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云杉教授

“新自由主義的學習理念強調個人的學習能力。你要掌握終身學習的能力，才能不被就業市場淘汰；你找不到工作，是因為學習能力不夠，適應不夠。

這把就業困難、貧富差距等經濟的、政治的結構問題，轉嫁到了個人身上，將個人深陷于壓力中。”

演講者：劉云杉，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策劃：通通；剪輯：大凱 ；本文來源：公眾號“一席”（ID：yixiclub）。如果喜歡藍橡樹的文章，請記得要把我們“設為星標”哦！

大家好，我叫劉云杉，來自北京大學教育學院。

從2016年開始，每個畢業季，我們團隊都會邀請30至50個北大本科畢業生，一起回顧他們從小學到大學的學習和成長經歷。通過個體的成長故事，探究我們這個時代的某些精神「病癥」。

在今天，我們對“精英的傲慢”和“精致的利己主義”有許多檢討，與其用這些詞來批評年輕人，不如去看看背后造就這一特質的制度邏輯。

與此同時，教育的「成功學」或者被熱情地傳銷，或者被激烈地批判，但我更愿意看看這些成功學是如何在教育場域里被制造出來，又如何侵蝕、改寫、異化著教育的實踐。

一、搶跑的代價

我們都愿意相信天賦異稟者存在，也樂意塑造神童。第一位出場的同學「楊搶跑」，就被視作神童。

三歲的時候，楊搶跑的媽媽就給她買了第一本字典，教會她怎么查字典。三歲半的時候，她學會了10以內的加減法，誤打誤撞做對了奧數題。小學前她就可以輕松地讀報紙，讀沒有插圖的《格林童話》，背乘法口訣，掌握了勾股定律。

小學二年級開始系統學奧數，三年級學習初中英語，五年級學習初中數學，六年級學習初二的物理。小升初的暑假背完了中考必背的古詩詞。

她嘗到了搶跑的甜頭，因為搶跑讓她能獲得很強的正反饋。在班級里，別人學新知識的時候她已經開始復習。因為成績好，她深得老師的信任，獲得各種榮譽，甚至有批改同學作業的特權。

但是，領先的優勢是因為超常的學習能力，還是因為超前的學習節奏？

搶跑有甜頭，也有代價。初中畢業，楊搶跑到了一個很好的高中的重點班。她發現自己之前并沒有真正地學會學習。她總是忙碌于新一輪的超前學習，習慣于依賴培訓機構的解題套路，既沒有深入地理解知識原理，也不具備舉一反三的能力。這讓她在知識領悟力和獨立思考上長期停滯不前。

到了高中，“搶一步、贏一路”也不再是她個人的制勝秘訣。實驗班里多數同學都按下了超前學習的快進鍵。老師將學生已經學過一遍默認為基礎水平，直接在課堂進行拔高與拓展。校外培訓成了“生存”的必需——不提前學，很難一次就跟上常規的學校課程進度。

楊搶跑們為什么普遍地超前學習？因為他們的中小學正在經歷中國基礎教育的課程改革。

新世紀開始的第八次課程改革，出發點是學業減負，改變過去課程中繁難偏重的知識傳授，強調“以學生為中心”，用學生自主學習替代了老師的教。老師從講臺上知識的講解者，成為激發者、輔導者、各種能力和積極個性的培養者，把主要精力放在檢查學生對知識的掌握程度上。

