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0月底，陳志堅、許明杰、楊韶杰三位研究中世紀的歷史學者做客獨秀書房，與大家分享了中世紀的人與生活，及其所折射的歐洲文明。

我們記錄了一些備受關注的問題和對應解答，不妨跟隨三位學者的闡述，重溫中世紀的復雜和多樣性。

中世紀是什么

楊韶杰：我們今天聊的是“中世紀的人與生活”，中世紀是 long long ago 的事情，是西方一個特定的歷史時間段。陳寅恪先生曾經說過：“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宋朝是中國文化的高峰、巔峰，那么近代西方文明在合適孕育？根據學界最新的研究表明，近代西方文化的諸多特征（或“元規則”）產生于中世紀。但是中世紀本身是很有爭議的一段時間。那我們先來聊聊什么是中世紀？中世紀這一概念是由誰、在何時“發明”、“構建”的，為什么要“發明”這一概念？

許明杰：我們大致把西方歷史分為古代、中世紀和近代三個階段，中世紀在古代和近代的中間，英文叫 the Middle Ages，或者 Medieval，前者是名詞，后者是形容詞。“中世紀”這個概念源于文藝復興時期知識分子的塑造，他們覺得自己生活在新的時代，要復興希臘羅馬文明，要重塑古典精神，要解放人性。 這些人往往把476年西羅馬帝國的滅亡看作古代的結束和中世紀的開始，從這個時間到文藝復興時代就是中世紀，延續近千年。他們認為這個時代是黑暗的，是所謂“歷史的垃圾時間”。

楊韶杰：簡單來說，文藝復興是近代的事情，當物質積累和精神積累到一定階段以后，人對自身及世界有了新的看法，要重新發現并追求新的自我，追求人文主義。這也是志堅老師研究的方向之一。

陳志堅：其實，在我看來人文主義追求的核心是對中世紀的一種背離，與此同時也是對自我選擇的一種強調。比如說中世紀的時候強調的是信仰，人們會被告訴福音就是這樣，世人皆有罪，要等著被拯救。但人文主義強調的是，自己決定接受什么樣的知識，自己有什么樣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主選擇。

另外，文藝復興是一個積累的過程，在中世紀出現過很多次，比如有阿爾弗雷德大帝的文藝復興，查理曼大帝的文藝復興，還有十二世紀的文藝復興。文藝復興還是一個積累和漸進的過程，與此同時，我感覺文藝復興的出現也是需要等待機會和條件的。

中世紀的筆、墨、紙

陳志堅：我喜歡帶著學生做一些比較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說我們關注中世紀的抄工在什么地方抄寫，他們使用什么筆、墨、紙，做出來的抄本形制是怎樣的，整個過程又是怎么實現的，這些抄本做出來之后，閱讀者是誰，贊助人又是誰？ 制作抄本一般成本非常高，因此大多數情況下需要修道院專門辟出一個莊園去養羊，由此才能產出大量書寫所用的羊皮紙。當然也有一些抄本是由更為高檔的小牛皮紙（vellum）制作出來的，此時則需要養牛，成本自然會高很多。那么，所有這些支撐抄本制作的財富從哪里來，一般是來自贊助人，贊助人或是國王，或是貴族，但基本上都來自社會上流階層。抄本制作完成后，事情并未結束，因為每一部抄本都是獨一無二的。不像今天，出版社利用現代技術，一本書可以印幾萬冊，甚至幾十萬冊，全是一模一樣的。而且，中世紀圖書的版權并非像今天一樣非常明晰。比如，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的圖書會明確地標注該書是某年某月第幾版。中世紀的版權意識非常模糊，但并非無跡可循：有時候，人們會根據抄本第二葉（secundo folio）正面的第一個詞來區別抄本的版本。因為，即使是相同文本，因為抄工不同、尺寸不同、版面安排不同，也有可能形成不同的抄本版本；有時候，抄工本人可能會在抄寫工作完畢后，在抄本的尾部扉頁上標明其身份；有時候，抄本的擁有者，例如某間修道院，也會在抄本的扉頁上注明該抄本為某某修道院所有。這一標注后來發展成了西方圖書文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也即藏書票（Ex libris）。

