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7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說：“仁的實質，是侍奉父母；義的實質，是順從兄長；智的實質，是明白這兩者的道理并堅守不放棄；禮的實質，是對這兩者的行為加以節制和文飾；樂的實質，是從這兩者中獲得快樂，快樂萌生后就無法停止，無法停止時，就會不知不覺地手舞足蹈起來。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

儒家的“仁”本質上是一種在具體生活情境中顯現的原發情感與生存關聯，而“事親”正是這種關聯最本源的“時機化顯現”。

父母與子女的關系并非后天構建的“社會角色”，而是人“被拋入”世界的第一重生存關聯——人從出生起就沐浴在父母的照料中，這種“被養育”的原初經驗是無需反思的、先于理性的情感底色。

“事親”的“侍奉”并非外在要求，而是對這種原發關聯的自然回應：當看到父母衰老、病痛時，子女會自發產生關愛、照料的沖動，這種情感不是理性計算的結果，而是“仁”在具體情境中的“當場顯現”。正如張祥龍老師所言，儒家倫理的起點不是“理”，而是“情”的原發涌現，而“事親”正是這種情感最直接的場域。

“家”是儒家理解世界的根本境域，人并非孤立的個體，而是在“家”的關系中生成的“存在者”。“事親”的本質，正是對這種“家源性”的守護與回應：

父母不僅是血緣上的長輩，更是個體生存意義的源頭——他們賦予生命、塑造性情、傳遞文化記憶，個體通過“事親”（如贍養、問候、承繼家風）確認自身與源頭的關聯，避免生存的“無根性”。

這種“家源性”的情感并非封閉于家庭，而是“仁”向外推展的“勢用”起點。儒家的“愛有差等”不是等級壓迫，而是情感自然擴展的“勢態”：對父母的愛最濃烈、最直接，由此自然延伸到對兄長的敬（義）、對親友的情、對社會的責，形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倫理鏈條。“事親”的真誠性，決定了“仁”向外推展的真實性，若失去對父母的原發關愛，其他層面的“仁”便成了無源之水。

在“事親”中，子女與父母并非“我與他”的對立，而是“我與你”的相互構成——父母的喜怒哀樂牽動子女的心境，子女的照料也充實父母的晚年，二者在情感互動中共同成就“家”的意義。這種關系超越了“理性契約”或“道德責任”的外在約束，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倫理”。

孟子強調“仁之實”在“事親”，正是因為這種關系中沒有抽象的“仁”的概念，只有具體的、當下的情感回應：為父母端一杯水、陪父母說一句話，這些日常瑣事在張祥龍看來，都是“仁”在生活中的“現身情態”，比任何道德理論都更本源地顯現“仁”的本質。

義之實，從兄是也。

在“家”的生存關聯中，“事親”（仁）是最本源的情感，而兄長作為“親”的延伸（血緣與倫理上的次近者），構成了“差序之愛”的第一重擴展。“從兄”并非對兄長的盲目順從，而是對家庭中“長幼有序”這一原發倫理的自然尊重——兄長在成長中常扮演父母之外的守護者、引導者角色，子女對兄長的“順從”本質上是對這種“共同成長關聯”的恰當回應，是“義”在家庭境域中的“時機化顯現”。

儒家倫理的“差等”不是等級壓迫，而是情感自然流動的“勢用”：對父母的愛最濃烈，對兄長的敬最直接，這種“由親及疏”的勢態構成了“義”的根基。“從兄”的意義在于，它讓“仁”的情感從“親子”這一核心圈自然擴展到“兄弟”，為倫理向更廣闊的社會關系（如朋友、君臣）推展提供了“勢用起點”。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在張祥龍看來，儒家的“智”并非工具理性或知識積累，而是對“原發生存境域”的“本源覺知”，即“知其不可離”的守護意識。“知斯二者弗去”正是這種“智”的核心：

“斯二者”（仁之事親、義之從兄）是儒家倫理的“源頭活水”，它們不是通過理性論證得出的道德規范，而是植根于人性的原發情感。“知”不是對“事親、從兄”的概念化理解，而是對其“不可離棄性”的體認——人在生活中會自然感受到：離開對父母的愛、對兄長的敬，個體的生存就會失去意義根基，變得“無根”。這種“覺知”是前理性的、情感性的，如同人對空氣的依賴無需論證，卻能真切感受到其不可或缺。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禮”不是外在的束縛，而是對原發情感的“境域性規范”，其本質是“讓情感在恰當的形式中自然流淌”。“節文斯二者”正是“禮”的核心功能：

“節”是節制，避免情感表達失序（如對父母的愛若缺乏節制可能淪為溺愛，對兄長的敬若過度可能淪為盲從）；“文”是文飾，通過禮儀形式（如日常問候、節慶祭祀）讓情感獲得可感知的表達。但“禮”的“節文”絕非對“事親、從兄”的僵化約束，而是對原發情感的“守護性成全”——例如，傳統的“晨昏定省”之禮，本質是將對父母的關愛通過固定形式轉化為日常實踐，讓情感在儀式中得到強化而非壓抑。

“樂之實，樂斯二者”

儒家的“樂”不是單純的感官快樂，而是“人與本源境域和諧共振”的生存體驗，是倫理實踐的“情感性歸宿”。“樂斯二者”的本質正在于此：

當人真誠踐行“事親（仁）”“從兄（義）”，并以“智”守護、以“禮”規范時，內心會自然生發出一種“與本源關聯相契合”的愉悅——這種愉悅不是功利性滿足（如獲得回報），而是源于“回到自身存在根基”的踏實感，是“仁、義”在實踐中“自證其價值”的情感顯現。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這種“樂”具有“不可止息”的生成性（“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當情感與倫理實踐和諧共振時，快樂會自然外化為身體的律動（“足之蹈之、手之舞之”），這不是刻意的表演，而是“人與本源境域合一”的“存在論顯現”。“樂”的意義在于，它以最直觀的方式印證了“仁、義、智、禮”的真實性——倫理實踐最終會轉化為內在的生命愉悅，使道德不再是外在的負擔，而成為生命本身的需要。

孟子對“仁、義、智、禮、樂”的闡釋，構成了一個以“家源性境域”為根基的動態生成系統：

仁（事親） 是本源情感的起點，義（從兄） 是其差序性擴展，二者共同構成倫理的“原發根基”；智是對這一根基的守護性覺知；禮是其形式化規范，二者確保倫理不被遺忘或失序；樂是倫理實踐的情感升華，是“根基-守護-規范”共同作用的自然結果，最終以生命愉悅印證倫理的真實性。

這一系統拒絕將倫理抽象化、教條化，而是回歸“家”的具體生活經驗，呈現出儒家“從生活中來、到生活中去”的生存論智慧——倫理不是外在于人的“要求”，而是人在與本源關聯（父母、兄長）的互動中自然生成的“存在方式”。

好，到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