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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22日，淪陷在國名黨軍隊手中的“紅色之都”延安，終于被我軍從敵人手中奪了過來。至此落入敵人控制之下長達一年多的延安，又一次迎來了紅色的隊伍。

延安這個城市對我黨和我軍的意義自不必多說，它的解放也鼓舞了陜甘寧邊區人民和全國軍民。

此時任西北野戰軍司令的彭德懷老帥，也長出了一口氣。奪回延安看起來是歷史的必然，但其中的艱辛只有親歷之人才能真正地明白。

想起幾個月前自己的“一意孤行”，到今天終于可以得到一個圓滿的結果。即使征戰沙場多年的他，一時間苦辣酸甜各種滋味不由得涌上了心頭。

好在當初毛主席雖然身臨險境，但從大局出發還是同意了自己的想法。

也正是因為當初攻敵不備的一招，才讓西野有了如今的大勝，和延安的順利解放。

要知道在一個多月前，本應該攻打延安的彭德懷，卻沒有急于首付延安。反而是以打宜川為誘餌，在黃龍山麓埋伏重兵圍點打援。

這備受非議的一手，也將西北的國共軍勢徹底扭轉。

既然延安城是如此重要，那么彭老總又為什么堅持先打宜川呢？這一戰略的精巧體現在哪里？

“放棄”延安

延安的失去要追溯到1947年初，抗日戰爭結束后，國民黨在重慶談判進行期間，就已經開始調動部隊圍攻我軍了。

此時的蔣介石有意在華北地區展開決戰，但這個計劃的先決條件就是，要把我軍所有兵力逼迫到華北，再一網打盡。

這樣的做法在早前紅軍反圍剿時期便是他們的慣用伎倆。我軍的反圍剿失敗，就是因為敵眾我寡，陷入敵軍的包圍后失去了閃轉騰挪機會導致的。

不過此時我軍的領導人早已今非昔比，又怎么會重蹈覆轍呢。

在平原地區面對面的大軍團作戰，我軍不占優勢。既然如此敵人想把陜北的軍隊和機關趕到華北，我們就不能如他所愿。

所以在察覺到敵人準備進攻延安的時候，主席也開始為下一步的行動作出了規劃。

首先需要決定的是撤還是守，如果撤要怎么撤，守又靠什么守。

此時的主席徹夜難眠思考著中央機關何去何從，經過反復的考慮，他找來了彭老總對他說了一番這樣的話：

“黨中央決定撤離延安，我軍在陜北的2萬多部隊由你帶領。如何用2萬人牽制胡宗南的25萬人就交給你了。”

要知道當時的胡宗南大軍壓境，靠著我軍僅僅兩萬出頭的兵力，固守延安是不現實的。不過主席也打定主意不渡黃河，留在陜西境內不去華北。

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去華北第一對不起老區的百姓，大伙會以為剛一開戰我就怕了。另外只要我不走，那么胡宗南就離不開陜西，其他戰場上的壓力也會小很多。”

事實證明主席的目光還是十分長遠的，他留在陜西確實起到了穩定軍心的作用。

而且他托付的彭老總也確實不凡，短短一年多的時間里，我軍的兵力不但沒有減少，反而越打越多。

這其實也跟主席定下的基調分不開。

“我們打仗不要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要集中兵力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反過來壯大自身。”

秉持著這個原則，1948年收復延安的時候，西北野戰軍的兵力已經增加了數萬人。這些人中大部分是被俘虜的國民黨士兵。

既然要撤退，那么如何調動全軍有序的離開延安是十分重要的。

為了給轉移的后方組織爭取時間，彭德懷率領的西北野戰軍也在延安城外阻擋著敵軍的進攻腳步。隨著當地的軍民陸續撤離，其他領導一次又一次的勸說主席趕快轉移。

可是主席卻氣定神閑不為所動，甚至有一次炸彈落在他的住所附近，都沒有讓主席流露出驚慌的神色。

對于其他人的催促，主席淡定的道：“不用勸了，我肯定要最后一個離開延安的。”

