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文化叢書

德國文學中的

中國和日本（1773—1890）

編輯推薦

• 漢學家舒斯特的開創性研究專著，為跨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視角。

• 基于豐富的史料和政治經濟背景分析，生動展現早期耶穌會在東亞的外交與文化適應。

• 通過具體案例分析，如中國婚戀故事、德語文學中的中國風元素等，體現中國文學對歐洲文學創作的滋養。

• 從文學、教育、手工藝、戲劇等多個領域，深入剖析17—19世紀東亞文化對歐洲的影響。

作者簡介

英格里德·舒斯特

日裔德國學者，在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執教多年，研究方向為德國文學及比較文學，并聚焦德、中、日三角文學關系研究。代表作有《德國文學中的中國和日本（1773—1890）》《德國文學中的中國和日本（1890—1925）》等。她觀察德國文學里的中、日形象變遷，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譯者簡介

陳琦

博士，上海理工大學教授，中德國際學院院長。洪堡學者，聯邦總理獎獲得者，入選省部級高層次人才計劃。主持國家社科基金、洪堡基金會項目多項；發表A&HCI、CSSCI期刊論文十余篇；出版專著Text und Kultur、《德語互動語言學》，譯著《歌德全集：在魏瑪和耶拿之間》等。

丁思雨

上海理工大學外語學院德語翻譯碩士，研究方向為德漢科技與文化翻譯。

內容簡介

17—18世紀，耶穌會傳教士在向歐洲傳播中國文化方面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已是學界共識。然而，他們作為日本與歐洲之間文化交流的媒介所產生的影響，以及該影響如何延續至19世紀，尚未得到充分探討。

舒斯特的這部開創性研究專著分析了這一影響在勸誡性文學作品、學校教育及校園戲劇中的體現；揭示并對照不同社會對東亞文化接觸的多元反應；探討了中國文學在西方的接受情況，中國風何以成為文學創作的典型元素，以及鐘表和自動裝置、通俗文學和民間戲劇中展現的中國與日本形象。

文摘

第五章

手工藝術、通俗文學

和民間舞臺中的歐洲與東亞

一、“二手制作”：鐘表和自動裝置

雅克-德羅表廠的三個機械人偶已經成為廣泛談論的話題。它們是如此受歡迎，以至于出現了大量的人偶復制品。同時“畫家”這一人偶的復制品似乎獲得了最高榮譽，它將被帶到中國去。1917年在亨利-路易·雅克德羅的手稿中發現了某個機械人偶的幾張圖紙，圖紙上標注著“專供中國宮廷制訂”。這個機械人偶顯然能夠畫出不同系列的圖，其中的“中國”畫則是明確按照中國主題和字體，為中國統治者而作。

在阿爾弗雷德·查皮斯的四幅作品中，其中兩幅上均畫有神仙，第三幅畫展示了一位倚靠著花籃休息的中國美人。第四幅畫實際上是由每行四個漢字構成的七行文，都是贊美中國皇帝的詞句，四周被渦卷形花飾包圍。

即使是“畫家”也可以寫作，無論是用中文還是歐洲語言。技術上而言，每篇文章都是一張圖，因為容易保存，可以任意復制。“畫家”這一自動人偶之所以遠比“作家”更適合出口到中國，是因為即使“作家”是用中國漢字而不是字母書寫的，其所能書寫的漢字的有限數量也會阻礙文本意義的建構。除此之外，“畫家”的操作也更簡單：

“畫家”在結構方面比“作家”簡單得多：事實上，它并不需要一個凸輪的連續選擇機構，因為這些凸輪只需要一個接一個地出現。凸輪使得繪圖能夠擁有連續的繪制步驟，這些步驟之間有一個小小的間隔。在此期間，準確地說，凸輪的運行達到對應的標度線（就會自動間歇），沒有必要使用一種復雜的裝置來進行間隔、取墨、換線等。

