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九案。

最近有一部犯罪懸疑電視劇《漂白》火爆出圈，上線40分鐘，就竄到了榜一，熱搜不停。

網友們更是議論紛紛：劇情驚悚血腥，差點被嚇飛，刺激程度堪比半夜遇阿飄。

在它爆火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爭議，它被爆涉嫌抄襲南方都市報的一篇報道。

前《南方都市報》記者王猛也公開發文，稱影視劇《漂白》“漂白”了自己2012年發表于《南方都市報》的深度調查報道《漂白》，而兩者都涉及哈爾濱楊樹彬犯罪團體案件。

那么，今天我給大家講的案件就是電視劇《漂白》的原型案件：“2002年吉林市楊樹彬團伙殺人碎尸案。”

這個案件發生在冰城哈爾濱，犯罪嫌疑人是三男一女，他們結成團伙，主要物色多金的夜場女，對她們實施誘騙、綁架、奪財、殺人、分尸。

從1998年到2004年，他們共做下6起殺人奪財的特大命案，肢解了10名陪侍女，奪得了200多萬贓款。

而非常離奇的是在做下如此人神共憤的大案后，他們如泥牛入海，再無蹤跡。

直到10年后，這個案件才再次浮出水面，這個窮兇極惡的犯罪團伙也被一網打盡。

然而非常令人不甘的是，他們在消失的這十年間，竟然“漂白身份”，成了有頭有臉的成功人士。

由此可見，想要了解這個案件就必須要知道犯罪前他們是什么樣的人？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們結成團伙做此大案？

楊樹彬團伙的成長軌跡

楊樹彬：

楊樹彬幼年喪父，自小頑劣，初中畢業后，到東安發動機制造公司上班，與社會上“混混”過從甚密，好打架斗毆。

小時候，楊樹彬曾赴山西五臺山學藝，所以得了“武和尚”這個名號。

因為高大魁梧，臉如滿月，肖似香港影星周潤發，外界稱之為“發哥”。

楊樹彬

在被捕后的采訪中，他曾自述在25歲左右時是被一個叫“關胖子”的人“帶上道”。

第一次參與搶劫時，因害怕，只是看沒有動手，但分到了錢，此后便越來越膽大。

當問他為什么選擇異性陪侍作為“目標”時，楊樹彬回答很直接：“來錢快，好接觸?！?/p>

張玉良：

張玉良是楊樹彬小學同學，從小成績良好，一直擔任班干部，大學畢業后分配的單位效益不好，他下海經商，一直虧錢，與妻子的關系也因此破裂，后因母親改嫁，他與家人基本沒有來往。

在被捕后的采訪中，張玉良稱自己做過服務員，賣過啤酒，后來跟他同居的女人將他辛苦所得全部騙光，他才走上犯罪道路。

張玉良

殺人后，他經常做惡夢，尤其是見到警察和警車就哆嗦，只能強作鎮定。

后期自己想收手，但這些年逃亡中自己分到的錢已花得差不多，后來都在花楊樹彬的錢，他就抱著報答的心態跟他一起干到了最后。

吳宏業：

吳宏業小的時候無論是在家還是學校都是出了名的“淘小子”，經常跟人打架。

畢業后，吳子承父業到東安發動機制造公司上班，和楊樹彬成為同事。

吳宏業在海爾濱曾有過一段婚姻，兒子現已長大成人。

吳宏業

在包頭期間，吳宏業與當地的一名女子以夫妻的名義落戶，就連名字也是根據女子丈夫名字的諧音改的。

雖然那女子知道吳宏業身上可能“有事”，但她對他依然癡情，她甚至不讓自己的丈夫辦理身份證，以防吳宏業改名的事情敗露。

戢紅杰：

戢紅杰出生在農村，從小母親去世，生活比較凄苦。

十六七歲時，她背井離鄉來到深圳等地以異性陪侍謀生，期間認識了楊樹彬等人。

戢紅杰

在包頭市她跟楊樹彬共同生活并生子，期間，戢紅杰不改水性揚花的本性，交往了多名情人。

警方在對她進行“定位”時，發現她一天之內接連與3名男子幽會。

在后來的采訪中，戢紅杰表示她曾幫楊樹彬等人到被害人家取過錢，自己雖然不愿意，但覺得楊樹彬多年來給了她一種家的感覺，因不想失去，便做了幫兇。

從這四人犯罪前的履歷來看，他們都有著一個共同的特點：不安分守己。他們還有著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快速搞錢。