這背后是一套新自由主義的教育理念，是一套解放的邏輯，建構了一個自主的學習者的意像——好像只要學校松綁以后，孩子就會自動地學習。

但是，老師少教，學生就能多學嗎？把學生解放出來以后，他真的就會自主學習嗎？

實際上，自主的學習者一定是訓練后的結果，而不是天然的。校內不斷地減負的結果就是，學生在校內學不明白，只能去校外培訓。學業被外包出去了。

你會看到，北京的海淀黃莊集中了最優質的教育資源，不少學生五天在校內的學習比較輕松，但是每天下課和周末的兩天，他們會在各個培訓機構間密集地穿梭。

孩子看起來是自主地學習，但是，校內減負與學業外包，自主學習與校外培訓、多元選擇與項目超市、成長賽道之間，構成復雜的教育生態。

這種生態也經歷了三個不同的階段。

• 在教培1.0的時候，學生在校內學基礎知識，在校外拔高或補漏，教培是輔助性的。

• 到了教培2.0版本，學生普遍在校外超前學習，校內提速。高一就學完了高中三年的知識，剩下的兩年都在復習、做題，以題代學，以題代練。

• 到了3.0版本，尤其是在很多素質教育的中學，學生在校外系統地學習知識，在校內輸出能力，體驗碾壓別人的成功。

與之對應的，是優績主義的三個版本。（優績主義：一種人才選拔機制。績優者：在各項篩選規則下，指標最強悍者。）

在優績主義1.0版本里，強調的是個體，一個學生的成就等于個人的智商加努力，這也是大家詬病的應試教育。優績主義2.0演變為家長主義，家庭的資源與孩子的興趣決定了對不同賽道的選擇。

優績主義3.0 版本是名校壟斷。一個學生的成就取決于學校所擁有的資源：賽道是否多元？有無競賽獲獎？它對考試規則是否熟悉？其中，教育中最優質的資源其實是那些拔尖的學生。

有拔尖就有掐尖，學生考試名次與學校的排名直接對應，學校究竟是在對人進行增值培養，還是完成對學生的精準篩選與簡單分層？

二、教育成了魔幻的

大數據系統

除此之外，課程改革里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是，知識被弱化后，老師們以前是依據教學大綱教知識，現在教學的效果要用學生的學習行為和可表現的能力來衡量。因此評價變得非常重要。

從學業評鑒到指標記錄、發展診斷，再到自我診斷、自我表現，評價不斷迭代優化。以前我們說要淡化考試，要用日常的評價構成學生的學習成果。現在你就會發現，每個孩子每一天都在被評價，各種成長手冊，家長老師孩子每天都在繁密地記錄。

“以學生為中心”的自主學習本來是很開放的，但卻套上了嚴厲的行為指標的鐵格，形成一個控制細密的指標迷宮，學生們在指標迷宮里不斷地打卡通關。

課程改革弱化了知識。有一句話非常有煽動力——用昨天的知識教今天的孩子，去面對不確定的未來。好像知識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孩子駕馭未來的能力。

那能力和知識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假設存在脫離知識的能力，這個能力和經驗和具體的學科、具體的領域沒有關系的話，這背后指代的是什么樣的能力觀？

是潛能，是他在同期學生里面的相對位次。比如說，北大的招生是前千分之0.3到0.5的比例。

這樣的能力觀就催生了一種高度抽象、高度形式化的學習和測驗，和書本知識、和學生的生活經驗、和他對日常事物的理解慢慢脫節了。取代書本和豐富的教育生活的，是學案、題庫和試卷開發系統。

在這個系統中，老師們不再是研究語文或者數學知識的專家，而是更多研究出題，琢磨著高考和中考的指揮棒在考什么。

大數據學情診斷系統應運而生。每次考試結束，家長們聚在一起看孩子的成績曲線和排名，看哪些科目還有提升空間，再根據學生的答題情況，結合數據庫，快速判斷學生的“失分”原因，去題庫里調一些題型進行針對性訓練。

整個教育系統被魔幻成了一個大型的數據監測、偵探、挖掘、分析改進的系統。每個學生都穿上了一個電子隱身衣，老師們拿著電子診斷單給他開出有針對性的學案題目和訓練冊，然后再謹慎地預判他的位次。

這個電子隱身衣同樣也罩在每個老師身上，你的業績如何。同時還罩在每一所學校的身上，學校今年的清北率怎么樣。也罩在我們當下社會每一個人、每個部門身上。學校成了優績主義的實驗場。

