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清和智本社社長

10月份，德國聯邦政府發布秋季經濟預測報告，將2024年德國GDP增長預測從此前的0.3%下調至-0.2%。同時，IfW等多家機構集體將今年德國的GDP預期下調至-0.1%。這意味著，德國可能面臨連續兩年經濟衰退，成為G7中表現最差的經濟體。

德國時間10月30日，“德國經濟引擎”大眾汽車集團發布的第三季度財報顯示，三季度凈利潤從去年同期的43.4億歐元降至15.7億歐元，同比大跌63.8%；營業利潤為28.6億歐元，同比大跌42%；營業利潤率從6.2%降至3.6%，為四年多來最低水平。

為了應對挑戰，大眾汽車宣布史無前例的重組，計劃關閉至少三家德國境內工廠、裁撤數以萬計員工并收縮其在德國所有剩余工廠規模，同時要求14萬名工人集體降薪10%。目前，大眾汽車正與工人展開拉鋸式的談判。當月，德國失業人數增加了2.7萬人，失業人口達到286萬人，失業率保持在6.1%左右。

德國人對大眾汽車有著深度的依賴感，其業績“暴雷”無疑給德國的經濟前景蒙上一層陰影。

當下，全球目光聚焦于美國大選、特朗普上臺、強勢的美元美股以及中美關系，很少人關注到德國這一老牌經濟體在俄烏戰爭后正走向衰落。特朗普的再度上臺定然加速包括德國在內的歐美世界右轉，右翼勢力的崛起可能給德國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

我曾寫德國三部曲《德國重劍：激情政治、統制經濟與奴役之路》、《德國模式：經濟憲法、自由市場與繁榮之路》、《德國大選：政治挑戰、歐洲困境與統一之路》，分析過德國經濟的歷史。如今，德國正面臨新的困境，正發出經濟長期停滯的信號，曾經令人刮目相看的德國經濟何以至此、又何去何從？

本文邏輯

一、德國模式與經濟困境

二、中國追趕與美國施壓

三、產業重組與地緣政治

【正文6500字，閱讀時間15'，感謝分享】

01

德國模式與經濟困境

二戰后，艾哈德改革，開辟了第三條道路——社會市場經濟，奠定了德國經濟模式。此后幾十年，德國經濟在馬歇爾計劃、美蘇爭霸、東西德統一、歐洲一體化的歷史機遇與挑戰中持續增長，堪稱“德國經濟奇跡”。

德國是經濟增長最穩定的發達國家，是二戰以來極少未發生過經濟危機的發達經濟體。

在進入被追趕階段（辜朝明，2023），美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制造業大規模地遷移到中國等新興國家，進而出現貿易逆差、投資不足、利率與通脹低迷等問題，后者對前者形成追趕之勢。而德國的突出之處在于，即便在被追趕階段，德國依然長期保持貿易順差。

我在《這才是中國經濟的出路》一文中，用對外貿易順差定義出口經濟，用第一次對外投資所得凈額定義出海經濟。

日本與德國作為對照組來比較：在進入被追趕階段，日本逐漸從出口經濟轉向出海經濟，德國是一個出口經濟與出海經濟并駕齊驅的國家。

數據顯示，在八九十年代，日本是出口經濟，對外貿易順差巨大，巔峰時期達到1200億美元；進入2000年，尤其是2007年后，轉向出海經濟，對外貿易順差逐步縮小，甚至一度出現巨額逆差，2023年貿易逆差達660億美元；同時，對外投資第一次所得凈額迅速擴大，2023年達到2493億美元。

2023年，在日本上市公司中，40%的營收來自海外市場，在前10大上市公司中，70%的營收來自海外市場。日本大型銀行也轉型為全球化金融機構。三菱日聯、三井住友金融、瑞穗金融的海外信貸凈利息收入占比分別為90.6%、85.0%和67.2%。

德國的走勢與日本完全不同。從1990年到2003年，德國出口持續增長，對外投資第一次所得凈額持續下降，甚至出現逆差。不過，在2003年之后20年的時間里，德國的出口經濟和出海經濟“齊飛”。數據顯示，2023年，德國貿易順差達到2423億美元，同時對外投資第一次所得凈額也達到1554億美元。

