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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神農嘗百草以來，農業就一直是我國經濟的重要根基。在上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我國人民對于土地的眷戀幾乎可以稱得上是世界第一，幾乎沒發現一片新的平地，絕大多數人考慮的都是能不能在上面種田。這種農業思維也催生了諸多像儒家這樣的本土思想學說的誕生，而最直接的促成的思想體系則是在戰國時期一度聲名顯赫的一門學派——農家。

面朝黃土的學術大家

公元前兩百多年的滕國，有一群奇怪的人。他們衣衫襤褸，平日的工作就是在田間地頭耕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起來和當時普通的農民別無二致，但他們談論的則是治國理政、保國安民的大道理。這在農民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先秦時期是相當不可思議的。

這些人當然不是一般的農民，而是一群務農的高級知識分子，而他們就屬于戰國時泥土氣息最重的學派農家。

農家的代表人物人名叫許行，他的出身一直都是個謎。或許他曾經闊過，可以接觸到一些高深的思想理論，但他早年更多的時候還是過著打草織席尾為生的清貧生活，因此對基層的認識比起當時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都要多得多。

盡管從事著卑微的職業，但許行卻從沒放棄過對真理的追求。而他深入的基層勞動，則使得他對高深知識的研究多了幾分實事求是的態度。在不斷的研學和勞動中，許行對于世間真理逐漸有了自己的獨特認識。

公元前332年，已經憑借自己的思想吸引了一批門徒的許行從楚國來到了北方的滕國。或許是因為楚國的環境在當時不方便開墾土地，許行希望滕國的國君能夠給他一片田地，讓他與他的弟子在那里務農為生。得到許可后，那片田地就成了許行和他的農家子弟的大本營，在那里，他們連年的收成不止有糧食，還有源源不斷的新思想。

農家思想的核心并不復雜，就是反對“不勞而食”。這里的“勞”，就是指的那些最直接的生產活動。他們認為，社會上的任何成員都應該直接參與到勞動中，才能真正體現出自己的價值來，連那些王公貴族也同樣不例外。

“賢者與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在農家人看來，真正賢明的國君應該能夠與百姓一起耕作，自己為自己供給糧食，而不能只是高高在上地發號施令。他們還反對商人自身不從事勞動，只是通過哄抬物價來謀取暴利的行為。

應該說，農家的思想是當時少有的完全站在廣大農民視角誕生的，也理應得到更多人的支持，那為什么它的著作幾乎沒有一本流傳于世，在百花齊放的戰國時期就逐漸銷聲匿跡了呢？

向巨人挑戰

一天，大名鼎鼎的儒家宗師之一孟子迎來了一位“貴客”。

這位客人名叫陳相，在早些時候也是儒家子弟的一員，但對儒家的說教逐漸失去興趣的他了解到了另一個叫農家的“旁門”。在那里，他似乎看到了一些儒家所沒有的新東西。于是，他選擇離開儒門，加入到農家的學派中，開始了解起這一“新天地”，從此便深受吸引，不可自拔。

今天，他就是要帶著他的“新思想”，來與孟子辯論一番。他相信，自己當初做出的選擇是正確的，這樣一個嶄新理論，一定可以擊破那些老學究的陳舊觀念，成為世間的一門新“顯學”。

“……正因如此，盡管滕國國君治下看起來風調雨順，但他本人還是沒有找到正確的治國之道。你看他那滿滿當當的府庫，占著這么多的糧食，又不輕易發給滕國的廣大軍民，這不就是損害了百姓的利益來滿足自己的私欲嗎？”陳相幾乎毫無間斷地講完了農家理論，整個過程一氣呵成，至少在他自己看來是相當氣勢磅礴的。

在陳相全力輸出觀點時，孟子一直都只是笑而不語，等到陳相“雄辯”完了，也終于開口了：“許子的觀點的確很獨特，我以前還沒怎么考慮過，也難怪你會換這樣一個新老師。不過我還是有點懷疑，請問許子確實像坊間傳的那樣，完全靠自己種的糧食生活嗎？”

“那當然了，我可以保證。許子吃的每一粒粟米，都是他自己親手種出來的。”陳相拍著胸脯說。

“那么許子自己穿的這身衣服也是他自己織的嗎？據我所知，他應該不養蠶吧？”

“許子可從不穿織造的衣服，他和我們這些門徒一樣都只穿粗布衣。”

“哦，看來他確實是過著清苦的生活，我們儒家要是也有應該有更多這樣的人啊！”孟子感嘆道，“不過據我所知，許子平時也常戴帽子，請問這也是他自己造的嗎？”

“許子的主要精力都在務農上，當然不可能還有余力做別的。再說許子用自己種的糧食換農具，難道不也相當于用自己的勞動獲得了這些財產嗎？”

“務農確實費時費力，那既然做工不能和種地一起做，治理天下就可以嗎？”

“農民干農活確實很累，國君坐守一方就是什么輕松活嗎？安排人力、防治災害、整兵備戰、傳授道德，哪個不要耗費大量的心力？要的這么多，哪還有時間干農活呢？”講到這里，孟子突然嚴肅起來，“你的那個新老師，本身就是南蠻出身，不識中原禮儀教化，習得點常識就以為自己貫通天地了。他的那些新奇理論看上去愛護民生，實際上不過是為了一已私名而嘩眾取寵罷了！”

陳相聽得冷汗直冒，但還是硬著頭皮反駁道：“無論如何，如果人人都愿意按許子的理論行事，那天下就會更加公平。人人都一樣了，世上還會有現在這么多爭端嗎？”

孟子冷笑著說：“天地萬物要都一樣了，那還有什么存在的意義呢，還不如回到盤古開天辟地前得了。你們農家連這么基本的原理都搞不清楚，還妄談治國之道，這成何體統？”

這下陳相一個字都反駁不了了，只好灰溜溜地離開了。這場“儒農之辯”最后以儒家的大獲全勝而告終，也正因為當時儒家巨大的影響力，在這以后各大諸侯基本上全都主動放棄了農家的治國方針，導致農家幾乎在焚書坑儒之前就已經銷聲滅跡了。

結語

總的來說，農家最大的問題還是它對于社會運作過于理想的想象，以至于忽視了“術業有專攻”這樣的基本常識。同時因為過于急功近利，得罪了當時最有名、理論水平也最成熟的儒家，導致后來幾乎完全被埋沒。盡管農家的理論有一定的幼稚之處，但它指出國君應該親自下地干活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盡管國君的主要精力應該放在治國理政上，但要想治理好國家也不能過于死守象牙塔，還是需要經常與群眾接觸。古代的“圣帝”大堯、臥薪嘗膽的勾踐，都有過與民眾一起耕作的經歷。時刻提醒決策者不能忘了廣大民眾最直接的感受，或許就是農家學說最大的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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