訪談中，一個學生講到：

高三時，學校為多次大考平均排名年級前二十名的同學單獨拉了一個群，鼓勵我們保持優勢、力爭上游，微信群名是“人上人”。并告知，幾個月后會再排一次名，將新的前二十名拉進群，掉出去的則自動退群。 贏得“人上人”的名號，既讓我驕傲，也讓我惴惴不安，依據考試排名劃分學生等級這一行為十分傲慢且冷酷，好像我們只是幾百臺考試機器中運行效率最高的二十臺。

本來是一個共同學習、共同面對知識和開闊人生的校園生活，變成了人和人直接高度競爭的環境，在一個馴獸一樣的制度中，家長托舉、老師保姆式的陪伴，每個人都是他的潛在競爭者。

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他的心理感受會是什么樣的？他今天的脆弱或者孤獨，是否與此有關？

三、套路的秘籍與代價

著名數學家陳省身給科大少年班的題詞是：

不要考100分，原生態的孩子一般考試就能得70、80分，要想得到100分要下好幾倍的努力，訓練得非常熟練才能不出小錯。要爭這100分，就需要浪費很多時間和資源，相當于土地要施10遍化肥，最后孩子的創造性都被磨滅了。

為什么學生提不出好問題，因為他們在不斷地在練習某種套路。套路為什么這么流行呢？

最早進入套路的是老師們。套路的實質就是把一些知識型工作拆解成了操作型知識，將復雜的工作不斷地標準化和程序化，再編成相關的學案和套路，讓學生大量地去刷題。

這些套路是當年培訓機構和重點中學的考題試卷和教案獲得極大利益的秘籍。這背后是一種泰勒教學模式在盛行。

什么是泰勒模式呢？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之前我的一個同事到東莞生產布娃娃的車間里觀察，里面坐著一排女工，第一個女工畫布娃娃左邊的眉毛，第二個畫右邊的眉毛，第三個捏鼻子，第四個畫嘴唇。這樣下來，一個人每天的工作永遠是畫左邊的眉毛，你不會犯錯誤，速度一定是非常快的，整個體制也不會給你犯錯誤的機會。但這樣的工作有意思嗎？

泰勒模式不要求勞動者具備基本的智力，但是需要他有忍受單調工作的意志。泰勒教學模式也是通過細致的分工，把復雜的知識分解成最小和最簡單的部分，再嫻熟地連接起來，保證“快”知識的速度與準確性。

所以學生才會說：一張卷子甚至刷十遍，掌握所有的知識點，花 100 個小時來做與花 2 個小時做，效果是完全不一樣的。

還有學生說：

復雜的理科題目，要迅速且準確評斷要有什么原理、在考什么知識點。 文科考試你也要不斷揣摩出題人到底想要什么樣的答案。因此我對此事的理解根本就不重要，更為重要的是要揣摩出題人想要的答案。

甚至到今天，你問一個年輕人你是怎么想的時候，他會直愣愣地看著你：你想讓我給你什么答案？因為他們一直在尋找標準答案。

一個學生告訴我：尋找標準答案是我在高考以前的人生階段里最主要的矛盾，為此我可以從早上7點端坐到晚上11點，在做題總結和反思的流程中無限循環。

他相信會有唯一的答案，也相信會有一個最優解。因為考試總有標準答案，所以沒必要去質疑老師講出的結論。因而也變得害怕不確定的結果，因為不確定的結果就意味著考試的分數可能會更低，這從心理的條件反射上給予我們恐懼。

可是，不確定、瑕疵正意味著新知識和新經驗生長的可能性。

因此，這一群中國基礎教育生產出的最優秀的學生，在這樣的教育制度下，逐漸喪失了對復雜世界的認識能力——世界對他而言，只有對和錯，是或非。也因此失去了直面真實世界的能力。

