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顯

諾貝爾獎到了今時今日，已淪為了美國的文宣工具，皆因世界上絕大部分的研究budget都在美國手里。在這世上，發放“狗糧”的主人有絕對的決定權，因而也可以控制大部分的評審，這是最簡單的經濟學……我不得不承認，如果有人發放“狗糧”給我，我也會乖乖聽話，只可惜，我并沒有這利用價值，連做狗也沒資格。

這一屆的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得主，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James Robinson的那套國家發達理論，正如政治學大師亨丁頓的得意門生福山寫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后一人》，以及香港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的師傅Larry Daimond的民主理論，俱都不過是以學術包裝的文宣，寫作目的正是為了“狗糧”。

諾貝爾獎得主3人中，Acemoglu和Johnson合寫了《國家為何失?。簷嗔?、富裕與貧困的根源》，主題就是制度令到國家成功，并且發明了兩個新名詞：“廣納”與“榨取”制度（inclusive/extractive），前者導致成功，后者必然失敗。

制度經濟學并非新學問，在張五常就是香港人最熟悉的一位，John Kenneth Galbraith、Douglass North也寫了大量通俗著作，并且在中文世界被大量翻譯。不過，當年講的是私有產權，但到了現代，這一套已成為了常識。因此，就要另外發明新名詞、新概念。

簡單點說，諾貝爾獎3人的理論就是西方的制度成功，其他的制度失敗，換句話說，就是民主制度必然導致經濟成功。不過如果只用上“民主”二字，既會遭到大量反例的挑戰，也不夠學術、不夠深奧，因此必須提出另外一些新名詞，新瓶老酒地包裝出一個看似是的“新”概念，就能成功包裝為“學術”了。

至于中國這些反例，照他們的理論，其發展不能持久，這正如蘇聯一樣，遲早會崩潰……如果他們的說法是真，美國也不用打科技戰、貿易戰，只要靜待它自然崩潰，就像先前的30多年般等下去，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