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您貴姓？

要是回答姓張，姓李，姓劉，別人一般不會有什么反應。如果回答慕容，端木，歐陽，或許會收獲一些感嘆——復姓啊！真少見。如果回答令狐、澹臺、申屠，那收獲的可能就是——哇！好高級！

為什么這些復姓會讓人感覺“高級”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這些姓氏確實少見。所謂“物以稀為貴”，就是這個道理。

聰明的你，就要說了，歷史上這些復姓也不少啊！百里奚、司馬懿、夏侯惇、東方朔、西門豹、上官婉兒、長孫無忌、赫連勃勃、拓跋宏……

據學者統計，我國歷史文獻中曾存在的姓氏大約有6000多個，其中復姓2000多個，約占姓氏總數的40％。所以問題就來了：在古代還比較常見的復姓，為什么現在越來越少了？這事兒吧，我們還得從頭說起。

首先，復姓是怎么來的？

從姓氏的發展史來看，復姓主要分為漢族復姓和古代少數民族復姓。其實早在上古時期，姓是很少的，且基本是單字，如姬、姜、姚、姒、嬴等。后來的所謂“百家姓”就是由這些姓發展而來的。

不過，現在我們說的“姓”其實是“氏”，先秦時期，姓和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姓最早產生于母系氏族社會，所以“姓”字從女，多帶女字偏旁。到了父系社會，由于私有制出現，家族內部產生了分化，上層人物成為貴族，也就產生了作為貴族稱號的“氏”。

簡單地說，姓代表一個母系氏族，氏則代表一個父系氏族的貴族家族；姓與血緣相聯系，氏與最初的等級相聯系。這就是南宋史學家鄭樵在《通志·氏族略序》中所說的“姓所以別婚姻”“氏所以別貴賤”。

復姓和單字姓的來源有相似之處。在之前的推送中有提到，姓氏最常見的來源是“就地取材”，祖先的受封地、居住地，以及祖先的職業，都有可能被拿來作姓。復姓也是如此，比如，周朝時有個叫魏顆的人屢立戰功，受封于令狐邑，后人遂以“令狐”為姓。孔子有個弟子，名滅明，居住于澹臺湖（今江蘇省吳中區），也有說法認為他居住在澹臺山（今山東省嘉祥縣南），因此以澹臺湖或澹臺山命名姓氏，澹臺滅明的后代，遂以澹臺為姓。還有的祖先在朝廷做過官（比如司徒、司馬，司空），其后代引以為榮，直接就把這些官職拿來做了姓。

再來說說古代少數民族的復姓。其實很多少數民族的姓都是來自當時的譯音，翻譯成漢字就成了宇文、萬俟、拓跋、完顏、尉遲等。這種情況同我們今天根據讀音翻譯外國人的姓氏差不多，就像亨利、愛德華、維多利亞，也是音譯來的。

不過，古代少數民族的不少姓氏也是有其獨特含義的，例如鮮卑族的慕容氏意為“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體現了對天地道德的崇尚；而宇文氏的由來則更具傳奇色彩——相傳其先祖為遼東南單于之后，打獵時拾獲玉璽，認為是上天授予的天子象征，由于鮮卑語稱天子為“宇文”，遂以此為姓。

復姓的來源我們現在了解得差不多了，那么問題又來了：既然都各有各的來歷，為啥現在剩下的復姓就那么點兒了？

你這姓讀起來太拗口

漢語以單音節結構為主要特點，每個字的發音又因“開、合、齊、撮”四呼的不同而產生獨特的音變現象。當不同發音方式的字連讀時，往往會出現“吞音”：比如“海鷗”中前字會吞掉后字音，“扶搖”中后字又會吞掉前字音。

這種現象在復姓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以“夏侯”為例，日常交流中聽起來就像單姓“夏”；“若敖”聽起來像“饒”；“巫馬”聽起來像“馬”。久而久之，這些復姓就逐漸簡化為單姓“夏”“饒”“馬”了。

另外，由于漢語本身的節律習慣，中國人稱呼別人，主打一個簡潔明快，朗朗上口。正如今天我們習慣把三字名簡稱兩個字（如“張明偉”稱為“明偉”），我們讀古人的文章時也會發現，在提到人的名字時，常常會將這個人的名字隨意刪削，明明是三個字的名字，寫到文章里就變成了兩個字。比如王勃《滕王閣序》中有：

“楊意不逢，撫凌云而自惜；鐘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

其中“楊意”，乃是指楊得意，“鐘期”，是指鐘子期。因為駢文句式的要求，王勃就將他們的名字簡化了。還如用來形容一個人文章寫得好的成語“文追班馬”，更是巧妙地將班固和司馬相如合稱為“班馬”，既保持四字格律又朗朗上口。

唐宋時期詩詞繁榮，詩詞又有嚴格的音律要求和字數限制，所以在詩詞中遇有復姓人名時，有的便被減了字。例如唐李商隱有詩云“玉桃偷得憐方朔”，此句中的“方朔”即“東方朔”；宋呂惠卿有詩“面折馬光于講筵”， 此處的“馬光”即“司馬光”。

