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已經結束，前總統、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Donald Trump）擊敗現任副總統、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Kamala Devi Harris）。
在互聯網上，有人因討厭或擔憂特朗普，對大選結果十分失望，只能再次寄希望美國長久以來的權力監督和制衡體系能約束特朗普；有人因厭倦既得利益集團和建制派政客長期把控政局，對已有一屆總統任職經驗卻是政治素人出身的“局外人”特朗普充滿幻想。
應該說的是，盡管美國政治具有不容低估的韌性和糾錯能力，但考慮到美國選舉民主長期被既得利益集團和民粹主義深深影響，困擾社會健康發展的一系列問題已有積重難返之勢，當選的特朗普和敗選的哈里斯都不是能帶領美國走出困境的合適人選。因為在這背后，不只是具體個人的問題，而是美國選舉民主的深層次困境。
在今天世界，一人一票直選政治領袖已在許多地方、許多時候成為政治正確，許多人把美國視作民主榜樣或理想的彼岸，仿佛美國的成功都是因為選舉。然而真相并不是那么簡單，美國是一個選舉民主國家，但不是許多人想象的那樣。總統的產生，在各州選民直接選舉之外，還有一個至今仍在影響美國政治的選舉人團制。
選舉人團制源自1787年制定的美國憲法，最初指由各州辦法產生的選舉人一起投票產生總統、副總統。這意味著起初的美國總統選舉是典型的間接選舉，而非現在人們所熟悉的選民直選。如果考慮到美國建國初期人民的投票資格遭到諸多限制，能真正參與投票的人民數量比較有限，那時候的美國至多只能稱之為民主程度比較有限的共和國。
然而，相比于1787年世界普遍處于專制主義、威權主義的陰影中，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只能被迫寄希望于少數高高在上、缺乏剛性約束的統治階層的智慧和仁慈，那時候的美國政治制度堪稱同時期偉大的創舉。時至今日，美國社會的創新、活力與自由仍然離不開政治體系所扮演的積極角色。