日本與德國最大的差別在于，日本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遭遇了持續的大衰退，國內有效需求崩潰導致中小企業破產、大型企業集體出海，重創國內產業鏈和出口經濟。而德國經濟長期保持穩定，歐洲一體化中穩定的需求支撐起國內產業鏈與出口，同時又在新興市場尤其是在中國市場的大規模投資中獲得巨額收入。

日本經濟從出口轉向出海，屬于“單翼切換”，德國則保持“雙翼飛行”。

這說明德國的產業資源全球化配置合理高效。該出海的出海，該留在國內的留在國內，而且各自都具有競爭力。像德國大眾、巴斯夫，是兼具出口能力和出海能力的全球化企業。

再簡單比較中國與美國。當前，中國還是一個出口經濟體，貿易順差巨大，但對外投資第一次所得收入長期為逆差。美國與中國相反，貿易逆差巨大，對外投資第一次所得凈額規模不小。

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貿易差額為8221億美元，對外投資第一次所得凈額為-1482億美元；同期，美國貿易差額為-10632億美元，對外投資第一次所得凈額為1366億美元。

跟美國、日本、中國相比，德國經濟模式是非常特殊的、罕見的。在出海時代，中國可能是日本模式、單翼飛行，還是德國模式、雙翼飛行，這個問題我們以后討論。

當前，德國的挑戰是這種模式可能難以為繼，德國的全球產業資源面臨重組以及國際競爭力重新定價的風險。

毫無疑問，俄烏戰爭是打破德國經濟這種內外部平衡的關鍵事件。

俄烏戰爭以及對俄能源脫鉤政策，引發德國大通脹，重創德國化工、鋼鐵等高耗能產業，導致出口迅速下滑，貿易順差降至1000億美元。盡管2023年德國通脹率迅速下降，出口也隨之反彈，但是，德國的工業基礎受到沖擊，汽車、機械設備制造、化工三大產業資源正在重組，以至于宏觀經濟陷入衰退。

2024年上半年，德國出口額同比下降1.6%，由于進口額大降6.2%，進而推高貿易順差。德國出口火車頭汽車及零配件同比下降2.4%，位居第二、三的機械制造和化工出口同比下降4.4%。

今年德國通脹率迅速下降，是歐洲央行加息抗擊通脹和歐美協力開辟能源通路的結果，但是很少人意識到，這可能反映了德國經濟韌性不足，其需求正快速下滑。受能源供給沖擊最嚴重的德國，其10月CPI僅2%，不及美國同期通脹率（2.6%）。

數據顯示，10月德國制造業PMI初值為42.6%，已連續28個月收縮，這是德國最近幾十年來未曾出現過的制造業衰退現象。而同期，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公布的制造業PMI為46.5%。

德國聯邦統計局近日公布的數據顯示，經季節和工作日調整后，9月德國工業產出環比下降2.5%，為歐元區20國最低。

微觀層面，德國聯邦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前六個月，德國申請破產的公司數量與2023年相比增加了近25%，僅8月份，德國提交的常規破產程序數量就比上年增加10.7%。

盡管德國通脹率已回落，但其能源成本難以恢復到戰前水平，其制造成本已難以與中國等新興國家競爭，依賴于能源的化工、機械制造業與汽車產業紛紛關閉工廠。

德國工商聯會8月1日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越來越多的德國企業正考慮減少生產或遷往海外。德國化學工業協會最近一項調查中，74%的化工企業表示，不太可能投資擴大在德國的生產規模；只有15%的化工企業表示，可能投資擴大生產規模。其中，巴斯夫今年已關閉了13家國內工廠，明年還將關閉三家。巴斯夫董事會主席Martin Brudermüller坦言：“在德國，看不到還能賺錢的地方。”

在國際地緣政治沖突時代，德國的雙翼飛行模式正被打破，其產業資源面臨重組、重新定價。

02

中國追趕與美國施壓

當前的德國，正面臨被追趕階段更加難的處境，正遭遇兩個強勁對手的夾擊：中國與美國。

大眾汽車、巴斯夫等德國老牌企業是最早進入中國市場的外資企業，深耕中國市場。長期以來，中國與德國形成一種互補性經貿格局。不過如今，中國正在成為德國的產業競爭對手。

德國汽車、機械制造和化工三大產業占其GDP的比重達到30%，而中國這三大產業規模同樣龐大，而且近些年快速興起，憑借成本優勢、技術迭代與產業政策支持，正對德國構成直接競爭。

