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圓方的第1038篇原創

一

“我們說上級領導機關的指示是正確的，決不單是因為它出于‘上級領導機關’，而是因為它的內容是適合于斗爭中客觀和主觀情勢的，是斗爭所需要的。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為什么黨的策略路線總是不能深入群眾，就是這種形式主義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這不是真正在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是反對上級指示或者對上級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

1930年，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寫下這段話的時候，紅軍面臨極為復雜嚴峻的局面。一方面，黨內“左”傾冒險主義盛行，部分領導人忽視敵強我弱的實際情況，主張集中力量進攻大城市。另一方面外部情況也很復雜，1930年12月，蔣介石對江西蘇區發動第一次“圍剿”。即便是在這樣內憂外患的情況下，當時紅軍中形式主義思想盛行。部分黨員干部開口閉口“拿本本來”……

二

只不過，形式主義這個東西，其實是不隨時代，不隨技術，不隨環境而消失的。2024年7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審議了《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若干規定》 。會議提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是頑瘴痼疾，必須下大力氣堅決糾治。基層是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不能被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束縛手腳 。
在這個《規定》提到形式主義的幾種表現形式，比如文山會海反彈回潮，比如督查檢查考核過多過頻，比如工作中片面強調留痕，比如部署工作的時候出現層層加碼的情況。問題看到了，計劃怎么解決呢？

《規定》分了七個方向來解決：

一是“切實精簡文件”，主要規定嚴控文件數量、提升文件質量、加強評估審查等。

二是“嚴格精簡會議”，主要規定嚴控會議數量、控制規模規格、提升質量效率等。

三是“統籌規范督查檢查考核”，主要規定嚴格計劃和備案管理、改進方式方法、嚴控對基層督查檢查考核總量等。

四是“規范借調干部”，主要規定不向縣及以下單位借調干部、嚴控向市及以上單位借調干部等。

五是“規范政務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序管理”，主要規定清理整合面向基層的政務應用程序、嚴格建設管理、防止功能異化等。

六是“規范明晰基層權責”，主要規定建立健全職責清單，完善清單外事項準入制度，規范工作機制、掛牌和證明事項，依法依規確定基層信訪工作職責等。

七是“規范創建示范和達標活動”，主要規定精簡種類數量、注重創建示范實效、在基層不搞達標活動等。

但是這樣大力度的“反形式主義”，真的能終結“形式主義”么？

三

為什么“形式主義”這么難以被“終結”呢？

因為，許多“問題”，本質上是另外一個“問題”的解藥。“形式主義”這個問題，就是組織自發對抗“信息不對稱”的解藥。

200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三位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喬治·阿克爾洛夫、邁克爾·斯彭斯，以表彰他們70年代在“使用不對稱信息進行市場分析”領域所做出的重要貢獻。在研究中提到：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各類人員對有關信息的了解存在差異，掌握信息比較充分的人員處于比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貧乏的人員則處于比較不利的地位。

事實上，不僅僅是市場經濟活動中存在信息不對稱，任何組織，部門上下級之間往往都會存在信息不對稱。而上級為了獲取信息會要求下級填表格、報材料等，下級為了自身利益可能會編造假信息或只注重形式上的滿足。而正是因為信息的不對稱，從而導致形式主義產生。

剛剛說的是“上級不了解下級”信息不對稱下的“形式主義”，與此同時也存在“下級不了解上級”信息不對稱下的“形式主義”。比如當上級的考核標準不清晰，提拔人才的標準不清晰，違規處分的標準不清晰，當存在許多維度的考核時，下級不知道什么最重要，也就不知道如何拿到“最重要”的結果，那么下級就只能什么都做，面面俱到，就只能通過“形式主義”，去嘗試滿足上級“永無止境”的既要，又要，還要。

所以要“信息不對稱”這個問題不被解決，那么“形式主義”這個問題就不可能被真正解決。即便是偶爾下下力氣整治一下，但是因為組織的高層“獲取真實信息”的需求永遠存在，那么“形式主義”的問題大概率會在某個階段，再次回潮。

四

那么“形式主義”真的不可避免么？

其實也不是。如果說在過去，因為數字化和智能化的限制，讓“委托管理”成為組織的必然，那么今天隨著數字化和人工智能的進展，其實已經可以讓信息一桿子插到底，讓所有的信息在組織中完全流轉起來。

但是，這樣的“信息透明”，真的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