1787年，美國制憲精英們已在制定沿用至今的憲法。

為何當年美國國父們傾向于選舉人團制而非今天許多人所熟悉的選民直選？一個主要原因是美國國父們擔心人民直選總統容易造成民粹主義的嚴重后果，進而帶來“動亂和爭論的圖景”，給那些“以蠱惑家開始，以專制者告終”的政治人物以禍害國家的空間。正因這樣，如果在選舉總統的過程中，有一群經各州推舉辦法產生的選舉人為缺乏辨別能力的普通選民把關，將更有希望選出稱職的總統人選。
關于這點，美國開國元勛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在《聯邦黨人文集》中寫道：“應予希望的是，直接選舉能夠由這樣一些人來實現，他們最善于辨別適宜于這一職位需要的品質，可以在有利于慎重審議的條件下行動，并使一切理由和主張都能適當地結合在一起，以便作出選擇。由人民群眾普遍從本地同胞中選出的少數個人，最有可能具有進行如此復雜的審查工作所必需的見聞和眼力。”應該承認的是，盡管漢密爾頓未能預料到后來的民主化浪潮，但他深刻認識到選舉關乎治理績效的總統是復雜、審慎的工作，需對參與者有“見聞和眼力”的要求。
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民主化浪潮浩浩蕩蕩，美國普選權不斷普及，選舉人團制發生了重大變化，如今只剩下作為計票規則來平衡大小州影響的作用。今天的美國總統大選一般是由各州選民通過投票來確定各州總統候選人的勝負，然后再由根據各州推舉辦法產生的選舉人進行象征性的投票，各州產生的選舉人基本上不再重新核驗和把關所在州選民的選擇。美國歷史上時不時會出現改變所在州選民投票意向的所謂“失信選舉人”，但迄今并未真正影響大選的結果。2020年7月美國最高法院裁決，各州有權對“失信選舉人”進行懲罰。
以今天的現實來看，美國總統大選無疑屬于典型的選舉民主，各州選民的意向是最關鍵的影響因素。不過這也意味著漢密爾頓所期望的“進行如此復雜的審查工作所必需的見聞和眼力”再也難以成為要求，選舉注定將籠罩在揮之不去的民粹主義的陰影之下。當然，選舉民主具有通過周期性一人一票動員和聯合民眾并在和平時期對政府形成剛性制約的重大作用，揭示和反思選舉民主的問題只是為了在民主語境下揚長避短。
然而縱使按照選舉民主所通向的一人一票下有限多數統治原則，美國總統大選依舊存在令人失望之處。當選舉人團制只剩下作為計票規則來平衡大小州影響的作用，勢必在操作過程中容易扭曲民意，破壞選舉民主所包含的“票票等值”原則。美國總統大選總共有538張選舉人票，除了有3張是分給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之外，余下535張是根據各州在國會的參議員、眾議員人數來分配。美國眾議員席位是根據各州人口數量來分配，參議員席位是各州一律兩個。美國各州人口數量并不相同，有時候差距非常大，比如加利福尼亞州的人口約為四千萬，而懷俄明州的人口不到六十萬，二者的巨大差距讓懷俄明州人民的每張選票價值大幅高于加利福尼亞州人民。這背后雖然有美國建國的歷史實踐和聯邦制的因素在起作用，并且能體現大小州平等，但會造成不同州選民的選票背離“票票等值”原則。
除此之外，絕大多數州采用的“勝者得全票”的贏者通吃計票規則，既會造成總統候選人的普選票數和選舉人票數的不成比例，又容易讓有限多數統治原則異化為少數人統治。比如，在1968年的大選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普選票得票率僅為43.4%，只比時任副總統、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漢弗萊（Hubert Humphrey）42.7%的普選票得票率略高一點，卻贏得55.9%的選舉人票。在1980年的大選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里根（Ronald Reagan）以50.8%的普選票得票率贏得90.8%的選舉人票。在2000年大選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小布什（George W. Bush）的普選票數本來比對手戈爾（Al Gore）少50多萬張，但僅僅因為在佛羅里達州多了537張選民票而扭曲民意、僥幸當選總統。在2016年的大選中，特朗普的普選票比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少200多萬張，但依然贏得選舉。
盡管有人會以防止“多數人暴政”的借口來為2000年小布什、2016年特朗普的以少勝多辯護，卻忽略“多數人暴政”和有限多數統治是兩回事。“多數人暴政”指憑借一人一票控制政權的多數人對少數人進行殘酷的壓迫或侵害少數人的正當權益，問題的關鍵在于“暴政”，而不是多數人統治。民主的意義恰恰在于有限政府的多數人統治，與專制主義、威權主義的一人或少數人統治有根本區別。民主的精髓在于人民統治，內在價值是人人平等，凡是真正的民主，理應通向有限政府的多數統治，只不過一個符合良政善治的社會應該注重保護少數人的正當權益，多數人和少數人不是零和博弈的關系。既然這樣，當本應通向有限多數統治的美國民主因選舉人團制而出現滑向少數人統治的現象，實則是對民主精神的背離。不過，多數人未必總是正確的，少數人同樣未必總是正確的，節制“多數人暴政”或修正多數人的錯誤不在于重回背離民主精神的少數人統治，而是在承認和落實“主權在民”的同時以恰當方式探尋“治權在賢”，以符合人性的方式讓多數人和少數人都能勇敢運用理性、各竭所長，在相互促進和制衡中達到動態平衡。
當然，選舉人團制的問題只不過是美國選舉民主在具體操作中的問題，反映的是哪怕根據選舉民主的價值和原則，美國都與許多人的期待存在落差。正因這樣，在美國社會一直存在改革乃至廢除選舉人團制的聲音。不過，放在更大視域來看，選舉人團制的問題是美國政治中諸多節制選舉民主的政治設計的縮影。美國政治雖以選舉民主為根基，卻帶有濃厚的混合政體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帶有羅馬共和國的影子，即融合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的因素。在當今美國，盡管總統、參議員、眾議員都是經由選舉產生，具有選舉民主的底色，但如果進行對比會發現，具有強大權力的總統職位包含一些君主色彩，參議員包含一些貴族制色彩，眾議員包含相對較多的民主制色彩。除此之外，美國最高法院同樣包含相對較多的貴族制色彩。這樣的混合政體能在一定程度上兼顧平民和精英的不同訴求，能讓美國社會在一些情況下可以去制定或推行多數人未必支持、卻具有正當性的進步政策。這也反過來說明選舉民主會帶來民粹主義風險，故才需要混合政體進行適當節制。

選民期待的不只是短時間內的訴求和情緒，還有長遠利益。

然而，美國政治中的精英和民主的結合并不理想，與民主時代的人民對良政善治的期待存在較大落差。美國所謂的精英許多時候并不是歷經實踐和人心檢驗的精英，而經常是與既得利益集團有千絲萬縷關系的傳統政客或民粹政客。美國民主具有選舉民主常見的被既得利益集團和民粹主義裹挾的內在困境，過于看重民眾短時間內飄忽不定、易被影響的情緒，而忽略立足民眾長期利益的深思熟慮的理性聲音，以至于許多民眾的民主感受經常停留在選舉期間，一旦選舉結束，常常有被忽視、被剝奪的失望情緒。
這是因為選舉民主所召喚的理性選民在許多時候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多數選民在自利理性的影響下對超出常識理性或自治范圍之外復雜政治的認知局限于一知半解或道聽途說的水平，故容易給那些嘩眾取寵、迎合民粹、擅長調動選民情緒或有既得利益集團投入大量資源助選的政治人物以可趁之機，進而擠壓真正德才兼備者的空間。當政治人物都在比拼怎么迎合選民短時間內的情緒，都在思索怎么尋求占據更多資源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支持，還會有多少人甘于坐長時間實踐磨練和人心考驗的冷板凳，堅持長期主義和獨立思考？
美國的開國元勛們本來意識到精英和民主結合的意義，起初的總統選舉是希望在民主基礎上融入“進行如此復雜的審查工作所必需的見聞和眼力”。然而因為一系列因素的疊加作用，今天美國未能在1787年制憲精英所期望的方向探索出合理的精英和民主結合之路，未能對被既得利益集團和民粹主義裹挾的選舉民主揚長避短，以至于本有重大歷史進步意義的美國政治體系，越來越難以讓不同群體達成重疊共識，難以既公正、又有效地解決困擾已久的問題，政治與人民之間的契約開始動搖，不同群體之間的猜忌和撕裂越來越嚴重，埋下社會不穩的重大隱患。
（本文作者：鄧峰。本文部分觀點引自新書《拯救民主——揚長避短的新方案》，該書嘗試尋求平民主義與精英主義的公正平衡，提出以賢能民主（主要觀點：主權在民、治權在賢、賢從民中來、一人一票民主評價）為支柱的混合方案，希望為美好社會理想構建政治地基。若需新書電子版，請聯系郵箱：740121014@qq.com）