過去十年，中國政府大規模支持新能源發展，在原有成熟的汽車與電子產業鏈基礎上逐漸形成大規模量產能力。在2022年石油危機期間，新能源汽車迎來了一輪潑天富貴。這推動了中國新能源汽車大規模量產，比亞迪迅速崛起，并且對德國、美國汽車廠商構成挑戰。

數據顯示，2023年，比亞迪汽車銷量達到302萬輛，同比大漲61.8%，國內市場份額從2020年的2%左右躍升至11%，力壓德國大眾，成為中國市場份額占有率最高的汽車廠商；同期，德國大眾在華銷售量為239.86萬輛，同比增長僅0.1%，在華市場份額從2018年巔峰時期的近16%下降至10.1%。

中國新能源汽車的國際競爭力，不是來自頂尖技術，而是產業鏈。新能源產業鏈中諸多核心技術依然由美日韓掌握，而中國的能力是擁有能夠大規模量產的能力。

德國新能源汽車大眾ID系列在2020年開始逐步量產，但受限于成本與市場需求，量產提升速度很慢。在去年9月份德國慕尼黑車展上，德國版大眾ID.7率先預售，價格為56,995歐元，約合人民幣45萬元。而同款車，中國版2024款價格僅德國的一半。

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大眾汽車在歐洲市場純電銷量為18.4萬輛，同比下跌15.2%；在全球市場的純電動車銷量僅為31.7萬輛，同比下跌1.4%，在集團內部銷量占比為7.3%。

當前，全球汽車市場主流依然是燃油車，比亞迪憑借其電池及中國汽車產業鏈的優勢，正在成為全球第一大電車廠商，但對美德日系汽車構成替代還為時尚早，而且下一個汽車時代并非新能源汽車。

中國汽車工業對德國汽車業的挑戰可以用六個字概括：亂拳打死師傅。中國正在使用激進的汽車產業政策，正在加速推進汽車國產化，盡管整個產業面臨產能過剩的壓力，但德國汽車廠商的前景是值得擔憂的。

大眾汽車對華市場依賴度為25%，在華市場份額被比亞迪等國產廠商吞食，導致大眾全球銷售下滑。今年上半年，大眾汽車在華市場交付量只有134.5萬輛，同比下滑7.4%，這拖累其全球銷量下降0.4%。國內汽車廠商大打價格戰，大眾汽車在華可謂量價齊跌，拖累其上半年全球營業利潤下降11%。大眾汽車在北美、南美和西歐銷量的增長，被在華汽車銷量的下滑給抵消。大眾汽車不得不將今年全球市場的交付量下調至900萬輛左右，較去年下降2.6%，此前預期增長3%；銷售額預期下調至3200億歐元，較去年同比下降0.7%，此前預期增長5%；利潤率預期降至約5.6%，低于此前的6.5% -7%。

德國時間9月30日，在公布凈利潤下降63.8%的財報后，大眾汽車宣布史無前例的重組，計劃關閉至少三家德國境內工廠、裁撤數以萬計員工并收縮其在德國所有剩余工廠規模，同時要求14萬名工人集體降薪10%。這是大眾汽車第一次考慮關閉國內工廠來降本保利。這或許只是一個開始。與戰前巔峰時期相比，德國汽車行業就業人數已下降6.5%。

化工是德國老牌工業，但如今存在“去德國化”的可能。

與汽車相比，化工行業對能源成本更加敏感。在2022年石油危機期間，德國化工巨頭巴斯夫第二季度能源成本同比大增266%，迫使其迅速關停國內工廠，向海外尋求進口替代和產業轉移。2022年前10個月，德國實際對華投資增長達95.8%，遠高于全國同比增速14.4%。

11月，德國總理塑爾茨率領豪華經濟“天團”訪華，其中包括大眾汽車、巴斯夫等12家老牌德企。他們希望加快在中國市場的布局以緩解能源與供應危機。當時，巴斯夫對湛江項目提速、加碼，投資一座年產量達8萬噸的新戊二醇裝置；明確到2030年，將投資高達100億歐元。

