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也發現，現在周圍一些人越來越“不說人話”，都聽不懂他們在說什么，“怎么說的話都那么抽象？”

像這樣“玩抽象”的已經不在少數了：日前，小紅書評選出的年度關鍵詞就是“抽象”，2024年該平臺上有多達超過1000萬條“搞抽象”的相關筆記和1.6億條評論。在它看來，“玩抽象”為社區氛圍帶來了新的活力，人們以一種輕松的方式消解自己所面臨的困境，“用無厘頭來調劑日常，用插科打諢戲謔人生”。

但是等等，如果是這樣，那么“玩抽象”和“無厘頭”到底又有什么區別呢？

從字面意思上來說，“無厘頭”原本指的也是一個人的行為、言語都令人難以理解，因為那既沒有明確的意義，甚至也沒有道理，但卻又莫名其妙地好笑。現在但凡談到“玩抽象”，大體上也是從這種角度解讀：那是年輕人們的搞怪玩梗，有意不按主流觀念行事，以一種解構、叛逆的姿態取消意義，獲得一種“不足為外人道”的快樂。

傳播學者劉海龍在國內率先研究了“玩抽象”現象，在他看來，“玩抽象其實是一種小圈子內的交流方式。當圈子越來越緊密、越來越排他，就會形成一種獨特的語言交流風格。這種風格的選擇，帶有一定的偶然性。本質上講，這種表達是在制造一個很高的接受、傳播的壁壘，這樣外人被排除，內部的人共享一種同一圈層才能理解的快樂。”

在此，他強調了“玩抽象”是一種小圈子內部的“玩梗”和“找樂子”，不需要深入溝通，也不需要圈外人懂，“抽象”就像一個暗語，反正“懂的都懂”。至于它要具體要表達什么、反對什么，都很空洞，不過是一種反叛的姿態，“它其實就是一種發泄，或者說是一種越軌的念頭”。

也就是說，那更多是審美意義上的，不需要什么意義——然而，幾乎所有青少年亞文化可能都是如此，“玩抽象”又到底特別在哪里？

不可否認，許多“玩抽象”的都是所謂“樂子人”，像號稱“先天抽象圣體”的圍棋選手戰鷹，就以搞笑的直播風格著稱；然而，也有很多“玩抽象”的一點也不幽默搞笑，甚至倒是在網絡空間喃喃自語吐露內心的情感傷痛。

不僅如此，“抽象”一詞最早流行起來，與充滿攻擊性的網絡暴力緊密相關：2015年9月1日，網絡主播李贛（李老八）在成都創立“抽象工作室”，其中的一個主播孫笑川在被激怒后猛烈噴人，結果這反而為他帶來的人氣，罵人的視頻都被稱作“抽象圣經”。

由此來看，“抽象”并不只是“無厘頭的搞笑”，它至少有一個被評價家們普遍忽視的特點：“抽象”的感染力與濃烈的情緒有關。

“玩抽象”的人并不是在公共空間里面向公眾理性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恰恰相反，他們可能說話、行事顛三倒四，宣泄自己的情緒，至于別人懂不懂，他們恐怕也并不在乎。

與其說是他們的話語難懂，不如說是這種強烈自我色彩的情緒讓外人費解，但卻可能在小圈子內激發一些人的強烈共鳴——這種會心的共鳴可以是基于痛苦，也可以是快樂，“搞笑”只不過是給外人的印象之一。

這其實很像孩子的行事風格。我一個侄子，從小調皮，有一次來我家玩，大人們談事，他不停地在旁邊做怪動作，自言自語，最后他媽忍無可忍：“你能不能安靜點？你都在搞什么啊？”他委屈地嘟囔：“因為你們都不理我嘛。”還有一次，他在課堂上做小動作，被老師罰站，但在墻角仍然不老實，臺下同學看了發笑，老師訓斥他怎么毫不知恥，他答：“那我尷尬嘛。”

