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經濟犯罪辯護律師：從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聊聊法律的穩定性

“法律絕非一成不變，相反地，正如天空和海洋因風浪而起變化一樣，法律也因情況和時運而變化?！?/p>

法律之變，因時、因事、因地、因人……所謂水無定勢，法律亦然。當然法律追求的一個方面是穩定性，不可隨意修訂。如果法律沒有穩定性，就會使法律失去其所具有的行為指導作用，使人無所適從。

但我們也必須清楚，法律是上層建筑，如果經濟形勢、社會環境都發生了變化，法律還要一成不變嗎？

顯然也不是。

就拿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來講，其犯罪構成要件要源于1995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決定》這一規定。時至今日已經三十年，如果還依據當時的認識來對當下的行為進行規范，可能會導致本罪適用過泛，也當然有必要對其予以限縮。

“兩高”發布的《關于辦理危害稅收征管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就有效回應了該問題，力圖解決當下爭議較大的問題。

《解釋》第十條第二款規定，為虛增業績、融資、貸款等不以騙抵稅款為目的，沒有因抵扣造成稅款被騙損失的，不以本罪論處，構成其他犯罪的，依法以其他犯罪追究刑事責任。司法實踐中存在大量的沒有騙稅目的，或者沒有因騙稅造成稅款損失的情況。如果按照行為犯的邏輯入罪，將嚴重影響企業發展及其經營的信心。

原因在于增值稅專用發票在當下的經濟活動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比如“增加業績、融資、貸款”以及除此三項之外的“等”（比如逃稅），都可能會用到增值稅專用發票。但是，該種情形的虛開又不會造成稅款損失，行為人也沒有騙稅目的。所以，圍繞著增值稅專用發票核心功能的相關爭議聲音越來越大。

時過境遷，形勢大變樣。于是就需要從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核心功能入手，即憑票抵扣稅款的功能著眼重新審查認定本罪。“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核心功能是抵扣稅款，只有利用該核心功能進行虛開抵扣，即騙抵稅款的，才能認定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strong>

抵扣稅款是一種客觀存在，容易認定。但是“騙抵”涉及人的主觀方面，如何認定呢？因為涉及到“騙”，就必然涉及對人主觀認識和意志的審查認定。因其隱藏于行為人的內心，因此需要推定，就像非法占有目的一樣。“‘因抵扣造成稅款損失’在一般情況下當然可以認定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騙抵稅款目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對該解釋所作的理解和適用，以結果推定主觀認識和意志，即有抵扣稅款行為就具有騙稅目的。

但無論如何認定，最起碼已經不僅僅以行為犯來認定本罪了，這就是因時而異。

除了因時而異之外，司法因地而異。刑辯律師在辦理案件過程中都會有體會。比如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這樣的涉眾型案件，雖然法律層面規定的入罪標準、量刑幅度都是統一的。但可以想象一下，在北上廣深這樣的城市，與一般的縣城相比，吸收金額一樣大的，司法重視程度以及處理結果會不會有比較大的差別。這并非錯誤司法，而是有些案件因地域、政策以及經濟環境等不同確有差異。

再說回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因同一個開票企業牽連到不同的受票企業，不同地方處理不盡相同。有的地方入罪，而且一切從嚴。有的地方則予以行政化處理，即該補稅補稅，予以稅務處罰即可，不會上升到刑事犯罪的程度。

說到這里想起了守株待兔的寓言故事，與大家分享。

“宋有人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p>

不期修古，不法?？?。法律亦應適應時代要求，與時俱進。尤其是法定犯罪日益增多，其侵犯社會和公民權利樣式多、手段變化快等，對這樣的犯罪也確實要適應形勢的需要，加強監管和打擊。比如，《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自洗錢犯罪情形，都是形勢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