即便石油危機已過去，但德國的能源供給瓶頸依然沒有解決。德國化學工業協會（VCI）估計，當前階段德國的能源價格比美國高出5倍、比中國高出2-3倍（《德國的經濟衰退警報與結構性挑戰》，CF40研究院））。

數據顯示，2023年，德國化工行業的產量與2018年相比下降了21%，利潤下降了12%，投資下降90%，新訂單處于十年來最低水平。

今年前8個月，除了食品行業和造紙行業，德國幾乎所有主要終端行業的化學品需求都呈疲軟態勢。例如，電子設備行業的化學品銷售收入同比下降16.1%，機械行業的化學品銷售收入同比下降8.3%。除了出口亞洲市場的化學品上漲，其它地區市場均下跌。例如，出口北美化學品總額同比下降3.6%，出口拉美市場同比下降3.4%。

德國另外一個對手是美國。

德國在工業領域的優勢被世界石油危機削減，同時其在信息化領域的弱點又在美國人工智能浪潮興起后暴露。

下一個汽車時代，定然不是新能源汽車，而是智能汽車。而德國智能汽車系統遠遠落后于美國，甚至在應用端不如中國。過去三年，大眾汽車旗下軟件公司CARIAD分別產生33.95億歐元、20.68億歐元和23.9億歐元的虧損，而在智能駕駛市場上成果有限。

在智能汽車時代，特斯拉或許能夠替代大眾等傳統汽車廠商成為領導者。同時，未來的汽車格局可能發生根本變化。消費者可能不再采購汽車，大量租用汽車，最后只剩下幾個大型無人駕駛汽車租賃平臺，而包括大眾在內的傳統汽車廠商淪為平臺的代工廠。

實際上，不僅僅是汽車智能化，德國幾乎在所有領域的信息化、智能化沒能跟上時代的步伐，徹底被美國甩開，甚至不及中國。

這或許跟德國卓越的工業、謹慎的性格有關系，還跟德國的金融體系有關系。

信息技術創新依賴于發達的資本市場，但是德國金融市場與中國類似，是以商業銀行為主體。德國的銀行是全能銀行，可以持有工商企業的股份。這種金融制度支持制造業融資，抑制金融泡沫，同時抑制了資本市場的發展以及對技術創新的融資。

這種金融制度決定了德國很難出現像谷歌、微軟這種的信息技術創新企業。與日本類似，德國錯失了90年代的信息技術的領導權，只是二者原因不同。反過來說，美國正在引領人工智能時代，正吸納更多歐洲資本涌入，這可能加速德國傳統工業和金融沒落。

德國的問題出在哪里？

03

產業重組與地緣政治

該怎么理解當前德國的經濟問題？

短期的能源沖擊？經濟結構和轉型問題？錯失新能源和人工智能？

都不是。最準確的理解是：德國經濟在新的國際地緣政治危機下遭遇產業重組與重新定價的風險。

過去，德國通過有效的產業資源配置實現了“雙翼飛行”，那是全球化最好的時代和國際地緣政治穩定階段。然后，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以來，國際地緣政治風險，尤其是歐洲地緣政治風險驟升。俄烏戰爭爆發標志著歐洲遭遇二戰以來最大的地緣政治危機，也徹底改變了德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導致其經濟面臨全面風險。

對此，德國政府應負首要責任，尤其是過去長期（2009年-2021年）執政的默克爾及其基民盟。

在歐洲政治舞臺上，更大的責任在法國，而不是德國。二戰徹底擊潰了德國的政治與軍事力量。戰后，法國的政治與軍事，德國的經濟與貨幣，二者相互合作，撐起了歐洲。在國際政治上，對默克爾過多的苛責，相當于給馬克龍卸責。

然而，在歐洲一體化的路上，德國的政治作為已經是不可回避的問題。默克爾很出色地維持了歐盟內部的最大公約數以及政治底線，但連她也認為，僅做可預測的改變，不實施大刀闊斧的改革，歐盟可能在內外部政治動蕩中走向分裂。實際上，默克爾主義的中立、妥協、務實以及謹小慎微的執政，難以應對歐洲日益嚴峻的政治沖突，以及國際政治不確定性帶來的挑戰。