那么，他們是怎樣結識的？又是通過什么樣的手段來實現這個目的呢？

四人犯罪團伙集結后定下狠毒殺人計

楊樹彬在東安發動機制造公司上班時，結識了同樣不安分守己的吳宏業，他和張玉良又是小學同學，在張玉良窮困潦倒之際，楊、吳二人拉張玉良入伙做生意。

之后三人南下深圳，在深圳的娛樂場所遇到了戢紅杰，戢紅杰后來供稱楊樹彬一開始拉她入伙時，她并不同意。

但楊樹彬說:“你爸、你弟弟住哪我可都知道?！本瓦@樣，她成了楊樹彬的女友。

戢紅杰游走于各娛樂場所當異性陪侍，并以此身份打探其他哪個異性陪侍“坐臺”、“走臺”率最高。

與此同時，楊樹彬、吳宏業和張玉良在市中心區租下住宅，買來刀、斧、助力鉗、手搖絞肉機等工具，靜等戢紅杰的消息。

一旦戢紅杰選定目標后，楊樹彬會裝成大款，到夜總會等娛樂場所去“釣”戢紅杰選定的“魚”。

為了引魚上鉤，楊樹彬假稱經營發電廠，吳宏業、張玉良在旁賣力吹捧，楊樹彬出手也很闊綽，平時該給陪侍人員200元的，他給500元，該給500元錢的，他就給1000元，此外還給買禮物，幾次之后，陪侍人員就會上鉤。

