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近日陜西一老人在家中被野豬襲擊，失血過多以致身亡，之后，11月28日晚高峰期間，南京地鐵1號線天隆寺至安德門區間發生一起野豬侵限事故，造成上下行列車不同程度晚點。這已不是野豬第一次光顧南京城，一個月內三次侵入致人受傷或死亡。

當前野豬已成為致害范圍最廣、造成損失最嚴重的野生動物，并嚴重影響到人民群眾的財產和生命安全。有數據顯示，僅南京一地，近三年涉及野豬的警情累計接報1913起，其中，2023年713起，同比上升18.83%。

針對越來越頻繁的野豬致害事件，全國多地已相繼構建包括野豬在內的野生動物致害補償體系。

在上述遇害老人所在的陜西安康市，該市2023年底就已全面建立野豬危害商業保險機制，這也意味著本次事件大概率由保險公司理賠。

事實上，作為風險“穩定器”，保險在緩解人類發展與野生動物生存空間的矛盾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同時也要看到，目前野生動物致害補償多由政府財政承擔，也有前期試水的保險公司表示還處于虧損狀態。

在野生動物防害方面，如何合理確定保險保費和賠付水平，兼顧自身發展的同時，切實將人民群眾的損失補償到位，是險企接下來面臨的考題。

機遇與挑戰并存

針對野豬等野生動物頻繁造成的生命傷害、財產損失，全國多省份已相繼在保險層面推出相應補償措施。 這類產品大多為“政府+保險公司”的合作模式。

例如，在野豬出沒頻率高的江蘇省，2022年該省多地建立野生動物致害保險政府買單機制。據報道，江蘇大約有11700頭野豬，該省設立野豬致害保險，全省投保432萬元，總理賠金額為277萬元。

『A智慧保』梳理大量資料發現，這類模式大致是由政府財政支出保費，保險有效期為一年，在指定轄區內發生野生動物致害情況，居民可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

此外，2023年江西省共推出7種相關保險產品，包括野生動物致害政府救助責任保險、野生動物肇事補償責任保險、野生動物公眾責任保險等。

另外，福建省在政策性保險基礎上，人保財險設計開發了商業性野豬侵害農作物種植保險產品，以野豬侵害造成保險農作物損失為責任，標的涵蓋所有農作物。

雖然在構建包括野豬在內的野生動物致害補償體系上，各地不斷有創新措施推出，但并不意味著投保后可以高枕無憂，其保險的發展仍面臨挑戰。目前來看，野生動物致害補償多由政府財政承擔，對于地方財政尤其是野生動物致害多發地區的財政壓力較大。也有開發產品的保險公司表示，前期這類保險仍處于虧損狀態。

事實上，這類針對野豬致害的保險產品，有明確的政策倡導。《野生動物保護法 》第十九條規定：有關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推動保險機構開展野生動物致害賠償保險業務。

如此來看，建立野生動物致害保險補償機制，也為保險業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保險公司可以通過建立科學的管理措施、服務網絡、理賠及時高效的野生動物肇事保險管理服務體系，有效化解野生動物致害風險，為致害后自救提供有力保障。

補償體系還需加強

雖然越來越多地方政府嘗試了保險機制，為野生動物“肇事”買單，但目前各地政策并不統一。 有律師對此建議，未來在國家層面可出臺一些更頂層的設計，在全國層面統一投保，針對不同地區風險制定不同的費率。

同時，受制于地方財力影響，政府很難對損失“照單全收”，這在業界也多有討論。例如曾有遭受野豬侵害損失較嚴重的村莊反映，由于基層相關部門資金有限，很難拿出這部分賠償款。此外，個別項目理賠標準低，也致使農戶有意見。“根據不同地區財力差異，中央也可給予一定差異化財力支持。”該律師稱。

另有地方檢察院人士建議，將野生動物致害保險納入鄉村振興戰略，由林業部門牽頭，農業農村、鄉村振興、保險等相關部門單位配合，對各地野生動物特別是野豬危害農作物的情況進行全面調研，制定野生動物致害保險實施方案。

在投保方式上，則建議建立政府和個人雙重保費繳納機制，可充分運用單位幫扶、結對幫扶等方式，降低村民自費金額，增加總保費金額，提高理賠能力。在操作標準上，建議由財政、林業、農業和保險部門共同研究出臺野生動物致害保險的操作細則，明確野生動物痕跡鑒定依據、農作物損失界定標準等事項，解決基層具體操作難題。

作為野生動物致害補償體系中另一方重要力量，保險公司的創新無疑同樣重要。野生動物肇事責任保險存在取證難、理賠程序繁雜、時效性長等問題，多位業內人士表示，隨著我國自然生態修復，野生動物肇事類風險處于上升階段，保險公司需進一步優化產品設計，如保障范圍、費率標準等，同時優化賠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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