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十四）：宋孝武帝劉駿3

c.改革官制，澄清吏治

官制方面，鑒于魏晉以來，由于朝政官僚皆為士家大族所壟斷，負有“掌督司百僚”職責的御史中丞之職始終不受重視，幾乎淪為擺設。劉駿為此設立御史中丞專道制度以提高和恢復御史中丞的地位，加強對吏治的整頓。同時，他削弱東宮官屬、加強皇宮禁衛，設置二吏部尚書，取消五兵尚書，將人才官員的銓選大權徹底收歸皇帝手中。禁衛武官制度方面，劉駿創立直閤將軍制度。此外，劉駿還復置了魏晉以來不設的衛尉武官制度，同時還復置了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武衛將軍、武騎常侍，大大強化中央禁衛軍權，被南朝各代所延續，其中有些禁衛武官制度雖然從名稱上是復置，但其和漢魏所設的禁衛武官已是完全不同屬性的官職。魏晉以來郡縣官多為士家大族把持，而且一任六年，時間很長，不僅加劇了官員分配的緊張，而且往往導致一些大族得以在地方不斷壯大和扶持勢力，自東晉中后期以來郡縣官六年制事實上也已名存實亡，多數官員任期已達不到六年。劉駿對此進行改革，從制度上予以調整和承認，取消郡縣官任免的入仕年限的門檻并縮短其任期，將郡縣官的一任六年改為三年，此后的齊梁陳更是把郡縣官的任期進一步縮減。同時，劉駿開始以制局監掌控禁衛軍權。制局監原是南朝領軍將軍的下屬機構，多以寒門武人充任。但自孝建年間始“制局用事，與領軍分權，典事以上皆得呈奏，領軍垂拱而已”。這從制度上，進一步加強了皇權對軍隊的直接控制。同時，劉駿從孝建元年（454年）開始推行南朝的民爵制度。南朝民爵平均三年被賜予一次。

在吏治方面，劉駿創立御史中丞專道制度，提高御史監察的地位，加強對吏治的整頓。

d.改革審訊制度

刑律方面，劉駿十分關心刑律審訊和整頓，多次親自聽訟，親自督察案件審理，是南北朝為數不多的熱衷于刑律整頓和法制改革的帝王。他對審訊制度作出兩項重要的規定。第一，對凡是判處死刑的案件，郡太守必須親自參加審訊，并且“若兩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怨，生者無恨。”第二，鑒于魏晉以來，刺史、太守皆帶軍職，甚至不少縣令也帶“將軍”的稱號，他們往往跋扈一方，“大辟之罪皆自己決”或借口執行軍法任意殺人，而不顧正式的刑律，導致刑法制度紊亂的局面頻繁出現，劉駿于大明七年（463年）四月下詔：“如果不是戰場作戰，不能再擅自殺人。如罪大惡極該當處死的，也應該遵循國家的法律條文先行上報，有關衙門要嚴加督察。再有違犯者以殺人罪論處。”這條詔令的頒布在當時是有十分重要的進步意義的，因為它首次以皇帝的詔令，正式確立了最早的死刑復核制度。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曾高度評價劉駿此詔，解決了三代秦漢以來諸侯官吏恃權專殺不能革除的問題，稱贊劉駿此舉“法乃永利而極乎善”。又在大明三年（459年）下詔說：“廷尉對于遠近疑案，本應作判決，但一遇到疑難案子，動輒要過很長時間，百姓為此困苦，官吏乘機徇私情。從今日起，犯人押到，卷宗文書送到了就通報，我要仔細審理，不積壓案件。如果文案繁雜，證據不足，必須親自審查，以弄清真相。從今以后依舊聽訴訟”；大明七年（463年），詔令重申“簡約法律，要考慮到有利于百姓”。

②經濟 a.勸課農桑，減免賦稅

孝建元年（454年），劉駿下詔說“農業是國家的根本，選賢任能是強國的必由之路。內難未平，政令不通，衣食浪費，國無棟梁之才，我內心愧疚，睡夢中都忘不了。各地官員，要認真根據以前的法規，督導百姓勤勞耕作以盡地利。致力耕田擅于儲藏的，為他揚名。”大明三年（459年），劉駿又下詔說“舊租舊債，一律免除。勤勞耕作的百姓，量才錄用。孝悌仁義之士，賜爵一級。孤老貧疾者，每人賜谷十斛。督百姓耕作的官吏，全都有賞。百姓缺糧種，隨時貸給。有辦法勸導百姓勤耕細作的官吏，提升官職。”大明二年（458年），下令各地賑濟因豪強兼并，造成困窘和缺衣少食的百姓，同時又詔令地方官吏要好好體貼百姓。大明三年（459年）對京城管轄內的貧困之家，減免一年租稅。又因荊州饑荒，下令免除荊州之前的租稅。大明四年（460年），詔令：“節氣不順，染病者眾多，想到百姓的疾苦，很傷感。可派使臣安撫慰問，并給他們藥物，逝去親人的家庭，適當給予賑濟。”大明五年（461年），詔令“自此以后，鰥夫貧民殘疾老人，一一上報減免租稅”，同時“窮困之家，賜給柴米”。大明六年（462年），先后下令免除南兗州、徐州、南徐州、雍州等地的租稅。大明七年（463年），詔令“對貧困的家庭，開倉給以賑濟”，又詔令“派使臣巡視慰問，了解百姓疾苦，鰥寡、孤老、病殘難以自存的，賜給粟帛，年邁的另賜給羊酒”。