今天我帶來了兩個由我們的文書工坊制作的復刻品，其原材料都是羊皮紙。一個是中世紀手抄本的復刻品，嚴格使用中世紀的方式由我和我的學生一點一點手工做出來的。還有一個是中世紀卷宗的一個單張，它是由兩張尺寸較大的羊皮紙縫合而成的，其內容是中世紀英格蘭王室財政署的審計報告，一般規模相當的郡在審計完成后都會形成這樣的一個單張，最后全英格蘭幾十個郡的審計文件會疊放起來，并在頂部統一裝訂，然后卷起來保存。因為卷起來之后的卷宗非常粗，從外觀看有點像排水的管子，所以這個卷宗一般被稱為管卷（pipe roll）。

許明杰：我想了解一下成本問題。

陳志堅：成本確實挺高的。剛才提到的管卷單張是由兩張比較大型的長方形羊皮紙縫合而成的，兩張羊皮紙尺寸相當，長約75厘米，寬約為60厘米。像這樣的尺寸的羊皮紙一張大概需要花費幾百元人民幣，因為基本上要用一整只羊的羊皮才能量裁出這么大的面幅與寬幅。

制作抄本時，抄工的工作一般從筆、墨、紙開始。古典晚期的墨多是以碳為基礎的墨，在來自埃及的紙草上書寫相對匹配。因為埃及的紙草是一個比較粗糙的介質，碳基墨很容易進入到紙草粗糙的纖維縫隙，書寫成品的墨跡比較穩固。及至中世紀，主要的書寫介質變成了羊皮紙，與此同時書寫工具也由葦管筆變成了羽毛筆。用羽毛筆在羊皮紙上書寫，雖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呈現前所未有的細節，但因為羊皮很光滑，碳基墨水很難抓住羊皮紙，過一段時間后墨跡極易碎裂成墨片，部分墨跡就此脫落，保存的時間不長。

針對這一問題，中世紀人發明了一種以酸為基礎的墨水。這種墨水的基本原材料有二：其一是植物酸，其二是綠礬，也即硫酸亞鐵，二者混合后可產生一種不溶于水的紫黑色鐵鹽化合物，這是中世紀墨水最為核心的物質。中世紀墨水的植物酸一般來自于橡樹上的櫟癭果（oak gall）。雖然名為櫟癭果，但它并不是一種果子，而是由櫟癭蜂叮咬橡樹后，橡樹自身為了抵抗蜂毒而產生特異反應，從而鼓出的直徑約為2厘米的樹瘤。這些樹瘤在秋天來臨時就會形成櫟癭果。櫟癭果富含植物酸，其中單寧酸的含量可達90%，是制作鐵鹽墨水最為合適的原料。鐵鹽墨水不僅具有超強的穩定性，還具有一定的酸性殘留，這些酸性物質可以幫助墨水腐蝕掉羊皮紙的表層，牢固地燒入（burn in）羊皮紙，由此用這種墨水在羊皮紙上書寫的墨跡可以保存很久，最早的鐵鹽墨水作品迄今已有了上千年的歷史。

中世紀的國王和貴族

許明杰：跟中國的歷史傳統類似，西方的歷史研究也重視王侯將相。而具體到中世紀，有關這個群體的研究也是非常多的。下面我結合英國學者奧姆羅德所著的《愛德華三世》這本書談一談這個群體的基本情況。

首先一個問題，愛德華三世是誰？這個人在英國歷史上還是很有名的，莎士比亞寫過一部歷史劇，就名為《愛德華三世》。但莎士比亞把這個國王寫得很垃圾，說他好大喜功，奢侈好色。但事實上并非如此。《愛德華三世》這本書就對他的形象有重新的塑造，糾正了傳統的認知。接下來談一下這本書的學術價值。作者奧姆羅德是英國的一個權威學者，他對中世紀英國政治史有深入的研究，也提供了不少新的見解。例如傳統觀點認為，貴族和國王之間的關系是矛盾的、斗爭的，大憲章、議會就是雙方斗爭的結果。但是他告訴我們，歷史并非如此。實際上，雙方之間的關系以合作為主。例如愛德華三世的統治很成功，就體現了這種合作關系。

