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層面通報了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的行動中發現的3起典型案件，其中一例就是廣東惠州市教育部門對社會事務進校園缺乏統籌規范，違規開展達標、簽訂責任狀等活動，增加教師非教育教學負擔。

此前，蘇州市教育局發布的數據顯示，當地中小學教師日均3.2小時耗費在填表迎檢、會議記錄等行政事務中，這一數據折射出當前教育生態中令人憂慮的異化現象。

當三尺講臺的耕耘者淪為表格數據的搬運工，當教學研討的時間被各類APP打卡擠占，我們不得不正視這場教育減負攻堅戰中的深層矛盾。

在數字化轉型的浪潮中，某些教育管理者陷入了"技術崇拜"的誤區。教師被迫在8個政務平臺間疲于奔命，每日需完成安全教育平臺、健康監測系統、滿意度調查等十余項數字考核。

異化的教育場域，正變成形式主義的"數字牢籠"。某初中班主任的辦公電腦里，分類存放著32個專項工作文件夾，從反詐宣傳到垃圾分類，從戲曲進校園到法治微課，這些與教學核心漸行漸遠的任務，以"留痕管理"的名義吞噬著教育者的專業生命。

教育行政部門將教師定位為"全能型辦事員"的管理思維，暴露出對教育規律的根本性誤讀，是失序的價值坐標和教育本質的認知錯位。

某區教育局要求教師每月提交的迎檢材料竟包含27項指標，其中"校園綠化覆蓋率動態監測表""家長接送車輛登記臺賬"等與教學無關的報表占據六成。

這種本末倒置的管理模式，使得備課教研淪為教師日程表的"邊角料"，教育質量在文山會海中悄然滑坡。

破解困局需構建"三位一體"的治理體系，一是頂層設計方面，應嚴格落實《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將行政部門考核指標壓縮40%；二是管理革新層面，可借鑒杭州推行的"無感考核"模式，通過數據互通實現80%的常規報表自動生成；三是社會協同環節，需建立家長委員會參與校務監督的機制，讓教師從滿意度調查的泥淖中解脫。

蘇州市某重點中學試點"靜校日"制度后，教師日均非教學任務時長從187分鐘降至45分鐘，教學質量監測指數反升12%，這印證了改革的可能性。
當教育回歸傳道授業的本質屬性，當教師重拾教書育人的職業尊嚴，我們才能看見教育應有的模樣。

這需要管理者的制度智慧，更需要全社會對教育規律的集體敬畏。讓教師放下不必要的重擔，教育的春天才會真正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