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學誠與王葆心，一個是清代方志學的開山鼻祖，一個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方志學家，二者雖然并不處在同一個時代，卻在學術觀點上有著明顯的繼承。過去由于史料的不充足，我們對于王葆心先生的方志思想探索不深，新近出版的《王葆心文集》彌補了這個缺憾。除了王葆心的方志學巨著《方志學發微》首次被全面整理出版，文集中也大量散見王葆心關于方志學的評論，這些材料對于深入推進王葆心方志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本文擬就閱讀所見，談一談王葆心與章學誠方志思想之間的關聯。

章學誠之所以被梁啟超視為清代方志學的創始人，正是因為在章氏之前，雖不乏顧炎武之類的大儒參與修志，但始終沒有人將方志與中國古代道學體系中的核心結合起來，方志長期被視為學術支流，并不被主流學界所重視。章學誠率先提出了“六經皆史”的觀點，并且提出“志乃史體”“方志為國史羽翼”等判斷，這就是將方志的意義與經史結合，使之不再成為史學的支流，一躍而成為關乎文化前途的重要領域。那么對于士大夫而言，鉆研經史固然是重要的職責，編修方志的工作也不容小覷，章學誠說：“丈夫生不為史臣，亦當從名公巨卿，執筆充書記，而因得論列當世，以文章見用于時。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闭率系倪@一論述，為后世的方志學家從事相關的工作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據，換句話說即是為方志編纂的工作找到了文化上的重大意義。

王葆心對于章學誠的觀點有著明顯的認同。他在《方志學發微》中評論“實齋之學獨見本原”，即是肯定了章學誠對于方志起源的觀點。蘄春大儒陳詩曾把章學誠未競的《湖北通志稿》進行改編而成書嘉慶《湖北通志》，還在《與章實齋同年荊州府志稿后》一文中激烈地批評了章學誠。王葆心考察這段公案之后，并未因鄉誼而偏重陳詩，反倒認為陳詩所修之志不如章學誠，最后也給出了陳詩“以考核綜博勝”，章學誠“以思力貫通”勝，二者各有所長的公正評價。1932年，夏斗寅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開辦湖北通志館，重修《湖北通志》的工作就此展開，王葆心出任總纂。在《重修湖北通志條議》一書中，王葆心評論章學誠：“其修志之論，則瑯然照映宇宙，仍無害其為佳志?！彼鲝埿滦蕖逗蓖ㄖ尽返墓ぷ饕把匦屡审w彩”“以新派志體糾正前志”。所謂的“新派”，就是王葆心眼中以章學誠為代表的方志學家，主張“志為史家之支流，兼具正史及通史之歸”。

除了認同章學誠的核心觀點，章學誠關于方志三種體例的論述也得到了王葆心的繼承。章學誠在《方志立三書議》中提出了志書、文征和掌故三種文體，以調和撰述和纂輯的矛盾，這一點在王葆心主持的《湖北通志》工作中也得到了呈現。湖北通志館的任務既有《湖北通志》的編纂，也有近代湖北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地方文獻集成——《湖北文征》的搜集整理。而掌故一門，王葆心提議將其以統計表的形式呈現，這不僅體現了方志學家在思想上的繼承，還是王葆心依據時代發展變化對于方志的編纂工作進行了創新。

作為一個熱愛這份事業的方志學者，王葆心對于方志有著一個浪漫的設想：“吾國文明盛化，茍做到方志、族譜咸詣優美精實，有整齊劃一之觀，斯時也，庶幾真誠為地球文化中心之地也乎?”對于老一輩的方志學家而言，小地方發生的故事和人物并不小，他們都關乎整個民族文化的前途與命運，因此他們的工作顯得意義重大。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修志事業也正欣欣向榮地展開，這不正是王葆心先生的夢想得以實現的時代嗎?

作者簡介：黃清，湖北羅田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中國史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為近代中國思想史、方志學，同時致力于湖北地方文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