

叫罵的家屬倏然安靜了下來。

直起身，景春老師低低地說：“這件事主要責任在我，我作為老師，沒有認真給學生篩選病人，還違背規定少做了必要檢查。過錯就是我們的，我們會竭盡全力，幫助患者好起來。”

患者在院5天，無論上下夜班，景春老師都帶著我去查房換藥，還自己花錢給患者買了水果。

五天后，患者終于平安出院。景春老師大罵了我一頓，讓我寫了兩份檢討。這件事就這么過去了。

我知道，景春老師幾乎是救了我一命，無論是從職業生涯，還是從做醫生的決心上。

他的心死在了那場事故里，可是他沒有讓我的心冷掉。

這么好的老師，這么好的醫生，我為什么要出賣他，他又為什么要受賄，為什么要幫一個殺人犯隱瞞？

在糾結后悔中，我的輪轉到了兩個月的最后一天。

其實，我從沒想過真的這么快就要和景春老師告別了。急診缺人我看得出來，我已經做好了至少輪轉半年的準備，甚至考慮過要給景春老師送什么禮才能早點結束輪轉。

但就在兩個月的最后一個周五，景春老師輕描淡寫地告訴我，你的輪轉結束了，周一回自己科里吧，報告我已經打上去了。

我愣在了原地。就這么容易？

就像第一次見面時說的那樣，他一天也沒有拖延。景春老師對我說的一切半真半假的話，到最后都是真誠的。

我愣在那里，張了張口，想把自己曾經懷疑他、舉報他的事說出來，想彌補自己的過錯，提醒他去和保衛科那邊解釋，不要讓那個視頻被誰利用，可又說不出口。

如果不說，事情不爆出來，我在他心里還是個好學生，如果說了，他一定會討厭我的。

景春老師仍然一無所知地，真誠地笑著對我說：“小謝，提前恭喜你，要成為一名可以獨當一面的主治醫生了！”

他說：“記住，不要把這個世界交給壞人。”

這是景春老師在急診留給我的最后一句話。我回到了耳鼻喉科。

最開始，由于心虛，我一直躲著景春老師，不愿意跟他聯系；后來，遇到一些事情的時候，我又總是會想起他，想起他說的一些理想主義的瘋話。

最后我忍不住開始給他發消息，講述我遇到的病人。我想也許只有他才會在意我在意的那些小事。

景春老師開始還挺捧場，后來回得越來越少，到最后甚至不再回我的消息。

我心里有點在意這件事。有一回，正巧我在門診碰到了一個同時患有突發性耳聾和下肢靜脈曲張的病人，我麻溜地給他寫了份會診單，讓他去找急診科的李景春老師。

他能躲著不見我，總不能躲著不見病人吧。

大概半小時后，病人回來了，他告訴我說：“謝醫生，你讓我找的那個醫生離職了！”

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把我打懵了。景春老師離職了，怎么可能？他當了一輩子醫生，他那么適合當醫生，怎么會突然離職？

我找到我的好友鄭支柱打聽這個消息。他很為難地說，其實他早就想告訴我，只是擔心對我打擊太大。

我讓他快說。

鄭支柱看著我的臉色慢慢地說，孫春禮自首了，她兒子孫祥是她殺死的。

我呆在當場。

鄭支柱繼續說，景春老師因為給她開了證明，被牽連進去了，但公安那邊也沒有證據證明景春老師是故意包庇，最后院辦決定不再追查，只要求他做個內部檢討，算是大事化小。

那天，景春老師走進會議室時，他的名牌后面沒有椅子。院長說讓他站著報告，“這種醫學界的敗類，沒有資格跟大家平起平坐”。

他們仍然為景春老師保留了最后的體面，院辦給景春老師準備了演講稿，只需要他念誦演講稿，當眾承認自己粗心大意，沒有發現孫祥死因的種種可疑，這件事就過去了。

景春老師只看了演講稿一眼就扔掉了。

他說，這份演講稿寫得不對，他不是沒有發現孫祥的死可疑，正相反，他發現了，并且有意和孫春禮私下再見了一面，確認了孫春禮的殺人行為和動機后，才簽出了那份死亡證明。

但他不是為了包庇，也不是因為受賄，“只是做了一個醫生‘該做的事情’——盡全力去幫助患者”。

那天，景春老師第一次講起了那臺毀掉他的手術，那個死在他手術臺上的72歲的結腸癌患者。

很多人都知道，那個患者因為年齡大、容易出現并發癥，被很多家醫院拒絕過，是患者家屬求著景春老師上了手術臺。景春老師的手術操作沒有任何問題，大部分人都認為，被判敗訴主要是因為患者家屬無理取鬧。