劉云杉教授在和學生們互動

四、一場自我監控的學習

這群最優秀的學生進入大學后，就陷入了一個忙、茫、盲的囚徒困境，彼此之間展開了逐底競爭。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前院長錢穎一曾經請清華經管的同學們來看一下自己大學四年在干什么——

每個學期30學分的課程，四年要做N個社工，M個實習，還要做不知道多少的案例競賽、歌詠比賽、體育競賽。最不幸的或者最有幸的是，周圍是一群最聰明的同學，而且每個人的想法都跟自己非常相似，大家都在同一個維度開展帶有同一個質量品牌的競爭。

他們陷入了對GPA的囚徒困境。而GPA最為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評價你在群體當中的相對位次。

學生們困于“茫”——外部目標缺失，內在價值虛無，于是用群體性的“盲從”來回避內在的茫然，又用競爭性的“忙”來提升標準，不愿也不敢正視自己獨有的使命。

“茫”會導向disorder，這其實是成長中非常珍貴甚至奢侈的時段。在經典的大學理論里，大學是一個自我教育時代的開始。從高中到大學，一個人需要茫然又自主地探究，通過知識和學科打開一個小我，走向一個更大的世界。

同時要和身邊不同的人去打交道，閱讀不同的心靈，建立一些可信任的穩定的關系，不管是同學關系還是師生關系。通過自身的理性和力量駕馭動蕩的人生，不斷地塑造內在的生活，形成自己的準則和風格。也在一個更大的世界里讓自己的內在精神能夠變得更充盈。

可是我們今天的自主教育，更為重要的一個意涵，更像是自我調控、自我監控的學習。

自我監控的學習意味著你要知道評價標準是什么，針對這個目標制定計劃，去看自己和目標之間的差距是什么，要實施什么樣的策略應對差距，檢查與評價實施結果是否符合計劃，改進不符合計劃的部分，再針對情況提出一個新的計劃和新的目標……如此周期性的循環。他不斷地評價自己的能力，走向一個看似高效能的狀態。

自主學習（Self-Regulated-Learning,SRL)

但在這個過程中，他的眼睛始終沒有看向外在的世界。真實的世界常是斑駁的光影、含糊模糊的色調，他們自幼被訓練習慣去看明晰、可達成的目標，來提升自我效能感。因而，年輕的眼睛里只有目標，也只有他自己。

在這樣的教育制度下出來的學生，他習慣的是目標要非常明確，規則非常清晰，你只需要做到努力和投入，成功就是可以期許的。所以很多學生和我說，衡水中學真的是個烏托邦。

一個來自河南農村的學生曾經給我講過她的故事，她以貧困專項進了商學院，在大學拿到了家里第一張銀行卡。

她的英語不行，就每天早上在未名湖邊朗讀一個小時，大三那年，她出國交流了一年。我認識她的時候，她已經風度翩翩。但她告訴我，她仍然在忙著知識學習，而她的同學們通過實習知道了行業的很多規則，但她不知道。所以，她不得不去繼續讀碩士。

她講了當年蘇格拉底和一個小廝的對話。她說，我知道標準，我會努力達到。比如我知道我的英語不行，我會努力地提高。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那些部分，誰來告訴我去知道？

