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積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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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所合伙人王怡之律師和浙江澤運律師事務所邱利國律師合作辦理的東北某市J某涉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非法經營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一案獲得全案證據不足不起訴決定。

一、案情簡介

2023年11月，東北某市一家具有國資背景的公司被電信網絡詐騙900余萬元，其中310萬元轉入西安某公司賬戶后相繼轉入重慶某公司賬戶，后轉入山東某公司賬戶。

J某系安徽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安徽某公司從事的主要業務為票據中介業務（亦稱“民間票據貼現”、“民間票據交易”等）。

2023年11月21日，山東某公司向安徽某公司購買了八張票面金額為326萬余元的銀行承兌匯票，上述310萬詐騙款項作為買賣的“對價”由山東某公司賬戶轉入安徽某公司賬戶，安徽某公司獲利數千元。

案件辦理過程中J某被扣押了300余萬元錢款。

因本案中實施詐騙行為的嫌疑人都未抓獲歸案，為了彌補被害公司的損失，某市公安機關先后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非法經營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欲追究J某的刑事責任。

二、辯護過程

（一）證據、法律辯護

兩位律師在仔細分析案卷材料后認為，J某的行為不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非法經營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大致理由如下：

1. 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部分。兩位律師指出，根據《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以及最高院《刑事審判參考》第1093號指導性案例的規定，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要求行為人主觀上“明知”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并且這種“明知”只包括“肯定知道”、“較大可能知道”兩種類型，不包括“可能知道”；而要推定行為人主觀上明知大致可以從三個方面的基礎事實推定：（1）行為人異常的行為及現象；（2）行為人謀取了異常的暴利；（3）行為人和上游犯罪人熟悉程序。而本案中在案證據不僅不能證明上述三個方面的基礎事實，反而證明了J某根本不可能明知山東某公司轉入安徽某公司的310萬錢款是犯罪所得，所以J某不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

2. 非法經營罪部分。兩位律師指出，根據《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三項、第四項的規定，票據中介業務不符合“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算業務”的特征，即：虛構交易、虛構價格+轉移大額資金或套現，遂J某不構成第三項非法從事支付結算業務的非法經營罪；同時，對于第四項兜底條款，如要構成非法經營罪需要符合三大條件，即：違反國家規定（涉及市場準入的國家規定）+有司法解釋的規定（否則上報最高院、最高檢）+嚴重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危害后果）。兩位律師運用了“抽象概念具像化”的方法，雄辯的論證了：即便票據中介業務擾亂了市場秩序，也尚未達到“嚴重”程度，不能動用非法經營罪追究行為人責任，J某不構成非法經營罪。

3. 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部分。兩位律師指出，根據《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以及2019年兩高《幫信罪司法解釋》第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幫信罪是典型的“幫助行為相對正犯化”的罪名，該罪名發生的階段只能是上游犯罪既遂之前。本案中，J某票據中介業務發生在上游犯罪既遂之后，不符合幫信罪客觀行為模式，因此J某不構成幫信罪。

因此，上述三個罪名J某都不構成。

（二）庭外辯護

兩位辯護人在辦案過程中了解到，本案系東北某市某具備國資背景的公司被詐騙這一事實，并且當地公安為了給公司挽損，在未找到直接詐騙人的情況下，想通過追究下游方的刑事責任達到扣押下游方錢款達到挽損目的。因此，當地公安千方百計想要給J某定罪。由此可見，本案明顯具備趨利性執法的特征，為典型的“遠洋捕撈”案件。

案件辦理過程中，黨中央、國務院以及最高檢連續發文表明，中央強烈譴責以及將重點打擊“趨利性執法”現象。因此，兩位辯護人將此案中存在的問題以及黨中央的政策連續向當地政法委、檢察院等各部門領導反映，并控告公安相關辦案人員趨利性執法。最終，兩位律師的庭外辯護起到了效果，本案引起了當地的重視。

最終當地檢察機關作出了全案證據不足不起訴的決定，J某無罪。

在遠洋捕撈現象猖獗的當下，厚啟律師事務所堅決維護企業家的合法權益，我們會為蒙冤的企業家提供專業、精湛以及充滿勇氣和智慧的服務，為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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