而景春老師說，不是的，他就是錯了。他的錯不是手術操作，而是沒有尊重患者。

他說，其實早在上手術臺前，患者本人就跟他說過，自己年紀太大了，不想再挨一刀。

可想而知，當時根本沒人在乎這件事。患者的身體條件允許，付得起錢，家屬想治，醫生敢試試，為什么不做？

“是我想做這個手術。于是我付出了代價，付出了一輩子的代價。”

“公平嗎？不公平！對我的懲罰還不夠！老爺子將信任托付予我，我卻在上臺前就騙了他！”

所有人都覺得他被一臺手術、被一群胡攪蠻纏的家屬毀了前程不值得，只有他記得，有位老人再也沒有機會睜開眼睛，因為他的自大。

他羞愧過，他感受過和我一樣、百倍于我的羞愧，至今也沒有放下。可是現在，他想對那位老人說的是，謝謝。

如果不是那場失敗，也許他永遠不知道，應該怎樣做醫生。

“我們和病人是戰友，我們之間有信任、有互幫有互助、有爭吵、但絕不能有隱瞞。”

聽到這里，我感覺眼睛被淚水盈滿。他教過我這句話，那是在一次我和病人術前談話的時候。

那是一場切除耳廓瘢痕疙瘩的小手術，我照著之前在科室里的習慣，交代了一些并發癥就打算簽同意書、安排手術。

景春老師在旁邊聽著聽著，突然站起來，找了個借口支開病人，接著當場沖我發了好大的火，一條一條糾我的毛病：

“第一，這個病是在耳朵上，它首先牽扯的就是美觀，你怎么談的，‘我盡量給你保證耳廓的外形’？你為什么不讓患者知道，這個手術很可能無法保證耳朵的外形？”

“第二，這個病做完手術是需要放療的，你告訴她了嗎？”

“第三，這個疾病是由創傷、自身免疫共同造成的，她本身就屬于瘢痕體質，你有告訴她術后復發和對耳生長的可能了嗎？”

我當時很不服氣。他說的這些并發癥確實存在，但概率極小，平時我們都不提。畢竟你要是羅里吧嗦一堆，病人聽不懂，就知道害怕，到時候人家直接不治了，病不是更好不了了？

景春老師看著我的表情，突然住了口，把手中的紙條團成一團扔到了垃圾桶，然后打開窗戶，遞給我一支煙。

我倆對著窗戶靜靜地抽煙。

景春老師緩緩地說：“我知道，你不說那些條件不是因為忘了，而是你太希望患者同意去做這個手術。但你知道手術知情同意書意味著什么嗎？”

他看著我的眼睛，頓了頓：“這是你和患者最后的機會。”

景春老師說，病人不是你展現能力的作品，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你永遠要讓患者知道所有可能，永遠要相信患者自己的選擇。

“我要求你，以后在所有手術談話時，都要告訴他們，他們可以在任何時間反悔，中止這臺手術。”

“醫生和病人之間并不是顧客關系，也不是管教關系，而應該是君子之交的戰友。”

我見過很多技術高超、任何手術都敢做的醫生，他們當然也很厲害，但景春老師是我見過的第一個，認為患者比自己對手術更有話語權的醫生。

從作為外科指導推行術前制約，到作為急診科醫生教我，即使中間被患者家屬告過、被騙過，被千百次地傷害過，他從來沒有改變。

他想給所有人選擇的能力和權力，因為那是他們自己的人生。

在那場檢討會上，對著所有人，景春老師再次說了一樣的話：

“我想問在座的各位，因為我們是醫生，我們就比患者聰明，可以替患者選擇嗎？”

