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師的干部班子組成存在著四大BUG：一是師長專于政工而疏于軍事；二是重點培養的副師長短期難挑重任；三是政委留守地方職能缺位；四是參謀長臨戰調入后勤打雜。以上因素共同構成了180師錯失戰機的內部人事問題。

1948年24旅團以上干部合影

本文重點敘述兩名副師職軍事干部，先來看副師長段龍章。

段龍章，陜西耀縣人，出生于1921年。1937年10月從西安考入培養抗日青年干部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學，簡稱“民校“，自此參加革命。1938年3月參加犧盟會，同年10月加入我黨。1939年入伍，參加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

1940年調任山西洪洞縣游擊大隊，歷任副大隊長、教導員、大隊長。1945年4月擔任洪洞縣獨立團團長，在太岳19分區指揮下，參加了解放洪洞、俘山的戰斗。1946年1月，洪洞獨立團、臨汾游擊大隊、洪洞縣新兵營合編成八路軍太岳軍區第二軍分區警衛四團，段龍章擔任團長。該團在上黨戰役中，曾俘敵1000余名，活捉了68師少將師長郭天興。

1947年，晉冀魯豫軍區八縱24旅成立。智勇雙全的名將王墉出任旅長，段龍章在王墉旅長手下擔任70團的團長。1949年2月，24旅番號改為180師，70團改稱538團，段龍章仍擔任團長。1949年4月，太原戰役后，段龍章因戰功升為180師副師長。

抗美援朝五次戰役時，段龍章擔任180師副師長，因180師在撤退過程中損失極大，職務被調整為軍作戰處長，后擔任軍炮兵主任等職。1955年被授予中校軍銜，1959年晉升為上校軍銜。1964年調上海警備區任炮兵主任。1971年9月因冠心病突發在上海病逝，時年50歲。

段龍章副師長

縱觀段龍章的軍事生涯，起點較高，但基層的歷練不夠。可能是因為屬于有學識的青年培訓干部，入伍不久即分配到洪洞縣游擊大隊擔任教導員（營級）。不了解山西抗日史的讀者可以去了解一下犧盟會的知識，這是我黨與閻錫山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期間兩位山西籍干部薄老、徐帥的貢獻頗大。

不過，段龍章在正團職的崗位上歷練了整整四年，軍事經驗尚可。在這四年中，180師及其前身24旅經歷了解放戰爭中山西的所有惡戰，運城、臨汾、晉中、太原戰役四戰打下來，從干部到士兵都完成了必要的淬火，段龍章也因戰功擢升副師長。

值得注意的是同時擢升的副師職的還有539團（原71團）團長北沙，前文說過539團是180師的頭號主力團，北沙是第一任團長，北沙是1936年12月參加紅軍，資歷比段龍章還要老一些，而且戰功也更突出。1946年太岳軍區一部南渡黃河接應李先念部豫鄂陜軍區干部隊，帶隊的就是團長北沙，北沙的夫人曉陽就是那時李先念親自做的媒。

71團團長北沙（前左）、70團團長段龍章（后右）

由北沙擔任參謀長，而段龍章擔任副師長，而不是反過來任命，可以看出，段龍章還是很受60軍原首長器重的。后來北沙脫離原部隊調往空軍。

180師參加第五次戰役前，軍長韋杰曾帶領一批師、團指揮員到南京軍事學院短期集中學習，179師去的是師長吳仕宏、181師去的是師長王誠漢，唯獨180師去的是副師長段龍章。學習歸來，韋杰又帶著各師、團軍事主官到第一批入朝部隊實習，這次其他2個師去的還是師長，180師去的還是副師長段龍章。

再來看一下參謀長王振邦的情況。

王振邦，1918出生，山西永濟縣人。1937年4月參軍，1937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期間在山西抗日決死隊第一縱隊歷任班長、排長、連長、營長，后為太岳軍區第一分區司令部參謀、浮山縣游擊隊副大隊長、浮山獨立團團長等職。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軍分區警衛團參謀長，晉冀魯豫軍區第八縱隊第22旅65團副團長，14軍41師121團團長，參加了太岳區抗日武裝斗爭和晉南，豫西，淮海，渡江，西南等戰役。1951年參加抗美援朝，任第180師參謀長、副師長，參加了第五次戰役，53年夏季反擊作戰。

