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陳獨秀被國民黨逮捕，國內外各界人士紛紛想方設法施救，蔣介石甚至接到了愛因斯坦的致電：“陳獨秀是東方的文曲星，不是掃把星，請求給予釋放！”
1932年10月15日晚，上海法租界岳州路永興里11號樓內，陳獨秀正專注于自己的事務，全然不知危險悄然降臨。
由于叛徒謝少珊的無恥出賣，公共租界的巡捕突然現身，隨即將陳獨秀逮捕。
很快，《中央日報》、《益世報》、《申報》等主流報刊，紛紛在醒目位置報道。
一時間，街頭巷尾都在熱議此事。
陳獨秀被捕，絕非小事。
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他以《新青年》為陣地，大力倡導民主與科學，他的文字犀利且充滿力量，喚起了無數青年的覺醒，成為眾多進步人士心中的精神領袖。
于是，為了陳獨秀，社會各界空前的團結起來，紛紛想方設法施救。
國內文化界率先行動起來，蔡元培、楊杏佛、柳亞子、林語堂等一眾文化名流，懷著對人才的珍視和對正義的追求，紛紛致電國民黨中央黨部與政府。
他們言辭懇切，苦苦懇求國民黨當局，不要不顧民心，戕害人才。
遠在北平的胡適等學者，也聯絡了蔡元培，盼望蔡元培帶領學界發聲。
而令人驚訝的是，不少國際友人也出手相助，如著名哲學家羅素和杜威。
甚至，蔣介石還接到了愛因斯坦的致電，對方同樣為了求情而來。
愛因斯坦滿懷真誠，站在中國人民的角度，如此對蔣介石說：“他是東方的文曲星，不是掃把星，更不是囚徒，請求給予釋放。”
雖然，乍一看，愛因斯坦和陳獨秀仿佛是兩個毫不相關的人。
但其實，愛因斯坦與中國的交集，早有跡可循。
1922年、1923年，因為前來亞洲訪問，他得以兩次在上海短暫停留。
雖然待的時間不長，但這座城市獨特的魅力，以及中國處于變革之中的社會，都給這位科學家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他接觸到了一些中國的知識分子，對中國人民在困境中仍保持的堅韌與智慧印象深刻。
后來，他一直關注著中國的發展，尤其是中國在科學、文化等領域的進步。
愛因斯坦始終知曉，在中國有陳獨秀這般的精神領袖。
在他看來，陳獨秀是敢于為國發聲的勇士。
他雖身處科學領域，但對思想文化的重要性有著深刻認知。
他明白，陳獨秀這樣的思想先驅，對一個國家的發展意義重大。
愛因斯坦、羅素、杜威等國際知名人士的聯名求情，加上國內各界人士的不懈努力，給蔣介石政府帶來了巨大壓力。
同時，國內輿論也呈現一邊倒的態勢，民眾對陳獨秀的同情與對釋放他的呼吁日益高漲。
處于內外交困的境地，蔣介石政府唯有作出讓步。
1937年8月23日，陳獨秀終于走出了監獄的大門，重獲自由。
參考資料：
宋墨鳶《1932年10月15日，國民黨在上海逮捕了陳獨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