b.罷免僑戶，實行土斷

劉駿即位后，為解決元嘉年間以來版籍混亂，南渡僑民不注戶籍淪為流民的人數增多致盜賊蜂起，而南方土著居民依附于大族的人數也日漸增多的情況，采取撤并僑州郡縣，罷免僑戶，將流民和土地結合起來以統一僑戶和土著的戶籍的措施。他于大明元年（457年），完成了并省雍州所屬三郡十六縣為一郡，此外，又再省其余僑置十三縣。對其他僑郡縣，則分實土郡縣以為僑郡縣境，進行屬籍，至大明五年（461年）完成了雍州的土斷屬籍，“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至此劉宋基本完成了境內僑州郡縣的土斷。

c.抑制兼并，限制士族封山占水

為解決元嘉中后期以來的士族豪強“熂山封水，保為家利”的巧取豪奪，大肆兼并使國家喪失大量戶籍人口的局面，劉駿于孝建元年（454年）和孝建二年（455年）先后頒布條例，限制士族封山占水，詔令官府與平民百姓交易，一定要公平合理。對官家占有的江海田塘，一律開禁。對皇親顯貴逐利，也一律禁止。對豪強大族的各園苑圈占面積太大，妨礙商業活動的盡量開放，給予貧民經營。

d.課租僑戶，始行檢籍

孝建元年（454年），“始課南徐州僑民租。”宣告自晉末“義熙土斷”以來，京口所在的南徐州的僑戶免租的特權被正式取消。東晉以來，南徐州是北來僑民最集中的地方，據統計一共超過了二十二萬戶，而僑民中的普通百姓又大多成為京口豪強的依附人口，對朝廷不承擔義務。宋武帝劉裕在晉末推行“義熙土斷”時，由于是北府軍所在，功勛武將也多居于此，故南徐州始終不在劉宋前期的土斷和清查戶籍的范圍之內。劉駿始課南徐州僑民租，宣告南徐州正式列入了朝廷的土斷和清查戶籍的范圍之列，這不僅增加了國家編戶，也沉重打擊了豪強大族。劉駿又于當年始行南朝檢籍政策。據史書記載當時“凡諸郡士族婚官點（玷）雜者，悉黜為將吏，而人情驚怨，并不服役，逃竄山湖，聚為寇盜。”“加以嚴刑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

e.赦免兵戶和奴婢，改鑄錢幣

魏晉以來，兵戶和奴婢淪為一種為人所不恥的賤戶。劉駿于大明二年（458年），下詔軍戶免除軍籍成為平民。大明三年（459年），又下詔，對正在服無期徒刑、官吏奴婢中的老弱病殘者全都恢復自由。劉駿還免軍戶立郡縣，如令雍州“免軍戶為永興、安寧二縣，立建昌郡”，使他們成為正式的編戶齊民。鑒于元嘉末年因北魏南侵造成劉宋社會經濟蕭條，財政危機凸顯，貨幣流通混亂，流通量減少，導致民間流通中的錢幣的重量不斷減輕，劉駿于孝建元年（454年），改鑄錢幣，鑄四株錢。這就是有名的“孝建四銖”。一方面整頓錢幣流通混亂的局面，解決因經濟衰退導致民間對錢幣流通量的需求，另一方面則試圖將財政大權收歸中央以集中財權。

f.始設臺傳機構，加強中央財政

東晉以來，地方州郡長官不僅控制了地方財政，侵奪地方上交中央財物，私自擅用臺庫現錢的現象也時有發生。甚至出現地方官一邊濫用科調，自辟財源，但對上供中央的租賦卻無所用心，嚴重影響了中央財政和中央租賦的正常采集。劉駿即位后，為從制度上杜絕地方州鎮截留和濫用上交中央財政的現象，開始設置臺傳機構，并派御史職掌，負責經辦地方臺倉、臺庫。從此，地方州郡長官若需動用臺庫錢物，必須通過臺傳機構的審查，對規定的地方上交中央的財政數額，一律需經臺傳機構負責監督和審核，這與前代地方官員肆意擅用和截留臺庫財物的情況已大為不同。同時臺傳機構還有監督地方科調和監督地方征集租賦的職責。這是試圖從制度上加強中央監察地方財政，加強對入京財賦控制的重要舉措。這一制度的職能和作用在南朝不斷得到強化，到梁武帝時，更是進一步將州郡"祿米絹帛"也納入了臺傳體系。

g.頒布“占山格”

魏晉以來，士族豪門兼并土地，占山護林，屢禁無效。因晉末戰亂的創傷，門閥士族遭到重創，故劉宋初期，多次下令嚴禁，確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自宋文帝元嘉中后期以來，在社會逐漸安定，經濟生產也得到快速發展的同時，豪強士族大肆兼并、占山護林，不許普通百姓進入的問題又頻繁出現，且越來越嚴重，當時所謂“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柴薪）無托”。針對此問題，劉駿即位初便下詔禁止士族封山占水。不過從十年以后的大明七年（463年）的劉駿的詔令，可知禁令隨著時間的累計，少有成效。因此，他在下詔重申原先的禁令后，又從羊希之議，廢除壬展之科，改革山澤產權管理制度。頒布“占山格”的律文，規定官僚貴族及百姓可按品秩高低占有山澤，并要求把所占山澤數目登入貲產簿以備以此按資產的多少分等征貲稅，即“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自當條上貲簿，一體納稅；“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缺）少,依限占足”。同時規定若有違反和超過限額，依律治罪。以限制當時士族封山占水而平民百姓卻無此特權的嚴重現象。私人合法取得山林產權后，山林開放成為常態，從此產權國有與私有并存，緩和了社會矛盾，進一步推動了南方的開發，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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