在第五次戰役中，王振邦按照師領導分工負責后勤，在被敵人包圍的前一天率領師機關勤雜人員及傷員1000多人安全北撤，戰后未受到處分。回國后，就讀南京軍事學院裝甲兵系，1957年畢業。任南京軍區裝甲兵參謀長，南京軍區裝甲兵副司令員，南京軍區裝甲兵司令員。1955年授上校軍銜，1962年晉升大校軍銜。

根據王振邦的回憶文章，其能到60軍參加抗美援朝，完全是因為時任41師師長的查玉升。抗美援朝開始后，查玉升就多次向陳賡要求入朝參戰，作為查的手下得力團長，王振邦一開始就被查玉升打了招呼要帶其去朝鮮。

1950年12月底，王振邦先被任命為180師參謀長，此時60軍正在做入朝前的準備工作。 1951年1月，中央將準備入朝作戰的一部分中高級干部集中到南京軍事學院學習。查玉升到高級班，王振邦到指揮班。3月，查玉升被正式任命為60軍副軍長。

查玉升和王振邦能到60軍任職，原因是這兩人都是前晉冀魯豫八縱的人，和60軍淵源頗深。八縱成立的時候，從陳賡四縱分出來一個旅即22旅（原軍區獨立旅）來支援八縱，旅長就是查玉升。后來，22旅又歸建四縱，后發展成14軍41師，另從冀魯豫軍區調來新的獨立旅組成新的22旅（即178師）。所以，查、王二人對60軍不陌生。

王振邦在朝鮮

從軍事履歷看，王振邦和段龍章非常相似，都是37-38年間入伍入黨的抗戰干部，都是從地方部隊一步步升級為主力部隊，都干過獨立團、警衛團，解放戰爭后期都是正規序列的部隊團長，并在戰后都因戰功晉升為副師職。

但也非常明顯，他們距離同一時期我軍正師職干部的差距并不小。1949年2月，我軍統一番號時，第二野戰軍、華北野戰軍共計五、六十名師長，絕大多數都有紅軍時期的經驗，極少數抗戰干部如馬衛華、劉秉彥等也屬于絕對出類拔萃者。王振邦和段龍章的資歷和能力確實在此時不足以接任180師師長職務。

所以，鄭其貴是在可供選擇的軍事干部缺乏的情況下出任師長的。不排除有讓其在這一崗位上過渡一下的意思，給段龍章、北沙等人一定的成長時間，也許能擺脫目前青黃不接的局面。只是沒有想到，朝鮮戰爭來得如此緊迫，180師干部隊伍在沒有捏合好的情況下倉促上陣。

客觀來說，180師五次戰役這一仗的難度大于同期撤退成功的12軍91團和27軍，后兩支部隊在三八線以南的位置雖然稍遠于180師。但是91團、27軍與上級的溝通沒有問題，與兄弟部隊的協同也比較好，27軍更有20軍的傾力接應。最重要的是，兩支部隊的任務很單一，就是后撤，而180師的總方向雖然是撤退，但兵團、60軍又給了他們就地掩護全兵團的任務。

客觀上，180師的確是為全局做出了重大犧牲，這一點必須承認。

但是，180師幾名軍事干部的搭配確實不夠理想，沒有一人能夠在軍事能力上讓其他兩人信服，導致了集體決策議而不決，最終只能以上級命令為準。此時，哪怕上級的命令再不合理，也無力做出有效的抗辯，這絕非能人賢士所為。試想，如果時任師長是軍長的心腹愛將，且軍事能力突出，能預見到被合圍的局面，鼎力直陳或許能改變軍部對形勢的看法，從而改變自身的命運。

180師北漢江阻擊態勢圖

雖然在23-24日的戰斗中，段龍章和王振邦多次建議師長鄭其貴提前將部隊收攏撤過北漢江，但此時面對軍部、兵團的強硬命令，三人并未預估到被合圍的局面，因此也就無法給出違令撤退的充分理由和證據。據鄭其貴回憶：“當時，我是無法估計到敵人已將我師與其他兄弟部隊分割包圍的情況。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事實上，軍事上缺少核心的結果就是使人事局面更為復雜：軍長倚重副師長，師參謀長是副軍長的心頭好，軍參謀長又是師長的前任和連襟，見過比這更復雜的軍、師一級人事關系么？人事關系一復雜，上下級的溝通就會有所顧忌，就像西路軍時期的陳昌浩，“東返就是右傾”的思想壓力讓他失去了理性判斷。

毛主席早就說過:“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在武器代差巨大的抗美援朝戰場，人的問題處理好了是能夠在戰役中增加一些勝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