過去有教師在前面引導，有知識給她打開一個寬廣的世界。但今天是一個模糊的賽道，賽道背后的規則未必是清楚的。所以衡中變成了一個烏托邦。

今天他們離開了一切都清晰確定的行為主義的目標鐵格，來到了奔涌的水流里，他不知道該怎么辦。

五、做題家要有

「命題人」的心態

這也是為什么今天的學生如此在意評價和考試。在大學老師看來，評價不過是個考察你的知識掌握的輔助手段。可是在學生們看來，評價構成了目標本身。

因為他從小熟悉的就是學業評價綜合素質的測評，要清楚地知道賽道，不斷地對標別人，一路打卡通關。評價制度不僅影響著學生的日常學習和生活，還塑造了他基本的習慣和性情。

教師當然很困惑，一個物理學的資深教授告訴我：

現在的學生學習能力很強，只要是有答案的題目，很快就解出來；但是卻很少主動提出問題；選課時，也常有“性價比”的考慮，課程的評分、課程的投入、課程的收獲，以前的學生，跟著學生跟著老師埋頭去做就好了。現在的學生不再信任老師和學科，而是反復考慮，這是否適合我，我的勝任力如何？ 他們更多看那些走出不同賽道的學長們成功的秘籍是什么，因此學長比老師更重要。

一個化學老師帶了將近30年的實驗課。他說：

現在學生知識水平比過去要高很多，操作能力也不弱，但選擇做研究項目時，更傾向于選擇難度系數低的實驗，也就是要有比較清晰的目標和實驗結果的研究，要在單位時間里能做出結果的實驗；有挑戰的研究，有風險的實驗，多是不會去做的。

今天的考試也不完全是在考你對知識的掌握，更多被置換成同等選課中你在班級的相對位次。知識成為中介，隨時可以被替換，替換成做項目、科研或者挑戰杯，重要的是，你在群體當中的相對位次，能不能保持在前20%，或者說是前10%。

因此，一個很聰明的學生說：在大學里，非常重要的是學會學習，策略是比知識更重要的。做題家總是在揣摩出題人的心思，我們要從過去的做題家，變成命題者。

一個叫敏的學生說：

我們將進入的社會，首先是一個做題社會，如果你真正掌握了秘訣，適應了規則，內化了規則，可以如魚得水。做題家前面加“小鎮”，就只是被動的、并未領悟做題的精髓。做題的精髓不再于練手，而在訓練眼力。如何以出題人的見識與心態面對世事？

因此，他們要小心謹慎地收集信息。

一個學生說：

小心地把能找到一切攻略都占有......經濟學跟我的思考方式很接近：確定目標函數，動用身邊所有資源做規劃，目標函數會根據不同情況調整，如果概括一下，可能類似玩打怪升級。 …… 提前查了攻略，知道哪個box不能打，心中有數，就不會出太大問題。做每一個選擇之前， （要評估）要取得足夠的安全等級。

我們整個體制并沒有容錯的空間，“學業成績、實習、學工和社會實踐，環環都是相扣的。哪一個方面如果做不到，都會影響其他方面，一步不如人步步不如人，一步錯步步錯。”

所以穩妥的策略是，成為一個六邊形戰士，每個部分都要做得最好。那如何做到既要、又要、還要呢？

六、「我一入局，就布局離開」

這需要一種高階能力，需要的是一種“超注意力”，在多重任務、多個信息來源和多個工作程序之間不斷地變換轉換焦點，而不是進到一個具體的事情當中去。

這種高階能力非常強調靈活性，也就意味著機動，要隨時離開，隨時重組。他與專注無緣，他不會為一件事情著迷，對任何事情都是沒有差別的投入。

甚至有學生說，我進到一個機構里面，馬上就會布局如何離開。我并沒有想著要長時間地深入地穩定地專注地在一個地方，我時刻都在考慮多重因素，業務、環境、自身能力、可能的機會，隨時在布局，隨時準備離開。

一個學生說，我要學會站在外面、站在高處來鳥瞰全局，而不是置身事內。這樣你才能夠定位自己，也知道同伴、對手和全局的情況。他們構建了一套自己的GPS系統。

一個叫明的學生提煉出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論，總結出自己的核心成功要素。

他說：首先你要預判風險，在30%的成功率的A和100%的成功率B之間，你選擇B。第二你要掌握邊際收益遞減的的原理，績點拿到3.7不難，但要增到3.8和3.9就會很麻煩，時間很多，收益又不大，會擠壓其他時間。