在默克爾時代，歐洲地緣政治存在被邊緣化的風險，歐洲內部政治沖突、法制崩潰也在加劇。歐盟沒能抑制東歐的威權主義和西歐的民粹主義，這威脅著歐洲的價值觀與政治安全。在國際政治上，默克爾奉行多邊主義，但沒能在國際政治沖突時代，在歐洲、美國與俄羅斯的政治博弈中捍衛歐洲的政治利益。

早在克里米亞危機，默克爾表現出務實而平衡的政治藝術，但顯得缺乏政治遠見與戰略改變。默克爾在華盛頓會見奧巴馬后發表了一段微妙的講話：“歐盟正在準備一攬子措施。我們將對俄羅斯實施第三階段制裁。我想強調的是，這不一定同我們的意愿相符。”實際上，默克爾一直是普京最友好的“對話者”。

為了解決能源問題，默克爾不顧歐洲議會和美國反對，與俄羅斯建設“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內就“北溪二號”項目對德國及歐洲相關企業、個人實施制裁。特朗普還曾反復敲打德國，批評默克爾在俄羅斯問題上喪失原則，甚至以撤走美駐德軍隊作為威脅。

然后，默克爾務實到底、利益均沾的做法將德國置于極大的地緣政治風險之中而不自知。在俄烏戰爭爆發前夕，德國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度高達65%，其制造業對天然氣消耗占據德國的三分之一以上。這無疑加劇了德國經濟和政治脆弱性，至少增加了普京發動這場戰爭的籌碼。

“一個自由、安全、繁榮和社會公正的歐洲現在面臨著來自外部的巨大威脅，而且沒有做好對抗的準備。”

戰爭爆發后，默克爾本人也承認，歐盟完全依賴他國的時代已經“一定程度地結束了”，歐洲人需要更多地保障自己的安全并捍衛自己在世界上的利益。然而，歐洲人對德國締造歐洲政治力量感到悲觀。

一份民調顯示：超過三分之一的歐盟公民對柏林方面處理經濟問題和捍衛民主價值觀有信心，但只有17%的人認為德國能引領歐盟與中國的關系。僅20%左右的歐洲人相信德國能處理好歐盟與俄羅斯、與美國的關系。

默克爾執政帶來另外一個問題是過度迎合極左思潮。

2015年，中東和北非戰亂升級，百萬難民越境進入歐洲，引發難民危機。默克爾考慮民眾訴求，實施了開放性的難民政策。然而，隨著大量的難民涌入，引發了一系列問題：接收能力不足、難民融入困難、宗教沖突、犯罪率上升。在遭受德國人以及歐洲人的嚴厲批評時，默克爾終止了難民政策。

默克爾沒能從地緣政治上入手，僅迎合選民和嘗試推行多元文化融合。實際上，難民危機背后是俄羅斯、歐盟與美國的國際政治博弈。長期以來，難民問題是普京拿捏歐洲的重要手段。

在能源問題上，默克爾放任歐洲氣候政治化，向極左勢力妥協，加劇了歐洲能源危機，也加劇了歐洲政治分裂。早在2011年，日本福島核危機爆發后，德國左派政黨立即掀起了一股反核能運動。默克爾迅速做出妥協，暫停了剛剛頒布的延長核電站使用期限的決定。隨后，默克爾政府大力推動可再生能源發電。盡管如今可再生能源發電已占其總電力消耗的52%，但是可再生能源發電存在不穩定性而且價格昂貴，無法保障德國龐大的工業用電需求。

默克爾在能源問題上的偏左態度、妥協作風與務實方案，體現了默克爾在國際政治上的不成熟，掣肘了德國對俄關系。

特朗普再度贏得美國大選，這將給不善于處理國際事務的德國帶來巨大的壓力。同時，全球意識形態將加速右轉，可能推動德國右翼勢力上臺。德國右翼勢力，是一個可怕的歷史代名詞。盡管歷史不會重復，但不確定性自然增加。

當然，把當前德國經濟的問題都歸為默克爾，這也是不公平的。德國嚴重的官僚主義、低下且低效的公共投入、老齡化少子化、大眾汽車及大型企業僵化的機制，過度謹慎的傳統以及落后的金融制度導致其錯失信息時代，這些都是德國經濟的積弊。

總之，德國停滯，已經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