《家有兒女》劇照

也就是說，這些言行成年人之所以覺得難以理解，恰是因為從理性的邏輯去看待，但理解的真正鑰匙是背后的情緒：他做出那些怪動作、說那些怪話，只是想引起注意、緩解尷尬，而一個青少年可能既無意遵守成年人的規范，想要標新立異，也不知道如何恰當地表達自己情緒，有時就不免顯得相當激烈而夸張，這都使得旁人看來愈發“抽象”。

“抽象”一詞原本指的是沒有具體經驗的理論演繹，因而難以具體地感知，然而現在所謂“玩抽象”和這種純理性推導的意思完全相反，恰恰是極為感性的，只是那種情緒表達一旦脫離具體語境，突如其來的一句話、一個動作，就會變得無法理解——那其實不是原先意義上的“抽象”，只是因為和抽象概念一樣難以理解，才根據這種感覺而被類比。

本來在熟人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不完全憑借語言，眼神、語氣都能表達豐富的意味，同樣的一句話，根據說話者的口吻和當時的具體語境，就可能有相去甚遠的不同含義。

伊娃·易洛思在《冷親密》一書中指出，情感“總是關注自我以及自我與處于不同文化中的他者的關系”，因而可以為行動賦能。

她舉了這么一個例子：“你對我說‘你又遲到了’，我對此是感到羞愧、憤怒還是內疚，幾乎完全取決于你和我之間的關系。要是上司對我的遲到發表這番評論，我可能會感到羞愧；如若是同事的話，它可能會叫我憤怒；而如果是在學校等我來接的孩子說這番話，我可能會深感內疚。”

反過來說，如果你和對方不熟，不知道對方為什么說，那就極有可能感到莫名其妙。

《功夫》劇照

周星馳的電影《功夫》里，街頭混混阿星在重傷垂死之際，用血手畫下一個棒棒糖的圖案。觀眾們都知道，那與他少年時的一段創傷記憶有關，然而劇中的包租公并不知道此事，完全摸不著頭腦，急得喊：“喂喂，說中文啊！”也就是說，如何解讀這個信息，取決于背后那個語境。

社會學家愛德華·霍爾曾提出“高語境文化”的概念，他發現，在一些文化中，交流形式“一半采用語言，一半不采用語言”，“不使用正式的語詞來傳達信息會使理解變得倍加困難。因為無論哪一方對正在發生的什么都不太清楚。”（《無聲的語言》）

在中國傳統的熟人社會里，這是常有的事：人與人之間知根知底，根本不需要把話說全，甚至說出來的話也不是字面上的意義（比如“呵呵”），只言片語就能會心一笑。

現在，隨著中國社會快速的現代化，這種熟人社會已經大規模瓦解，別說是公共空間面對著一大群彼此不認識的人，就算是家庭內部兩代人之間也都有了代溝，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年輕人在小圈子里彼此能理解的話語，在出圈后就突然變得很“抽象”了——“抽象”意味著社會上已經出現了不止一套文化系統，以至于難以譯解對方的語言，不知道他在表達什么。

當然，如今的“玩抽象”已經變成了一種有意識的行為藝術，一種風格。從某種意義上說，“抽象”也是他們應對日常困境的一種方法，他們由此可以消解自己面臨的無聊、平庸和困窘。

盡管有時這難免讓他們顯得難以被人理解，但這種獨特信號卻也會給他們帶來同好，還有自我保護的作用——因為那些聽不懂他們在說什么的大人，往往 也正因此而不知道如何介入干預。就像劉海龍說的，“它很難理解，甚至是無意義的。當一個東西連意義都沒有，你怎么禁止它呢？”

吊詭的是，對這種“玩抽象”的亞文化來說，最大的威脅可能正是它正逐漸開始得到主流文化的承認。盡管它仍然顯得很“抽象”，但一旦出圈成了流行詞，就勢必面臨來自外界的界定、模仿，而這種承認卻往往伴隨著誤解、收編和改造。

別的不說，如果“玩抽象”只是被看作“為社區帶來輕松愉快的活力”的無厘頭搞笑，那里面是不是有某些東西已經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