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的一天，特務頭子沈醉在家中部署對楊杰的暗殺計劃。沈母聽到后，用手指戳著沈醉的腦袋罵道：“你把楊先生殺了，兒女們問你，誰把楊伯伯殺了？你怎么回答？”

國民黨的軍統特務以善于搞暗殺出名。一般來說，暗殺對象要么是手握重兵、割據地方的軍閥頭子，要么是南轅北轍、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政客，可是楊杰卻是一個例外。

楊杰以做學問出身，他是民國軍學泰斗，和蔣百里、白崇禧、劉斐被合稱為“三個半參謀長”。全面抗戰爆發后，楊杰因為在抗日戰略上和何應欽嚴重沖突而退出中樞，出任陸軍大學教育長和駐蘇聯大使。

楊杰著有《國防新論》《軍事與國防》《大軍統帥學》和《戰爭要訣》等著作，這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要成為國民黨中高級軍官的必讀書目，由此可見楊杰理論功底之深厚。

楊杰生性耿直，對于國民黨內部的勾心斗角、爾虞我詐非常看不慣，多次抨擊一些時政。蔣介石對楊杰，經歷了一個由器重到疏遠的過程，不過真正動殺機，是在1949年8月。

當年解放軍在各條戰線上摧枯拉朽，國軍兵敗如山倒，已顯露出全面敗亡的跡象。楊杰寫信給四川、云南等地的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盧漢等人，勸說他們棄暗投明，早做打算。

楊杰的一部分信被特務分子截獲，蔣介石本來就一直對西南地區的軍閥頗為忌憚，1935年利用追擊紅軍長征的機會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染指了一部分，這下在內戰形勢如此不利的情況下，該地區更是心頭大患。

因此蔣介石給毛人鳳下命令，務必除掉楊杰。毛人鳳將該項任務給了云南站長沈醉，要求他“一定要干的干脆利落”。沈醉卻陷入了兩難之中。

一方面，沈醉與楊杰頗有淵源，兩人在昆明是鄰居，他們的孩子也經常在房前草皮上玩耍，楊杰每次回家路過，都會和藹可親地與孩子們打招呼，很多時候還會給些糖果等小零食，孩子們親切地叫楊杰為“楊伯伯”。

另一方面，沈醉并不被毛人鳳待見。戴笠在世的時候，沈醉是軍統的紅人，官至軍統局總務處長。戴笠因飛機失事喪生、毛人鳳上臺后，沈醉卻被發配到云南，擔任云南站站長。從這個意義上說，沈醉并不是毛人鳳的人。

不過，沈醉心里很清楚，暗殺楊杰的命令必定是蔣介石親自下令的。雖然心中有一百八十個不愿意，但還得硬著頭皮干下去。

他召集了幾個骨干，在家中商量對策，初步制定了兩個暗殺方案，一是在草皮后埋伏，等楊杰經過時開槍，二是第一個方案未能成行，直接去家中刺殺。

誰知沈醉與骨干們的對話，卻被坐在陽臺上的老母親聽了個一清二楚。等到來人走了之后，老母親生氣地沖了出來，指著沈醉的鼻子罵道：”你好狠的心啊，連楊杰這么好的人都要除掉，孫子孫女們之后問你‘楊伯伯’去哪里了，看你怎么回答！”

沈醉是出名的孝子，他好言安慰了氣得發抖的母親，向其保證一定不危及楊杰的性命。最終沈醉當著母親的面，咬著牙撥通了骨干的電話，通知“形勢有變，暗殺計劃取消”。

不久之后，為防止盧漢與解放軍合作起義，國民黨當局采取了一系列整肅活動，軍統特務抓捕了400多名中共地下黨員、進步師生、民主人士，史稱“九九整肅”。除掉楊杰的計劃再次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等到沈醉親自帶著親信徐遠舉來到楊杰家中抓捕之時，卻發現人去屋空。原來，聽到風聲的楊杰奉行“三十六計走為上計”，通過友人的協助，來了個金蟬脫殼，提前跑到香港避難去了。

不過，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楊杰走的匆忙，他沒有來得及處理掉所有信函，桌子上的一封信泄露了他在香港的住址，這為其之后的悲慘命運埋下了定時炸彈。

早在1949年6月，中共中央電邀楊杰即時赴京參加政協第一屆全體代表會議。但因楊杰在西南的策反工作已有一定成效，怕離去影響工作，故回電要求容許暫緩離滇北上。

楊杰到達香港之后，和隱居于此的愛國將領龍云等多有接觸，約定了一同北上參加政協會議的時間。

事實上，龍云也早被軍統特務盯上。時任軍統辦公室副主任、行動處長的葉翔之，被毛人鳳派到香港，執行暗殺龍云的任務。

龍云在香港過著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日子，防范極嚴，葉翔之沒有找到下手的機會，便抽出手來先對付楊杰。

9月19日，葉翔之派的殺手化裝成商人模樣，敲響了楊杰的家門。由于來者自稱云南商會的，楊杰讓管家開了門。

隨著幾聲槍響，楊杰倒在了血泊中，倒在了政協會議召開的前夜，沒有看到新中國成立的場景。

楊杰不幸被害的消息傳到北京，毛主席極為震動，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由主席以大會名義向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和楊杰家屬致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