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29日，聯大通過決議，決定在巴勒斯坦地區分別建立一個阿拉伯國和一個猶太國。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國根據該決議正式成立。

這是歷史上猶太人建立的真正屬于自己的第一個國家。

毫無疑問，雖然這不意味著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結束，但肯定屬于這一主義下的重要成果。

我們今天就跟大家聊聊猶太復國主義的起源。

猶太復國主義又稱錫安主義，是19世紀末產生的一種猶太民族主義思潮。

這種思想的起源可能自公元70年被羅馬人武力驅逐到流浪地球后一直都有，但是零零散散，并未形成思潮，也沒有什么真正的影響力。

為什么到了19世紀末會出現思潮呢？

原因很簡單，因為那個時候猶太人的主要集聚地——歐洲，出現了全面且嚴重的排猶行為，德國、法國、俄羅斯、匈牙利、奧地利甚至波蘭和捷克等等，都將猶太人視為眼中釘，怎么看怎么不順眼。

正是這種背景下，已經積累了一定財富的猶太人意識到，要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國家，才是長久之計。

于是乎，猶太復國主義思潮出現了。

1881年，俄籍猶太醫生平斯克爾出版了《自我解放》一書，提出了建立猶太民族國家的想法，被認為是猶太復國主義的發端。平斯克的這一想法迅速得到了猶太富翁，大金融家莫里茨·赫爾施男爵的支持，在兩人的商議下，最終選擇阿根廷作為猶太人復國的第一選擇地。

原因很簡單，阿根廷地方不小，有山有水，土地肥沃，礦產資源豐富，而且歐洲隔海，可以原來排猶旋風的中心。最重要的，那時的阿根廷剛成立共和國不久，實力一般，而且民主主義盛行，適合從經濟方面突破。

這兩人制定了逐步蠶食，取而代之的漸進方案，通過赫爾施出錢在阿根廷投資，然后由平斯克號召一部分猶太人先過去定居工作，這批人站穩腳跟后，再召集第二批過去，等猶太人在阿根廷形成一定規模后，利用財力和輿論沖擊當時本地政權，然后靠競選將自己人滲透，最終形成“奪權”，奪權后再規模化將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召集過來，達成最終“換國”目的。

不得不說，這個計劃看起來是靠譜的，也得到了真正的實施——第一批16萬猶太人確實也送過去阿根廷了。

但有一個問題就是，以當時歐洲排猶主義的猛烈程度而言，這進度顯然是遠遠不夠的。

于是，另一個猶太人出現了，他的名字叫西奧多·赫茨爾，這個人后來被稱為“猶太復國主義之父”。

1860年赫茨爾生于奧匈帝國的布達佩斯。從他母親那里受到了系統的德國傳統文化教育。18歲，全家搬到維也納，進入大學學習法律。1884年赫茨爾獲得律師資格，在國家公務機構中擔任律師。一年后辭職，受聘為《新自由報》駐巴黎記者。

在當記者的第一年，他見到兩件讓“震驚到顫抖”的排猶事件：

第一是在奧地利，反猶主義政客卡爾·盧埃格爾當選為維也納市長，但沒有得到弗蘭茨·約瑟夫皇帝的批準，盡管如此，他還是被德意志大眾再次選為市長。

第二是國軍隊的一名猶太裔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遭遇冤案，被定成為德國作間諜的叛國罪。赫茨爾當時為報紙報道此事件，目擊了德雷福斯案宣判后，在巴黎大規模游行并高喊“猶太人該死”的人群。

受此影響下，1896年赫茨爾出版了《猶太國》，該書闡釋了現代反猶主義的多面特征，這些特征之間由相互對立的元素組成。猶太人既作為資本家也作為革命者遭到仇視；既是富人，又是窮人;既是受教育者，又是無知者；既是接受當地文化者，又是依然特立獨行者。

最重要的是，赫茨爾承認反猶主義來自歐洲權力分配中的新現象民眾的政治。赫茨爾斷言，隨著民族主義和民主化的興起，民眾的力量也在增加，猶太人面臨的危險隨之增加。他對自己的猶太同胞發出來靈魂質問：實際上還有多少時間來真正解決猶太人的問題?

這本書后來被猶太人拿來和《什么是第三等級?》（該書引發了法國大革命）《常識》（該書掀起了美國大革命）兩書相提并論，當作是喚醒猶太人的靈魂法寶。

赫茨爾道出了自己民族潛在的生存威脅：猶太人的解放無論是已經失敗還是獲得超出預期的成功，它都建立在憲政平等的抽象原則之上，它并沒有贏得民眾的認可，那些民眾拒絕接受猶太人作為公民整體的一部分。因此，他得出結論：沒有必要去與反猶主義做斗爭，以證明它的謬誤，由于它扎根于基礎深厚的思維定式，它是理性難以克服的，唯一的選擇是避開它。猶太人是一個民族，他們需要一個自己的國家。

赫茨爾認為猶太人問題是一個全球性問題，它只有通過大國的幫助才能得到解決。他仍然相信歐洲的人道主義和進步，認為歐洲人想要使自己擺脫猶太人，方式就是通過幫助后者建立他們自己的國家。

他告訴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大佬，新技術在縮短距離的潛力，使在50年前視為不可能的事情變得可以實現。現在短時間內將幾百萬人從一個大洲轉移到另一個大洲是可能的，無須很大的痛苦和煩惱就可以進行大規模的殖民化運動。赫茨爾勾勒了將幾百萬猶太人從歐洲轉移到巴勒斯坦的過程，聲稱猶太人不能也不想被同化。這個過程必須得到一份有約束力的國際文件的支持，以特許狀社會的模式來保證猶太人在他們新國家的權利。猶太人應組織一個代表團，與大國開展談判以獲取特許狀。