之后再將她們誘騙到出租屋內，用殘酷的手段逼她們說出銀行卡密碼套取錢財。

得錢后殺人滅口，并用錘子、老虎鉗子或鉸肉機等工具碎尸，將尸體碎物拋棄于下水道、河溝垃圾站等地。

團伙第一案：殺坐臺女，套取錢財并分尸拋尸

2000年春節前，楊樹彬和張玉良打電話給他們在廣州的一家夜總會里認識的一名女性陪侍，將她約到位于深圳市羅湖區楊樹彬租住的房子里。

一進門，楊樹彬就露出了兇相，他掏出刀子逼住了那名女子，并將她緊緊捆住。

在恐嚇和逼問下，女子害怕又無奈地說出了自己的銀行卡密碼。

在得到密碼后，楊樹彬立刻去銀行取走了10萬元現金。

事后，楊樹彬告訴張玉良，這女子來自天津，而他自己也在天津待過，擔心這女的日后會認出他來。

于是，兩人決定一不做二不休，將這女子滅口。

楊樹彬跑到附近的藥店，買回了安眠藥，給這女子吃了下去。

等她沉睡過去，楊樹彬狠狠地掐住了她的脖子，直到她沒了氣息。

接著，他和張玉良一起，將女子的尸體拖到了衛生間的浴盆里。

為了掩蓋罪行，他們用從超市買來的剔骨刀，殘忍地將尸體肢解成塊，再放到鍋里煮熟。

之后，他們把肉放進絞肉機里絞碎，用大剪子把骨頭也一一掐碎，分裝到5個黑塑料袋內，分別扔到垃圾桶、建筑工地、垃圾站等地。

這次的殺人奪財讓他們嘗到了甜頭，沒過多久，楊樹彬團伙就又做下了一起惡劣的案件。

金錢刺激，瘋狂團伙持續殺人奪財

2000年春節后，楊樹彬、張玉良和戢紅杰利用同樣的手段和方式，在深圳市羅湖區熙龍大廈5樓的一個出租屋里又殺害了兩名坐臺女。

這次他們搶得了人民幣50多萬，楊樹彬跟張玉良各分20萬，戢紅杰分到了10萬元。

金錢的刺激讓他們在罪惡的道路上越來越膽大，越來越瘋狂，他們不停地作案。

2001年6月，楊樹彬、張玉良和劉愛彬又在山東文登市綁架搶劫20萬元，十天后當地警方破獲案件，他和張玉良漏網，而劉愛彬被抓獲，判了無期徒刑。

由于劉愛彬在獄中一直沒有供出他和張玉良，他們得以逃脫警方的視線。

在山東省文登市發案后，張玉良和楊樹彬逃往山東省威海市。過了三四個月后，張玉良在青島市的一家酒店認識了一名異性陪侍人員。

他們以出臺為名，將她約到出租屋內，張玉良和楊樹彬將她捆綁后，搶得10萬余元。

2002年4月，楊樹彬、張玉良和吳宏業利用同樣手段和方式，在深圳市羅湖區熙龍大廈５樓一出租屋，殺害兩名坐臺女子，搶得人民幣十余萬元后平分。

2002年9月，楊樹彬、張玉良、吳宏業和戢紅杰在吉林省吉林市船營區一出租屋內，殺害兩名坐臺女子，搶得人民幣十六余萬元后平分。

恰是這次案件，暴露了幾名案犯的行蹤，也讓人看到了他們的兇殘，我們接著往下看。

下水道的“肉餡”暴露四人組行動

9月11日晌午，吉林市船營區一棟居民樓的下水道莫名擁堵，還源源不斷地涌出油膩膩的“肉餡”，氣味讓人作嘔。

楊樹彬和張玉良從樓上下來，遇到相識的鄰居，張玉良還故作輕松的打了聲招呼。

看到堵塞下水道的肉，他和楊樹彬心知肚明，卻還是站在人群里聽大家議論，又裝模作樣的跟旁邊的人分析了堵住下水道的到底是啥肉。

居民在清理堵塞物時，發現堵住下水道的不像是普通的肉，于是，他報了警。

警察到來后，在堵塞物中發現了人的眼皮，在對這些肉餡做出取樣檢查后，確定了這些肉餡是人肉。

于是立即順著管道開展排查，并封鎖了整個樓道，等追蹤到樓頂出租房時，楊樹彬、張玉良、吳宏業和戢紅杰已經不見蹤跡。

出租屋的鍋里還煮著人體的心臟、肝及還未來得及處理的尸骨，現場留下了指紋。

警方還在出租屋里搜出他們匆忙逃亡時落下的駕駛證，從而確定了4名嫌疑人的身份并在網上發出通緝令。

就是在警方的追捕和調查中，瘋狂的楊樹彬團伙又做下了兩起血案。

2003年，楊樹彬、張玉良、吳宏業在浙江臺州一出租屋內，采取用膠帶捆綁、用木棍鐵棍毆打的方式，逼迫兩名坐臺女子交出銀行卡密碼，在取出十六萬余元后，將她們殺害肢解，用下水道沖走、拋在垃圾堆或江河等地。

同年，楊樹彬在浙江省嘉興市一家夜總會物色侵害對象，打電話讓吳宏業從內蒙古包頭趕到浙江嘉興并租好房屋。

楊樹彬將一名異性陪侍人員約到該出租屋內，在逼問出銀行卡密碼后，從銀行取出八萬元。隨后，將被害人殺死并碎尸后丟棄。

這是他們做的最后一案，停手的原因是楊樹彬覺得在警方的通緝下，風聲越來越緊，他們無法再繼續為非作歹，他們需要一個能夠正常生活的身份。

“漂白”身份，罪犯搖身一變成生意人

于是，楊樹彬就開始找人運作，將四人及親屬共十二人通過改名換姓，先從山西和河南“漂白”身份，再在包頭買房落戶，做起生意。

楊樹彬“漂白”身份后改名為王學禮，戢紅杰“漂白”身份后改名為馬海燕，兩人結婚生子，還在包頭市經營著經營臺球廳和足道館。

張玉良“漂白”身份后改名為王學國，與包頭的一名女子結婚，對外與楊樹彬以兄弟相稱。

吳宏業“漂白”身份后改名為王華炎，在包頭市郊區從事煤炭生意。

三個男人以堂兄弟的關系示外，互相約定：“私下不見面，不聯系，不溝通。”只有每年春節時，楊樹彬才會把大家召集到家里一起吃頓飯。

在逃亡的這些年，他們絕不留下指紋，甚至不使用信用卡，不乘坐飛機，不住酒店，絕不在公開場合留下任何身份信息。

他們原以為這樣小心翼翼的隱藏身份，就能夠一直平靜的生活，擺脫那些曾經做下的罪惡。

殊不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他們的行蹤竟以不可思議的方式揭開了。

小學同學的那一眼，竟揭露出一樁大案

為了尋找楊樹彬四人的下落，十年間，吉林警方先后七次成立專案組，公安部也下發通緝令，可他們四人猶如人間蒸發了一樣，蹤跡全無。

隱姓埋名的楊樹彬那時也沒有想到，他還有一個當警察的小學同學，20年后他甚至還記得他。

他的這個同學名叫許建國，當時的他是哈爾濱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隊第七大隊大隊長。