所以，古時候的很多人為了避免交際上的麻煩和誤解，想讓自己的名字更順口，干脆就把復姓改為了單音姓氏。

沒這官了，也沒這地兒了

之前提到，古代的許多復姓源自官職名稱或封建采邑地名，但隨著歷史發展，一方面，由于官僚制度的變革，一些古代官職被廢除，導致以這些官職為氏的復姓失去了存在基礎；另一方面，秦朝統一后廢除分封制，實行郡縣制，使大量以采邑地名為氏的復姓也失去了依托。于是，相關的復姓自然就逐漸減少甚至消失了。

比如以先人官職為氏的復姓中，我們今天常見的有司徒、上官、太史之類，但“亓官”“寺人”等現在就十分稀有了。

還如《世本》中，許多復姓都帶有“公”字，像公車、公伯，公良，公乘等，這些姓都源自爵位的稱號，由諸侯王的后代承襲。秦統一六國后，實行郡縣制，不再進行分封，這些“公x”的姓，就逐漸將“公”字去掉變成了單字姓。

很多含有“丘”字的復姓也是這樣逐漸消失的。古代典籍碑刻中帶有“丘”字的復姓不少于60個，有虞丘、何丘、閭丘、謝丘、楚丘、常丘等。這些姓氏大多源自古代帶有“丘”字的城邑名稱（至今尚有“簡丘”“雍丘”等地名）。但隨著地名的更改，如今帶“丘”字的復姓中，大多已將丘字去掉改為單姓，還有些將“丘”字前面的字去掉，干脆姓“丘”。

少數民族改化漢姓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北方大量少數民族南下，中國開始了大規模的民族融合。此后鮮卑族拓跋氏統一北方，建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時，實行了一系列漢化政策，其中有一項就是禁胡語，改漢姓。

這一政策規定不再說鮮卑復合語，而須改說單音節的漢語。《魏書·咸陽王禧傳》記載孝文帝言：

“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加降黜。”

相應地，許多鮮卑族復姓也簡化為了單姓。據《魏書·官氏志》記載，鮮卑復姓改為漢族單姓的有117條。

其中孝文帝就以身作則，率先垂范，將自己的姓從“拓跋”改為了“元”。

《魏書·高祖紀》記載：

“太和二十年（496）春正月丁卯，詔改姓為元氏。”

并用屬于漢族文化的“陰陽五行說”加以理解，《資治通鑒》有記載魏主下詔，以為：

“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先出于黃帝，以土德王，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

底下的人一看，皇上都改了，那咱也改吧！于是，有的人就把自己原來的復姓減去一個或幾個字，改成漢族的單字姓。比如丘穆陵改為穆，賀賴改為賀，達奚改為奚。還有一部分人就改一個和自己原本的姓氏差不多的漢族姓氏，比如步六孤改為陸。另有“獨孤”改為“劉”等等，此處不再一一列舉。

中國歷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是在遼金元時期。遼、金分別由契丹族和女真族建立，這兩個民族在取得政權后，紛紛向漢族效仿。這一時期改漢姓的也不少，比如“耶律”就改為姓劉或姓王的兩宗，“述律”則改為姓蕭。

女真人建金國之初，利用遼宋降臣為之制訂典章制度，因此對于漢文化也表現出樂于接受的傾向，在改漢姓時，如將完顏氏改為王、完、顏三姓，烏古倫氏改為商、劉、烏、李四個姓等等。

從民族融合的歷史中，我們可以發現，少數民族改為漢姓，除了漢人的文化影響力之外，也有“從眾”心理的因素。由于漢族在人數上遠多于其他民族，少數民族生活在漢族中間，繼續使用本族的姓名，在交際上會有諸多不便，因此他們從生活交際的需要出發，改漢姓，取漢名。

另外，還有中原王朝明令禁止復姓的，這就得說說咱們的明太祖朱元璋了。

我們都知道，明朝之前的元朝是由蒙古族的忽必烈建立的。到了明朝，朱元璋就認為非單字姓都是“胡姓”，他直接下令禁止蒙古姓氏，而且還要將漢族的復姓也簡化為單姓。比如叔孫、長孫、顓孫等一律改為“孫”；“諸葛”改姓“葛”等。洪武年間的這次改姓，使得當時全國復姓種類銳減，進一步加速了復姓簡化的進程。

到了如今，據公安部《2020年全國姓名報告》統計，我國現存復姓約為81個，其中人口數最多的復姓是歐陽，有111.2萬人，上官排名第二，為8.8萬人，另外皇甫、令狐、諸葛、司徒、司馬、夏侯、賀蘭等，也是如今人口數量破萬的復姓。除此之外，其余復姓都只剩數千人。而如“漆雕”“羊舌”等雅致復姓，早已成為古籍中的文化印記。

這些復姓表面上是姓氏符號，內里卻蘊含著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身份認同和文化傳承。它們忠實地記錄著先祖的血脈、封地，官職或特長。而那些“消失”的復姓從未真正離去，它們化作歷史的養分，滋養了我們民族的血脈，講述著中華文明的故事，依然在歷史的記憶中不斷回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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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葉九如.陽翰笙,還是歐陽翰笙?——從復姓的變化中看華民族的形成[J].電大教學,1994,(01):29-32

來源：本文經“國家人文歷史”（微信ID：gjrwls）授權轉載

新媒體編輯：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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