這個時候你就不能降維，你一定要升維。你需要的是不要再做加法，你一定要做乘法，比如說你可以做學工或者做科研，而不是僅僅是在GPA上去把績點提得更高。

明認為，大學非常重要的是認識自己和塑造自己。他把這樣的一個艱難的命題簡化成量化的自我，哪些指標可以來凸顯我自己。他說要掌控好自己的指標，管理好自己的時間，管理好自己的情緒。

很多學生都有一個小本本，里面都有一些任務欄，每項都在標進度尺，把常規的工作項目化。這就意味著他要和事情之間不斷地劃定邊界，要估算投入產出比。

這才會出現剛才化學教授提到的——學生們總是在評估這項實驗要我投入多少時間，可能獲得的成效是什么。

但大家知道，科學研究是一個無底洞，是需要投身的，不是可以清楚劃邊界的。科學研究需要的是“農夫”。農夫習慣延遲滿足，需要的是信任和投身，沉浸在一個穩定的關系當中，把自己交出去，他對命運、對事件、對生活的際遇本身是開放接納的。他會在一個領域里面深耕，他需要的是忘記了時間背后的那個專注和沉迷。

但是今天更多的學生變成了“獵手”。獵手既要追蹤獵物，也要警惕四周，還要監控自己，他需要出手的果斷與速度。因此，他們講適應性，適應性讓他變得非常靈敏和機警。

他不能深度投入，和人和事之間都要強調邊界，輾轉在得和失之間。他對獵物的熱情有限，是精心算計過的，是可置換的對象，可以是績點，也可以是學工，還可以是賽事與證書。因此，他要把自己訓練成一個靈巧的元素，能隨時自由地嵌入，又輕易地脫嵌，移動。

于是，他要采用一種“選而不擇”的策略，也陷入了選擇的悖論。

七、「選而不擇」

另外一個同學，我把他稱之為達，因為他很能達到目標。達告訴我——

從中學至今，我做出的所有選擇，幾乎都可以說是保有最大可能性的選擇。我不知道自己將來會喜歡什么，既然現在不知道也要做選擇，那就選能為未來最大程度保有可能性的那個選擇：保持高績點。 （畢業了）現在我也不知道30歲之后想干什么，從22到30歲，我發現除了想做P8，腦子里面沒什么別的事情。

我們常常講，學會選擇，選擇意味著選擇完成后的承諾、投身和責任、契約。一次選擇即終結，無論是一個項目、一個學科、一個機構，還是一個伴侶。

但是今天的很多人怕做選擇，因為一旦選擇即意味選擇的終止，意味著被所選對象所捕獲、套牢。對于流動來說，承諾與穩定是一種負資產。

所以他們經常“選而不擇”，壟斷選擇的優先權，保持一種自身的靈活性，讓自己能隨時游走、見機行事。這正是選擇的虛空。

而人的真正成長需要一種否定性的力量。 選擇作為一種生命實踐，正需要“有所不為”的內在堅定性，“有所不為”恰是“終有所為”的前提。只有你舍棄一些東西的時候，才可能真正獲得一些東西。

這也影響了他們與人的關系。

明說：“我能與任何人共事”，這是協作能力，也是潛力的社會公式。這一能力在于與任何人共事，與是誰無關，與情境無關，與深度的交流無關，與長期、穩定的關系無關。

這一代人發明了各種各樣的搭子，飯搭子、酒搭子、運動搭子，只在某件具體的事情上共事，但你們不再是朋友，也不再是一個深刻的持久的人和人之間可信任的關系。

一個教育學教授這樣描述他們的狀態：

所有的人都是橋，可以幫助你過河的橋，他人都是橋，借橋過河，老話說的“過河拆橋”， 現在都不存在拆橋。橋都是浮橋，一腳踏上去，另一腳又離開。

八、「高效掌控」的反噬

達既是高效掌控管道中的高手，掌控塑造了他日常生活慣習，已經活成了一臺高效且封閉的機器，一旦離開這個管道，他的生活將崩塌。

達說：

其實成長過程中間一直是升級打怪，升級打怪本身就非常刺激。你一定要問我意義，這個意義會讓我困惑，它會逼迫著想我到底要做什么，這讓我很惶恐。 你這樣的提問，讓我從這樣的一個節奏當中被拖出來，一拖出來原來生活節奏就崩塌了，我也就回不去了。