《拯救民主——揚長避短的新方案》目錄
前言：為美好社會理想構建政治地基
一、緒論：給民主另一種可能
1、選舉民主不是“歷史的終結”
2、選舉民主離社會需要的精英民主相距甚遠
3、揚長避短的新方案
二、選舉民主在全球范圍內遇挫：問題出在治理失敗
1、美國開國元勛的警告正不幸成為現實
2、英國脫歐公投：“撞在無認知能力的暗礁上”
3、“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4、烏克蘭的悲劇
三、民主何以淪落至此
1、過度拔高民主是不可承受之重
民主的效用是有限的
選舉民主難以通往成功的自由民主制
2、選舉民主的根本悖論：民粹宿命或既得利益集團圍獵
選舉的博弈：平庸的政客，千絲萬縷的政商關系
選舉后的博弈：階層分化下的不對稱角力
3、理性選民的幻想和選舉民主對人民理性的誤用
4、等待羅斯福還是希特勒
四、 針對選舉民主問題的已有態度和補救方案
1、反思丘吉爾名言：民主不能不思進取，不能成為教條
2、社會民主和經濟民主：重要卻不能替代政治民主
3、協商民主、監督式民主、參與式民主：重要卻不能支撐起民主大廈
政府是否賢能、是否民主決定協商成效
監督式民主既不能替代賢能政治又不能替代一人一票
籠統而效用有限的參與式民主
4、抽簽民主和直接民主：往前看而不應向后退
5、 與貝淡寧商榷：尚賢與民主不是替代關系
新加坡經驗富有啟發意義卻仍存隱患
中國轉型的未竟之業
6、對白彤東的補充思考：主權在民何以保證，治權在賢何以可能
五、作為出路的賢能民主
六、賢能民主的第一個基石：賢能政治
1、尚賢是政治的根本
尚賢政府是社會分工的必然要求
不能尚賢的民主是劣質的、難以持續的
2、應對現實社會的重重挑戰離不開尚賢
日益擴大的階層分化埋下社會不穩的隱患
人的異化、虛無和娛樂至死
世界秩序的叢林狀態和政經分離
人工智能的沖擊：普遍自由或普遍棄民
尚賢仍應以有限、法治、民主政府為前提
3、賢能政治家具備什么樣的品質
韋伯的思考：誰才能擔負政治的“天職”
鄧小平和李光耀的經驗
道德、品性、智慧、手腕缺一不可：超越馬基雅維里
4、怎么選賢與能
墨子尚賢的思考
孫中山和黃宗羲：必要的考試但不能唯考試
可資參考的人民行動黨經驗
小結：公正有效監督下的精英推選和人民評價相結合
七、賢能民主的第二個基石：一人一票民主評價
1、長期來看，缺乏民主的尚賢是靠不住的
跳不出歷史周期率的傳統中國
傳統中國選官：小圈子化的察舉，“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舉
蘇聯官場的逆淘汰
帕累托和精英的腐化
2、一人一票是制度化的人民動員：和平時期最強大的制衡力量
3、對洛克和孟子的補充：人民滿意是政權合法性的最主要來源
4、一人一票民主評價符合法律和政治權利面前人人平等
5、一人一票民主評價符合政治中的人性
人性深處對于平等的強烈渴望
熟悉領域的理性人
非熟悉領域的“事后諸葛亮”
社會分工下精英和大眾的分化
讓理性之光照亮政治：高質量可持續的制度應該立足于人性
6、重新反思民有、民治、民享
八、賢能民主：從理念到落地
1、配套制度措施
2、賢能民主的制度設計
議會：民選議席、賢能議席相互補充和制衡
各級政府領導人的產生：精英推選和民眾一人一票民主評價
3、賢能民主的優點與衡量制度優劣的“鄧小平標準”
4、賢能民主適用條件及其與選舉民主的關系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