2011年6月中旬，他打開辦公電腦，不經意間看到了對楊樹彬等四人的通緝令。

其中一個人的照片他越看越眼熟，怎么看都像自己小時候的玩伴“武和尚”。

之后，許建國從朋友那里證實：“武和尚”就是楊樹彬。

許建國驚愕不已，決定親手抓捕“發小”。2011年8月1日，許建國成立了“9·11”專案組。

許建國分析，楊樹彬、吳宏業及張玉良都是哈爾濱市常住人口，肯定留下了大量社會關系和行動軌跡。

在走訪了100多戶人家及50多家單位后，警方發現楊樹彬的母親和弟弟在2006年突然搬走了，戢紅杰在吉林老家的父親和弟弟也同時不見蹤影。

警方從楊家一位遠親那里得知，楊樹彬的弟弟楊樹凱前些年曾一人返回哈爾濱治病，這位遠親去探望時，無意中發現楊樹凱病歷卡上的名字叫“王學凱”。

警方果然查到一個叫“王學凱”的病人，但掛號單上登記的地址是假的。

許建國的心里開始有了一個推測，他認為這四個罪犯很可能已經改換姓名，遷居他鄉了。

有了這個推測，專案組的辦案民警開始了一場大規模的網絡搜索，終于找到了這個叫“王學凱”的人，經過對照片的仔細比對，警方確認“王學凱”就是楊樹彬的弟弟楊樹凱。

打開“王學凱”的全戶信息，他母親名叫劉鳳云，這也正是楊樹彬母親的名字。

后來楊樹彬說，母親患有精神分裂癥，他不敢為她改名，“怕她犯病，叫不上自己名字，引起別人懷疑”。

“王學凱”和劉鳳云新的戶籍所在地為包頭市。

許建國根據楊樹凱改名“王學凱”的特點，在內蒙古放寬年齡段搜索名叫“王學×”的人，最后鎖定“王學禮”，他很有可能就是楊樹彬，這個發現令他們欣喜萬分。

千里追兇，4兇犯全部落網

2011年10月25日，911專案組的辦案民警不遠千里奔赴包頭，在當地相關部門的配合下，他們監控了“王學禮”當年留在車管所的手機號碼，通過定位顯示他經常出現在包頭市青年路上的一家臺球廳內。

辦案民警在臺球廳附蹲守著“王學禮”，傍晚時分，他們跟隨“王學禮”進了一家飯店，坐在鄰桌，聽得分明，看得清楚，這個人確定是楊樹彬。

楊樹彬的身份確定后，辦案民警又在盯梢楊樹彬的妻子“馬海燕”時確認，她就是戢紅杰，改換身份后，她跟楊樹彬結了婚并生了孩子。

之后，通過監聽楊樹彬的母親劉鳳云的通話記錄，辦案民警找到了張玉良在包頭市交往的女友李紅開的商店，在那里，他們見到了張玉良本人，此時的張玉良已經改名為“王學國”。

一周下來，已經確認了三人，但還有一人始終不曾露面。正當他們一籌莫展之時，“二哥”打來電話。

許建國和他的同事們監聽到了這個電話。他們斷定“二哥”就是吳宏業，在這里他的名字是“王華炎”。

但是怎樣才能確定吳宏業的具體位置呢？警方發現在吳宏業的聯系人當中，煤場老板鄭恩雙出現得最為頻繁。

于是，許建國以商人的身份約他到包頭市區洽談生意。

鄭恩雙剛一露面就被控制起來，他驚恐不已，配合意愿強烈，說出了“二哥”的名字以及煤場的具體地址。

在警方悄悄的掌握了這四人的所有行蹤后，抓捕行動也在緊鑼密鼓的進行。

2011年11月2日，哈爾濱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隊長孫君亭帶領十二名特警抵達包頭。

下午4點30分，孫君亭通知其他辦案人員同時行動。

很快，四人就落入了警方鋪就的天羅地網中，當晚，在包頭進行初審之后，楊樹彬等四人被轉移到哈爾濱警方的車上。

2012年春節前，楊樹彬等人在哈爾濱審訊完畢后，立即被押回吉林，船營區公安局成立專案組再審。

吉林警方稱，四名犯罪嫌疑人對在吉林省吉林市搶劫殺人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

同時交代，自2000年至2004年期間，采用相同手段，有分有合地先后在深圳、浙江等地前后共計作案六起，搶劫財物近兩百余萬元，殺害并肢解十名陪侍女性。

全國“清網行動”領導小組組長、公安部副部長劉金國曾就“九·一一”案作出批示：“真是駭人聽聞，令人震驚！”

好在，這起“駭人聽聞、令人震驚”的案件告破了，這四個罪犯的落網，也能給那些慘死在他們手下的冤魂一點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