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3年，鄧艾閃現成都，面對兵臨城下的魏軍，蜀國很快就舉了白旗。

熟悉歷史的人可能都知道，當年劉備打益州時，暗弱無能的劉璋，僅憑雒城一地就硬守了一年，劉備打成都時，也遭到了成都軍民的頑強抵抗。

那鄧艾這邊剛到，蜀漢那邊還沒怎么抵抗，怎么就迅速投降了呢？

答案其實很簡單，因為在鄧艾兵臨城下之前，蜀漢內部發生了“政變”，這場名義上不能稱為政變，但實際上就是政變的政變，發生在公元258年。

這一年，一位蜀地原產的大學者譙周，寫了一篇叫《仇國論》的文章，隨后這篇文章在蜀漢廣為流傳。

一篇文章的流行，為什么會被稱為政變呢？

這還要從這篇文章的內容說起。

《仇國論》的大體內容，主要是說小國不應該頻繁向大國發動戰爭，而應該休養生息，這個論點好像沒有問題，但是在這個論點之下，卻隱藏了一個很重要的論斷，那就是現在的國際格局已經穩定，不應該再去破壞這種穩定。

這個論斷為什么說它重要呢？

公元220年，二爺因為背后有人捅刀子，而痛失荊州，并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劉備在知道這個情況以后，曾派兵攻打東吳，為二爺復仇。

這個事估計一般人都知道，還有人可能會還知道，劉備在給二爺報仇之前，曾抽空完成了登基稱帝的儀式，而大多數人不知道的是，為什么劉備會選擇在那個時間節點上稱帝。

那么原因何在？

答案是二爺死了之后，曹操也掛了，曹操去世后，他的繼承人曹丕，通過大漢天子的被動禪讓，完成了改朝換代。

曹魏集團的這個舉動，對劉備集團的沖擊，甚至比失去二爺和荊州的沖擊還大，為什么這么說呢？

因為劉備在蜀地活躍的理論基礎，是漢室的權益被曹魏侵害，自己作為漢室的傳人，有責任也有權利帶兵討伐，但是大漢天子如果真把位子禪讓給了曹家人，那么劉備政權的存在的理論基礎就不存在了。

為了給自己的統治續命，劉備只能否認曹魏政權的合法性，然后自立門戶，為漢室討說法，因此和曹魏集團永遠不共戴天，這是蜀漢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

而譙周老先生的小作文，卻是在暗示，曹魏集團存在是具有合理性的，咱們蜀漢應該和曹魏虛與委蛇的和平共處，然后再想辦法另圖未來。

也就是說，譙周這篇小作文，間接否定了蜀漢建國以來的基本國策，這種宣傳就好像是，有人公然在歐美國家宣傳，資本主義不行，咱們改信社會主義吧，這種意識形態的巨變，可絲毫不亞于一場見血的政變。

如果這種情況出現在歐美，那么這個人的小作文別說廣為流傳，就是能發出來，都是癡心妄想，那么在當時的蜀漢，譙周的小作文為什么能滿天飛呢？

眾所周知，諸葛亮在世時，曾指定了兩位繼承人，分別是蔣琬和費祎?，這倆人在世時，蜀漢內部對蜀漢的外交策略雖然也有想法，但是絕對沒人敢公開站出來說事，因為這倆繼承人雖然沒有丞相的威望，但他們在蜀漢也是說一不二，姜維那樣的牛人，在這倆人面前也是規規矩矩。

但是費祎?是意外被刺身亡的，他當時還沒有培養出自己的繼承人，因此他意外去世之后，蜀漢的權力就開始變的分散，當時軍事上，姜維有很大話語權，而內政上，名義上的負責人是陳祗，陳祗這個人沒啥能力，所以一直由荊州派把持的權力，就開始出現了松動。

而譙周這個益州派派出來的炮臺，也就有了放肆的機會，后來隨著益州本地派的抬頭，連姜維這樣擁有軍權的大將，也只能退避三舍，后來鄧艾兵臨城下時，力主投降的，也是以譙周為首的益州本地派。

由此可見，古代發生政變的必要條件之一，就是政權的分散，如果政權能集中，等閑的人就是有心，也基本不敢，就是敢了，也基本折騰不大，但是一旦政變出現，那就說明，這個集團的統治者，已經無法制約其它掌握權力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