下面舉幾個例子幫助大家理解。第一個是議會。愛德華三世統治英國長達50年，在這一時期議會得到很好的發展，其中一個突出的體現就是上議院和下議院的分野。議會的活動主要體現了王國精英群體內部的合作，而非矛盾。第二個方面是他對政治文化的塑造，其中很多元素一直留存到現在。例如溫莎城堡是英國王室重要的宮殿之一，現在的王室就被稱作溫莎家族。這個城堡最初的大規模建設是愛德華三世完成的，他出生在溫莎，也曾長期住在這里，對這個地方有很深的感情。另一個例子是著名的嘉德騎士團。這個組織是他創立的，創始人員共26個。其成員構成體現了對軍事精英的吸納，除了國王、王太子和其他王公貴族外，還包含少數軍功顯赫的騎士。再一個例子是圣喬治崇拜。據中世紀的傳說，圣喬治是羅馬帝國的一位將軍，英勇無畏，曾經屠龍，但最終因為信仰基督教被迫害致死，后來成為基督徒眼中的圣徒。圣喬治信仰在中世紀歐洲非常流行，愛德華三世非常喜歡他，進而把他塑造成英國的主保圣人（patron saint）。現在英格蘭國旗的核心圖案就是圣喬治十字。這些元素體現了王國精英之間的合作關系，溫莎城堡可用于王公貴族和騎士聚會，嘉德騎士團是給優秀分子的榮譽稱號，而推崇圣喬治崇拜也是為了凝聚騎士階層。我講這些例子就是希望更為生動地呈現中世紀的風貌。

溫莎城堡

楊韶杰：國王是一個具體的人，首先國王是一個大貴族。早期說法是“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可進。”國王要吃國王自己的，你不能隨便吃別人的。所以國王也是一個人，他也要生活、也要建立事業，所以有時候會有很多局限。

中世紀是一個契約社會（雖然是不平等的），騎士向領主效忠，領主要保護騎士。騎士對領主確實有義務，比如我們一起打仗，但打仗一年不能超過40天。不像中國那樣，一道圣旨，“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中世紀的國王沒有這么大的權力，效忠是有限制的。中世紀的國王跟我們古代的皇帝是有本質的區別，他也要生活，他也要戰斗，關鍵是他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吃自己的，其實做一個好國王很不容易。現在人對中世紀國王是暴政的這一觀念是建立在近代革命者宣傳基礎上的，英國要進行近代革命，革命要塑造對象，把國王刻畫成暴君，這樣才能彰顯其革命的正義性。

中世紀的教會

楊韶杰：修士在傳教的過程中會發生很多問題，后來修道院改革，修士應該在修道院里面服侍上帝，所以他們重返修道院。但還是需要有人來傳教，這時候教會就要鼓勵貴族們、莊園的領主去修教堂。通常領主會問：“我為什么要修教堂呢？”，教會的回復則是：“你修一個教堂，然后你可以任命這個堂區誰來當神父，此外修教堂以后就有善功，會得到屬靈的回報。”那么誰來當神父呢？誰來當神父很重要，因為教會要收什一稅，什一稅要交給堂區神父，神父也要管理教產，這也是一個有利可圖的方面。 所以世俗的領主、莊園主和貴族他們很樂意建教堂，這既是一種身份的象征，另外還可以得到屬靈的回報。如果祖輩曾經作惡，那么現在建一個教堂也算積德了，有助于進天堂。那么堂區教士哪來的？就是領主的次子或更小的孩子。在中世紀，長子可以繼承財產，老二、老三則被安排去當修道院做院長、去堂區做神父。因此，堂區教士最早來源于普通人、世俗的人，他們從小跟著老教士，學習怎么念經文、怎么讀拉丁文，再一級一級地晉升，到司祭等級就可以當堂區教士了（通常就到24歲了）。 這也是教會早期擴張發展過程中的主要特征，在教會實力不足的情況下，依靠世俗人員建教堂、任命教士來傳教。但教會的力量始終在發展，主教在地方教會中的管理地位逐漸提升，并最終掌握了堂區教士的任命權，并對其實行嚴格的管理、監督。13世紀后，堂區教士成為一個特殊的、規范的職業群體。

時代在進步、人也一直在發展，人的智慧越來越多，那么對信仰也提出了要求。怎么在新時代，能更深入淺出的讓老百姓接受傳統的信仰，對教會而言這是一個挑戰。 原本中世紀的教會和世俗社會沒有一個很清晰的邊界，但到近代早期后，世俗化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因此這個邊界需要更清楚，所以兩者就會發生很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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