終于在所有人轉移后，主席被大家拉上了吉普車。此時的毛主席心中已經打定了主意，要在一兩年之內再一次回到這里。

重返延安

3月19日，胡宗南進入延安。在他的報告里“殲滅延安守敵16000多人，俘虜敵人10000人以上。”

這一番春秋筆法虧得他臉皮厚才編得出來，國民黨全軍上下進入延安的時候，這里早已成了一座空城。

不過蔣介石還是很吃這一套的，他收到報告后對胡宗南通報嘉獎，并在媒體上大肆渲染“陜北大捷”。一時間在國民黨的宣傳下，似乎共產黨已經窮途末路，不堪一擊了。

胡宗南

毛主席離開延安以后，與其他的黨中央領導人匯合。

經過商議決定毛主席，周總理和任弼時同志組成的領導核心留在陜西。而劉少奇，朱德等同志則前往晉西北根據地，建立當地的領導組織。

在這一次的重要會議上，毛主席又一次重申了自己的決定，那就是絕不離開陜北，除非敵我雙方態勢扭轉！

盡管后來的局勢發展證明，主席的決定是正確的，但離開延安后的大部隊往何處去，如何規避危險就成了一個難題。

從延安轉移開始后的一年間，主席開始了傳奇的“轉戰陜北”。說它傳奇，是因為這段歷史艱苦程度遠超長征，主席和中央機關卻在短時間內足跡遍布12個縣，行程超過1000公里。

而之所以稱為“轉戰”，主要是為了避免敵人的圍堵，所以不能在一地停留過久。

正是靠著主席和身邊人員的謹慎和機智，數十萬的國民黨軍隊加上汽車和飛機的幫助，都沒能找到他們的影蹤。

主席的行動既是“轉”也是“拖”，他拖住了敵人的軍隊，讓他們只能跟著自己后面繞圈。

而以主席和機關的800余人為“餌”，追擊的國民黨軍又成了西北野戰軍“分而殲之”的獵物。

在主席“轉戰陜北”的過程中，彭德懷的部隊也在伺機削弱國軍的力量。從撤出延安開始，彭老總就在青化砭設伏，殲滅了敵軍的一個旅。

1947年8月沙家店戰役結束，我軍在西北的態勢上已經由守轉攻，解放延安勢在必行。

不過此時的彭德懷卻心中猶豫，他意識到比起急著奪回延安，在目前的基礎上更多的削弱敵人的兵力和氣勢，似乎更加重要。

按照他的想法與其攻打延安，不如在黃龍地區陳兵圍困宜川，再圍點打援設伏于瓦子街坐等敵人來援。這個想法不可謂不大膽，而且幾乎大部分的領導都不同意這個做法。

且不提延安對于我國革命的重要存在意義，此時的主席仍然輾轉在陜北地區，為了他的安全，打下延安為主席提供一個安身之所也是必要的。

沒想到此時身處險境的主席，在聽完彭老總的匯報以后，反而表示十分贊同這個做法。

因為一旦拿下宜川，就等于封鎖了胡宗南南下的大門。他的部隊無法進入其他省份支援，只能留下陜西被我軍一步步蠶食。

相反我軍等于打開了南下的大門，到時候進可攻退可守，一次戰役滿盤皆活。可以說除了拿下延安的象征意義和主席的安危問題，先打宜川都算得上一步好棋。

不過主席的意思早已明確：延安要打，但不是第一優先級。如果拿下宜川，擠壓胡宗南部的生存空間的話，延安遲早會輕易收復。所以他全力支持彭德懷的想法。

得到支持后的彭老總，把圍攻宜川戰役中最重要的伏擊任務，交給了自己最為信賴的下屬，西北野戰軍第二縱隊司令王震。

1948年2月15日，王震收到彭德懷的電報，命他帶領部隊渡過黃河參加宜川戰役。

接到上級的命令后，王震沒有怠慢第一時間開始選擇渡河位置。

王震

經過考慮王震選擇了禹門口作為強渡的地點，這個決定也引發了很多人的擔憂。禹門口這個地方是一處古代渡口，同時也是黃河兩岸連通山西，陜西的戰略要地。

因為其重要性，所以國民黨西北軍在此地重兵防守，加上此處水流湍急，又有天險，實在不是一個合適的渡河地點。

彭老總也知道了王震的計劃，不過出于對老部下的信任，他只是說了一句：“王震既然說可以，那應該就沒有問題。”