很快，被翻譯成希伯來語、意第緒語、俄語和其他語言在歐洲各國出版，一時間猶太人復國情緒極度高漲。在他推動下，哪怕還沒有得到莫里茨·赫爾施男爵和羅斯柴爾徳徳支持，1897年第一屆猶太復國主義代表大會還是在巴塞爾召開了。

在三天的會議過程中，形成了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模型，創建《猶太國》中提及的“猶太人協會”，它將代表猶太人根據章程進行協商。

永久性的機構也建立起來了：代表大會每年或每兩年召集一次；主席和執行委員會組成了一個執行機構，以在不同代表大會期間開展活動；地方的協會也形成了，其成員交納會費——使用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貨幣謝克爾--和根據交納會費的會員人數派遣代表參加代表大會；代表證和復國主義的圖標也確定了——代表證一面是圣殿城墻的廢墟的插圖，另一面是耕種其土地的猶太農民形象，猶太復國主義旗幟，建立在猶太祈禱披肩塔利特之上，中心是大衛之星；納夫塔里·赫爾茨·伊姆貝爾創作的希伯來文詩歌《希望》被采用作為這個運動的圣歌。

借助自己的職業優勢，赫茨爾很快邀請國際媒體的代表報道這個事件。

不過，哪怕如此，赫茨爾的呼吁在西歐僅有很少的同情者，它主要是在東歐獲得了廣泛的群眾支持。原因是猶太復國主義試圖拯救的大眾卻生活在對西方文化知之甚少的東歐。當地許多猶太人仍然沉浸在宗教生活方式中，遵守著哈拉哈和傳統。

因此，解放后的西方領導層回歸到猶太人的身份，同時又有一大批講意第緒語的忠誠支持者沉浸在猶太文化中。這似乎證實了猶太賢哲“囚犯并沒有把他自己從囚禁中釋放出來”的格言和摩西先例的真實性。因為摩西的例子表明，只有自由的人才能為被奴役的同胞帶來自由。

架構成立以后，赫茨爾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對各個國家素不相識的猶太民眾發表演說，在他極具感染力的演講后，猶太民眾幾乎把他視為《圣經》中的人物——猶太人的王。

情緒挑動起來了，赫茨爾決定好好利用以敖德薩為基地的“圣山熱愛者”運動，這是猶太人在俄國集體迫害的背景下開始在巴勒斯坦建立墾殖點。

“圣山熱愛者”運動之前一直不溫不火，原因是沒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和可行的執行方案。畢竟就連該運動的創始人之一阿哈德·哈姆都不認為巴勒斯坦是個理想的建國之地。他發表了《此路不通》和《來自以色列地的真相》，來揭露了巴勒斯坦猶太青年墾殖事業中的所有失敗，認為巴勒斯坦不能為幾百萬猶太人提供解決方案，猶太人應當移民到美國。

對此，赫茨爾提出了新想法，主張猶太復國主義可以而且應該做的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精神中心”，作為猶太民族驕傲的源泉和光輝榜樣。這個中心將體現出阿哈德·哈姆定義的“猶太教的精神”和發揮猶太人為了同化而放棄其民族認同傾向的反作用力。

赫茨爾意識到，為維持大眾對猶太復國主義的熱情和支持，他必須提供實際的成就，猶太人問題要求一個快速的解決方案，因為它關系到實際民眾的生活。他設想一場幾百萬人、任何想移民者都可以移民的運動。

赫茨爾嘗試了與奧斯曼政權、德國皇帝和俄國內政部長進行談判，但最終都失敗了。土耳其人對把額外的非穆斯林因素引入中東不感興趣，這將為歐洲介人奧斯曼帝國提供更多理由。1903年基什涅夫集體迫害發生后，俄國猶太復國主義者想對當局進行抵制，赫茨爾與俄國內政部長維亞切斯拉夫·馮·普列維進行了會談，希望這種反猶活動能夠敦促土耳其政府同意將猶太人從俄國轉移到巴勒斯坦。

這次在維爾納的會談沒有任何成果。

其實在這之前的幾個月前，英國殖民大臣約瑟夫·張伯倫給赫茨爾提供了一個有關東非部分地區的特許狀，猶太復國主義將之稱為烏干達的地方（實際上是現在的肯尼亞）。赫茨爾拒絕了，他嫌棄那個地方，從來沒有考慮過，在他的《猶太國》里，阿根廷和巴勒斯坦才是選項。

但他由于這是大國第一次對他工作的認可，他還是先選擇敷衍一下——赫茨爾在第六屆猶太復國主義代表大會上提出了這個英國的提議，并要求代表們派遣一個調查小組前往烏干達，以考察它吸收大規模猶太移民的能力。

這個團體前去調查提議指定的位置，回來后得出結論：這個地方不適合大規模定居。因此,烏干達計劃被放棄了。

烏干達計劃擱置一年后,赫茨爾去世。隨后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經歷了一個低谷期。為了應對比之前更為殘暴的俄國集體迫害浪潮，以及隨后到來的1905年革命，猶太領土組織成立了。它由英國猶太作家伊斯雷爾·贊格威爾領導。他們堅持猶太復國主義的兩大基本原則：領土和自治。與赫茨爾一樣，他們由猶太人的苦難所驅動，并相信一場大規模的移民運動。領土主義運動吸引了許多人的支持。但由于歐洲列強的強烈反對，巴勒斯坦最終還是沒有成為猶太人的領土，直到二戰結束，小胡子的間接助攻讓善于制造輿論道德綁架的猶太人找到了契機，得以達成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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