然而對于觀眾而言，“畫家”的工作效率比“作家”高得多。

查皮斯得出結論，雅克德羅的這個機械人偶，（1） 屬于馬戛爾尼爵士贈送給中國皇帝的禮物，只不過是后來才送到的；（2） 與生產商“威廉姆森”（Williamson）制作的帶有自動書寫裝置的鐘表是相同的，并被哈考特·史密斯收錄在他的中國博物館的歐洲作品目錄。查皮斯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主要是以關于該廠機械人偶的一則小故事為依據。這則故事于1812年在巴黎匿名發表，里面說到，英國國王以極高的價格買到了“畫家”這一機械人偶的復制品，讓馬戛爾尼爵士把它獻給中國皇帝。然而事實上，“畫家”并不是和馬戛爾尼爵士的使節團一同達到中國的，而是在1786年就出現在了北京的宮廷里，傳教士汪達洪（Jean Mathieu de Ventavon）為他的機械人偶“程序”補充了滿族、蒙古族和藏族文字。

雅克-德羅的畫家機械人偶在18世紀80年代就已經到了中國，并不令人意外，畢竟在1783到1787年間“雅克德羅的全球生產都被東方所吸收，尤其是中國”。只要產品在日內瓦下線，就由加來的運輸公司奧迪伯特將其運輸到倫敦，在那里交付給考克斯公司轉為代銷，考克斯公司再把它們運到廣州的分店。對于運到中國的那些機械人偶的外觀，我們一無所知。博南特稱其為“中國機器人”，然而它無論是在大小、姿勢還是在身材上，都與歐洲版“畫家”并無差別：73厘米高，頭大臉圓，面頰紅潤。“畫家”坐在一個小桌子前面拿著鉛筆寫字，孩子的小手倚靠在桌子上，手指稍微拱起。這個形象和威廉姆森的大鐘擺底座上那個跪在金色桌子前面的年輕男子很不一樣，后者是用右腿跪著（左腿立在桌子旁），高舉毛筆寫字。臉和發型看上去是中國人，然而衣服卻是路易十六時期的侍從西裝風格，高40厘米。他寫的是垂直的兩行字，每行有4個漢字。然而正如我們所了解的，雅克德羅的“畫家”能夠用中文作出一篇比它長得多的文章。

威廉姆森署名的帶有自動書寫裝置的鐘表無疑是專門為中國皇帝設計的，尤其是底座上的4條金龍可以說明這一點。但是這里所提的很有可能是1794年之后制作完成的。在馬戛爾尼爵士的使節團返回以后，整個歐洲都在討論他們的失敗；隨后就出現了各種當事人關于在華活動的敘述。這些報道被翻譯并進一步加工（對此請參閱下一章節）。尤其讓人感興趣的是磕頭這一行為，也就是人跪在地上，額頭碰撞地面。當馬戛爾尼爵士和代表喬治·斯當東（George Staunton）爵士以及侍從受到乾隆皇帝接見的時候，并沒有對其磕頭，而只是單腿跪地。與他們相比，1795年的荷蘭使節團在磕頭的時候表現得過分熱情，反而讓人覺得好笑。馬戛爾尼公爵12歲的侍從由于會說一點漢語，得到了乾隆帝的特別賞識。由此可以聯想到，鐘表上跪著的機械人偶的原型就是他。

機器玩偶和自動裝置對于其所有者而言，最大的魅力似乎在于它們賦予了所有者一定的權力感。專制主義下的統治者對自動裝置尤其感興趣。對此，赫伯特·赫克曼（Herbert Heckmann）寫道：

所有統治者都想方設法搞到他們喜愛的機械玩具。他們不僅喜歡行使權力，也喜歡把玩權力。他們相信君權神授，或者他們本身就代表了上天，掌控著高度復雜的、分工協作的國家機器，并受臣民的敬仰與崇拜。這種國家本身——正如任何形式的絕對主義一樣——就像自動裝置一樣，是一個二手的創造物，受官僚主義的驅使和控制。自動玩具只是把政治現實呈現了出來——一種意志和服從的游戲。

受到中國皇帝的接見后，馬戛爾尼公爵也有一種這樣的感覺：“那么，我是否看到了‘所羅門王榮耀歸來’呢？我用這個表達方式，因為這個場景完全讓我回憶起在童年時代看到的那場木偶戲，它讓我如此印象深刻，以至于我認為這就是人類最偉大和最幸福的真正代表。”所以18世紀下半葉的歐洲和中國在有些方面表現出了驚人的相似：都是專制主義政體，權力意志，榮華富貴的享樂主義和對異國風情的追捧——無論是歐洲流行的中國風還是中國流行的“歐式”花園和“歌曲吟唱”。

【隨書附贈明信片】

弗朗斯·韋爾哈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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