事情的發展果然沒有辜負彭德懷的信任，王震率領的二縱2萬多人僅用了一周時間，就趕到了黃河對岸。

2月23日夜我軍開始渡河，到了24日晚間，已經基本控制了禹門口兩岸的陣地。

二縱將士馬不停蹄，隨即開始了拔除宜川城外火力點的行動。27日晚除了宜川城內的守軍，其他的外圍之敵已經全部被我軍殲滅。

被困宜川的國民黨守軍24旅旅長張漢初，開始瘋狂向胡宗南求援。

三

接到了宜川城的求援電報后，胡宗南十分重視，他也深知丟掉宜川將對己方十分不利。可是急切間很難調配大部隊前去增援，只能派附近的劉戡帶領四個旅兵力，輕裝簡從火線馳援。

劉戡的一舉一動都在我軍的預料之中，他還沒開始動作的時候，“歡迎部隊”就已經在前往瓦子街設伏的路上了。25日晚我軍到達既定地點做好了伏擊準備，27日清晨劉戡才姍姍來遲。

不過為了讓敵人全部進入包圍圈，所以我軍還是“善解人意”的多等了他們一天。次日劉戡所部后續部隊全部進入埋伏圈后，29日凌晨我軍打響了伏擊戰的第一槍。

戰斗剛一開始，我軍就在敵人的頭尾兩處封鎖公路，并派遣重兵阻截。在封鎖工作完成后，兩端的兵力開始向中端夾擊，這樣一來就粉碎了敵軍逃走的美夢。

彭德懷

猝不及防之下，很多敵軍士兵還沒來得及抵抗，就被迫成為了俘虜。我軍以極少的代價取得了圍點打援的勝利。

這場戰斗進行了3天，直到3月1日結束，劉戡手下的四個旅全部被殲滅。而劉戡自己因為不肯投降選擇了自我了斷。

瓦子街的伏擊戰不但震懾了胡宗南，同樣也成了壓倒宜川守敵的最后一根稻草。經過一周的激戰，宜川被我軍攻破，守軍長官張漢初被我軍俘虜。

宜川一戰打出了我軍的氣勢，也打怕了一直覺得實力處于上風的胡宗南。

經過戰后清點，我軍在這次戰役中共殺敵近8000人，俘虜敵人20000余人。繳獲各式火炮數百門，汽車數十輛，槍械數以萬計。

以此為契機解放軍乘勢進攻黃龍地區，在此后的一個月的時間里，西北野戰軍先后解放了石堡、黃陵、宜君、白水、韓城等地。

黃龍地區的解放加劇了胡宗南部隊的恐懼，此時的延安守敵已經陷入草木皆兵的恐懼中了。

正如主席預料的那樣，延安的收復很可能不用“打”。因為雖然國民黨占領了延安，可是花費兵力鎮守延安反而在思想上禁錮了對方。

把一城一地看得過重，正是胡宗南和國民黨政府的短視之處。

1948年4月，國民黨延安守軍意識到，繼續駐守延安已經沒有太大意義了。而且如果堅持不撤軍，很可能只會成為我軍下一個吃掉的目標。

這樣給西北野戰軍“送裝備”，“送兵源”的做法太過愚蠢，4月21日胡宗南在延安的守軍灰溜溜的撤離，我軍不費一兵一卒就和平收復了延安。

胡宗南

一切和主席的預言不謀而合。在延安落入國名黨軍隊之手一年之后，我軍不但收回了這座紅色城市，而且靠著大智慧徹底扭轉了西北的戰局。

自此我軍已經做好了解放全國的準備，勝利的天平也早已向共產黨解放軍一方傾斜。

回想當初，如果沒有毛主席的以身犯險，深謀遠慮，則不會有我軍靠著2萬人牽制，蠶食敵軍20余萬人的壯舉；

如果沒有彭老總的當機立斷和士兵們的英勇戰斗，也不會有延安的失而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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