達相信生活中一切的瑕疵、一切的bug都可以去修正、去提升，他相信一切都有最優解。

他沒有戀愛，因為他沒時間，他拿不出每周一個下午的時間，因為工作和學業都排在感情的前面。跟別人相處，他覺得他不行，或者說他覺得他沒有這個耐心。

他說：“愛情常常是不受控制的事情，但是我要做的是我要控制我自己。”

如果你問他，情感問題怎么來解決？

他說：“我比較擅長情緒管理，我的情緒也沒有大問題。如果我意識到我的心理真有問題的時候，我會去預約心理醫生。”

他將日常生活理性化的能力超強，他內心很少起波瀾，很少受到觸動，他逐漸失去了感覺。沒有人可以進入他的內心，他也將自己完全封閉了起來。

九、自我負責的陷阱

像達一樣的獵手們成長于一個真實的制度空間中，在以學生為中心的理念下，他們被要求對自己的學習結果高度負責，這一學習能力關系未來的職業素養、工作勝任力，乃至在一個快速變動世界中可遷移能力以及終身學習的勝任力：置身奔涌的潮汐中，如何掌控自己成為不敗的“弄潮兒”。

非常有意思的是，整個世界也發生這樣的變化。

在新自由主義的學習理念中，強調個人的學習能力，并直接關聯到就業能力上。把就業困難、貧富差距等經濟的、政治的問題，轉嫁到個人身上——你要掌握終身學習的能力，才能不被就業市場淘汰；你找不到工作是因為學習能力不夠。新自由主義把結構的問題個人化，因此我一直在批判西方的新自由主義。

多年前，X一代（1964-1975）從科層制的機構里走出來，享受著流動的好處，他們不愿意也不想追求終身的工作，渴望終身學習。

但是，到了幾十年之后，到了千禧一代，我們看到硬幣的另一面：

這些知識工作者，他們的獨立變成了漂移，從對穩定重復工作感到無聊變成了不斷的焦慮。

而且他非常強調彈性。彈性背后是能伸能縮，能夠不斷地適應不同的機構、不同的文化。這個適應要求你像變色龍一樣。更為關鍵的是，你不需要有內在的原則、內在的堅持。

我們還會看到斜杠青年的流行，在多重經驗背后，他們不斷地自我塑造、自我定義，面目模糊。在自律與自我塑造中，這些和潮汐一起奔流的弄潮兒們，常常通往深深的倦怠。

在這個過程中，作為獵手，他們的眼睛被訓練得既靈敏又目盲，他永遠把目光盯著目標，這個閃亮的目標之后的那些東西都視而不見。而更大的世界，他看不到。他輾轉于得失之間，奔波于動蕩和風險之間，直到他獵手生涯的一個終結，或者自己成為一個獵物。

他在一個孤零零的自我頭腦里面構建了一個高度形式化而且體系化的GPS定位系統，砍斷了一切聯系。這個定位系統把他拉向遠方，把他和身邊具體的他人、近處的人和世界完全割裂。

那么他到底是離世界更近，還是離世界更遠？

他所心儀的這個世界正在到來或者已經到來。我們看到的是技術的更新、資本的流動，一切堅固的東西好像也都在煙消云散。

在這個世界里，我們看到了高效的有質量的教育如同一個懸浮的管道，它的每個接口都在過濾，篩除更多，留下更少。

懸浮的管道又如同一個縱橫馳騁的高速公路網絡，構成了一個既真實又虛妄的世界圖景。

*正文根據現場演講、試講與演講者論文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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