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史書上大量意難平的故事，還是選舉民主中經常出現的“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教訓，都反復證明長時間磨練和人心檢驗之于政治家成長的關鍵意義。一個有志于仕途的人，只有讓他經歷充分的磨練和考驗，再經過充分民主程序成為政治領袖，才能最大概率在民主框架下提升政治的賢能水平。否則，僅因民眾一時之間的喜好，寄希望未經充分磨練和考驗的人來激濁揚清，其實是人治思維，與幻想一夜暴富的僥幸心理一樣。以此邏輯觀之，盡管不排除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會有成長的可能，但許多特朗普的支持者寄希望特朗普能沖破利益樊籠和帶領美國走出困境，大概率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德行和能力備受爭議的美國前總統、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Donald Trump）強勢歸來，再度當選總統。在互聯網上，有人因討厭或擔憂特朗普，對大選結果十分失望，只能再次寄希望美國長久以來的權力監督和制衡體系能約束特朗普。有人因厭倦既得利益集團和建制派政客長期把控政局，對已有一屆總統任職經驗卻是政治素人出身的“局外人”特朗普充滿變革幻想。然而，情況恐怕沒那么簡單。

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當選時，既有僥幸成分，又反映出美國社會的困境。僥幸成分是指選舉人團制扭曲民意，讓特朗普在選民票比他的競爭對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少了200多萬張的情況下當選。美國社會的困境是指特朗普的選民票相比于2012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Mitt Romney）多了200萬張，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特朗普在傳統共和黨票倉之外贏得了許多昔日支持民主黨的工人階層的支持。當年便有不少分析認為民主黨忽視了許多在全球化浪潮下利益受損的工人階層，而特朗普精準捕捉到來自中下層群體的不滿情緒。

然而因為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有太多備受爭議的言行和政策，讓大量的人認為他將威脅美國民主、美國長遠發展和世界秩序。于是在2020年大選過程中，各種反特朗普的人集結成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Joe Biden）的聯盟，讓后者罕見贏得8100多萬張選民票。可這歸根結底不是選民多么認同拜登的德行和能力，而主要是討厭特朗普，才選擇相對可被接受的拜登。

即便這樣，特朗普在2020年大選中依舊贏得7400多萬張選民票，說明他的基本盤依舊牢固，說明有非常多的選民根本不認同民主黨及其支持者對特朗普作出的負面評價。這背后的原因是復雜的，其中有兩個顯而易見的解釋：一是美國已經嚴重撕裂為兩個相互猜忌的群體，政治體系已經愈發難以協調、團結不同群體，政治與民眾之間的契約出現危機；二是特朗普的許多支持者存在嚴重的不滿、被剝奪的情緒，所以不論民主黨及其支持者怎么宣揚特朗普的威脅，他們都一如既往地追隨他們眼中的特朗普。

遺憾的是，當拜登不是因為他的德行、能力“無愧于總統職位”而作為對的人上臺，其后果是他至多只能有限修復特朗普造成的沖擊，在一定程度上讓美國回歸到世人所熟悉的傳統路線，卻難以彌合美國社會的撕裂，難以解決造成特朗普現象盛行的深層次矛盾。這樣下去，一方面當初圍繞拜登所集結的聯盟注定會產生分化，有些人會繼續支持他，有些人已經變得心灰意冷甚至有可能轉而支持特朗普，另一方面本就不滿于現狀的特朗普支持者只會愈發憤怒，其結果是被壓抑4年、滿腔怨氣的特朗普支持者，將與本就松散而又因拜登施政而分化、失望的反特朗普聯盟狹路相逢，從而為特朗普同時贏得選舉人票和選民票的強勢歸來打下基礎。

如今的特朗普，不僅贏的選民票比2016年、2020年都多，有龐大民意的背書，而且他通過讓共和黨“特朗普化”而對已經獲得參議院、眾議院控制權的共和黨的影響力明顯增加。如果再考慮到目前的最高法院本就偏向保守，可以料想，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的權力將超過第一任期，他有可能變得自以為是。若是這樣，他帶給美國民主、美國長遠發展和世界秩序的不確定性將大幅增加。當然，不應低估美國監督和制衡體系的約束能力，不能小瞧專業的幕僚和經驗豐富的文官體系的輔佐作用，不能忽視美國普通民眾和精英階層在長期以來的法治、自由、權利觀念下養成的民情。然而在政治極化和社會撕裂日益嚴重的情勢下，在美國建制派精英和既有政治體系的信譽備受沖擊的背景下，再考慮到那么多人不認同美國司法體系對特朗普指控和定罪的現實，讓人不能不憂慮美國民主防護墻能支撐多久。

不可否認的是，無論是美國民主還是現存世界秩序，都存在諸多有待改進的問題。對特朗普的強勢歸來存在疑慮絕不代表要盲目偏信美國民主和現存世界秩序。特朗普現象的興起恰恰印證美國民主體系所推選出來的建制派政治人物已經愈發難以解決深層次矛盾，已經愈發難以公正、有效地協調和團結不同群體，所以才會讓那么多人近乎狂熱地追隨特朗普，哪怕后者被大批的精英群體所詬病。這歸根結底是美國民主的重大挫敗。盡管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存在許多觀念保守的人、文化程度低的人、易于被假消息和怨恨情緒影響的人，但他們同樣是一個國家可持續發展過程中不能忽略或遺落的群體。當他們近乎狂熱地支持特朗普，當他們有強烈的被剝奪感、失落感，恰恰是對過去多年建制派精英領導的政府的重大詰問。