選擇治療方案，選擇要不要治療，甚至選擇生和死？

他覺得不能，所以，當孫春禮告訴他，是罹患肝癌的兒子孫祥忍受不了癌痛、求著她殺死自己的時候，他就答應了替這對母子隱瞞。

這才是他認為自己身為醫生該做的事情，“盡全力去幫助患者，并尊重他們自己的選擇”。

景春老師做的到底對不對，我想我早就知道了。

大概在“午夜兇鈴”的兩個月后，我們還見過孫春禮一次。

突然在急診科辦公室的窗口看見她的時候，我人都嚇傻了，以為她是來報復我的。還是景春老師走過去開了門。

門一開，孫春禮就直接跪倒在了地上。

景春老師拼命拉著她，沒有讓她把頭磕下去，她一面流淚一面掙扎：“謝謝你們李醫生、謝醫生，我真對不起你們，你讓我給你們磕個頭吧。”

景春老師強行把她拽到椅子上坐下，遞給她紙平復情緒。他問她：“怎么樣，祥祥的后事處理妥當了吧？”

孫春禮擦了擦臉上的淚水，點著頭說：“安葬好了，托您的福，安葬好了。我現在可以去完成兒子的遺愿和自己的事情了。”

景春老師問她，孫祥的遺愿是什么？

孫春禮哽咽著說，之前孫祥生病的時候，他們去過一次海南三亞，只是因為聽說寓意不太吉利，他們沒有去天涯海角，結果回來的飛機上，孫祥一直念叨著想去看。

說這些話的時候，是我第一次看見這個女人臉上露出笑容，十分溫柔的笑意。

景春老師故作輕松地打趣她，去天涯海角可不能隨便丟骨灰啊。

孫春禮看著他的眼睛說：“我會承擔我該承擔的東西，不會辜負我們一家的大恩人的。”她還是跪了下去，沖景春老師磕了個頭。

這次，景春老師沒有攔。我錯愕地看過去，發現他有點失神，輕輕地說：“要不是我的特殊情況，我也不會陪你們這么鬧。”

我沒有聽懂那句話，這件事，讓我后悔了很多很多年。

鄭支柱告訴我，檢討會那天，景春老師的話沒有說完，說到一半的時候，麥克風就被靜音了。緊跟著，院長放了一段錄音。

說到這里時，我的好友鄭支柱沉默了。我也沉默了。

我輕聲問：“是我‘舉報’他收錢的錄音嗎？”

鄭支柱沒有說話，算是默認，接著他說，后來他們還展示了景春老師給人代寫期刊的證據，景春老師全程沒有說話，沒有反駁。

最后這件事在院領導層面就定了論，景春老師包庇殺人命案，不是因為什么“醫生的本分”，就是因為受賄。沒多久，景春老師就“主動”辭職了。

我不知道自己該怎樣面對這個消息。回家的路上，我看著和景春老師的聊天框，發了很久很久的呆，最后只發了七個字：

“對不起景春老師”。

我刪除了景春老師的微信。我想，他不會愿意再見到我，我們也不會再見面了。

我告訴自己，他只是辭職了，醫術還在，也還年輕，一定會在另一家醫院做一個好醫生，他所堅持的那些事，也一定還有機會再實現。

而我會一直記得他說的話，會尊重病人的選擇，尊重我看到的每一個人。我永遠都是他的學生。

5個月后，我收到了景春老師的死訊。

我曾問過謝無界，你覺得景春老師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他給我描述了一個場景：當你穿上手術服，洗過消毒水，走進手術室，手術臺上鋪著藍色手術布，只露出中間一塊供醫生操作的皮膚，隔著手套你甚至感受不到溫度——

你很難不覺得，這是一條流水線，你要處理的是一件物品，而不是一個人。

而景春老師經歷了千百次這樣的場景，仍然記得，躺在病床上的是一個人。

ta有生命，有尊嚴，會感覺到疼痛，也想做自己的選擇。

景春老師是一個，想給所有人選擇的醫生。

在后來的幾年里，謝無界越來越意識到這件事的難得。

謝無界曾以為自己早晚有機會再見景春老師一面，對他說一聲謝謝，沒想到最后收到的卻是他的死訊。

直到那一刻，許多景春老師說過、他沒有聽懂的話，終于有了答案。

明晚21:04，我們講完這個故事。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卡西尼 小旋風

插圖：大五花

本篇20554字

閱讀時長約52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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