然而，建制派精英的重大挫敗并不意味著今天美國選民把特朗普送上總統大位是對的選擇。建制派精英固然有許多名不副實的地方，他們在選舉愈發耗費大量人力、財力而美國階層又高度分化的背景下往往容易被少數掌握大量資源的既得利益集團過多影響，從而有可能造成公共政策的制定實施慢慢朝向既得利益集團傾斜。這正是那些不滿于建制派精英、有強烈失落感的人支持特朗普的一個關鍵原因。在他們看來，作為政治素人出身的特朗普是建制派精英圈層的“局外人”，有可能帶來他們期待或幻想的革新。但他們忽略的是，建制派精英未能做好的事情，特朗普未必有足夠的德行和能力去做好。

畢竟，不應回避的客觀事實是，對于美國這樣一個大型國家來說，政治事務往往錯綜復雜，既牽涉盤根錯節的關系，又要應對波譎云詭的形勢。在此情況下，若想成為真正解決問題的政治家，往往對品性、道德、智慧、手腕有比較高的要求。通常來說，除了少數天賦異稟之人，絕大多數的人要在專業領域獲得重大成功，都得經歷長時間的磨練和考驗，關乎資源分配和人群互制的政治領域尤其如此。無論是史書上大量意難平的故事，還是選舉民主中經常出現的“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教訓，都反復證明長時間磨練和人心檢驗之于政治家成長的關鍵意義。一個有志于仕途的人，只有讓他經歷充分的磨練和考驗，再經過充分民主程序成為政治領袖，才能最大概率在民主框架下提升政治的賢能水平。否則，僅因民眾一時之間的喜好，寄希望未經充分磨練和考驗的人來激濁揚清，其實是人治思維，與幻想一夜暴富的僥幸心理一樣。以此邏輯觀之，盡管不排除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會有成長的可能，但許多特朗普的支持者寄希望特朗普能沖破利益樊籠和帶領美國走出困境，大概率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特朗普現象是美國民主和美國社會危機四伏的一個病灶，化解危機的根本辦法不是在傳統建制派政客和民粹政客（其中有些是“局外人”）之間二選一，而是應該超越既有觀念束縛。無論傳統建制派政客還是民粹政客，從社會地位的表象來看，他們都是經過選舉民主程序脫穎而出的精英，區別在于他們成為精英的方式或底色有所不同，前者與既得利益集團的關系更密切，后者更擅長迎合與鼓動選民。

然而與人們期待的“無愧于精英稱號”的精英相比，無論傳統建制派政客還是民粹政客，恐怕其中多數都有點名不副實。因為人們期待的“無愧于精英稱號”的精英應該是在現實條件運行的范圍內相對具有與解決復雜政治問題相匹配的德行和能力?？蛇x舉民主的邏輯決定無論傳統建制派政客還是民粹政客要么傾向于迎合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要么傾向于迎合民眾短期內的訴求和情緒，而容易忽略事關長遠利益、整體利益的重大問題或深層次矛盾。因為無論傳統建制派政客還是民粹政客，其成長的路徑都過多受到既得利益集團或民意短期情緒的影響，經常忽略長時間磨練和人心檢驗的關鍵意義。

既然這樣，選舉民主勢必容易籠罩在既得利益集團和民粹主義的陰影之下，政壇充斥過多被既得利益集團裹挾的政客或華而不實的政客，沒有多少人愿意坐長期磨練和人心檢驗的長期主義冷板凳。這樣下去，社會將長期陷入被既得利益集團過多影響的政客與華而不實的民粹政客相互博弈的惡性循環之中，民眾只能在“爛蘋果之中選一個不那么爛的”，深層次矛盾注定難以得到有效解決，危機不斷累積，直到政治和民眾的契約趨于破裂。

欲從根本上化解困境，只能對選舉民主進行揚長避短，超越傳統民主敘事，既讓有志于政治事業的人經歷充分的實踐磨練和人心檢驗，又讓民眾根據人性和理性的不同特點把民主權利運用在相對最合適的民主場域。因為政治人物經歷充分的實踐磨練和人心檢驗，才能最大程度實至名歸，才能最大程度降低試錯成本，才能最大程度讓政治體系既公平又行之有效地協調不同群體的復雜關系，才能最大程度推行致力于化解深層次危機的結構性改革。因為只有讓民眾根據人性和理性的不同特點把民主權利運用在相對最合適的民主場域，短期民意、中期民意和長期民意之間的不同訴求才有可能維持動態平衡，才能有效防止既得利益集團和民粹主義的過多影響。無論特朗普本人有什么樣的命運，放在更長歷史周期的通常情況來看，特朗普現象已有力警示美國乃至人類社會亟需改進和超越選舉民主模式。
（關于選舉民主和探尋理想政體的深入分析，詳見新書《拯救民主——揚長避短的新方案》，該書嘗試尋求平民主義與精英主義的公正平衡，提出以賢能民主（主要觀點：主權在民、治權在賢、賢從民中來、一人一票民主評價）為支柱的混合方案，希望為美好社會理想構建政治地基。若需新書電子版，請聯系郵箱：74012101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