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越南使臣眼中所見的中國文化形象，包含與中國科舉制度有關的形象——越南與中國雖然同處儒家文化圈，越南本身也認同朝貢等級世界觀，但越南畢竟是不用于中國的“異國”，在文化觀念上會有所差異。越南在用“他者”的眼光審視中國的朝貢等級秩序的時候，不可避免的會帶上自己的看法，形成自己獨特的理解。

比如阮偍，他對于越南自身文化地位的看法是：“我國南交地，凡圣賢之所與衣冠禮樂之所，典章文物之所，著經籍之所。

越南對朝貢的獨特理解

北宋黃河南徙人才盡產于南，而大儒朱子出于建我，于是乎稱文獻之邦”，他認為，越南自古以來就是交州地方，受到了詩書禮樂等儒家文化的熏陶，宋朝黃河流域的儒學人才南徙越南傳經授典、大儒朱子的儒學經典世代濡染之下，越南于是一躍成為“文獻之邦”。

從這段描寫中，我們可以看出，越南將自己放在“正統”的位置上，覺得自己在接受儒家文化的程度上，絲毫不亞于中國，因此可以與中國一并稱為“文獻之邦”，如今中國為滿清所統治，這樣的看法，透露出越南對自己文化的極度自信，也表現出一種文化上與滿清統治者“分庭抗禮”的獨立意識。

越南使臣在攥寫中國游記的時候，經常使用詩歌，而不像朝鮮或中國文人那樣使用長篇文言，這樣做的依據，就如潘輝益在《星槎紀行》中所說：“其中能興起人，能感發人，莫妙于詩”，認為詩歌才是描寫事物表現情感的最佳體裁，這說明越南使用漢字書寫千年以來，逐漸產生了對漢文學的獨特看法。

潘輝益認為：“我越為文獻立國，詩自丁李，至于陳，大發揚于皇黎洪德間。一部全越詩，古體不讓漢晉，近體不讓唐宋，元明尤玉敲金，真可謂詩國”。

我們由此可以看到，潘輝益口中的越南詩文的水準，已經到達了古體詩比擬中國漢晉、近體詩對標唐宋、元明時也各領風騷的地步，這樣極高度的評價，反映的是越南文人對自身國家詩文水準的極其自信。

吳時任就此曾說：“盛稱西南番，文字多高手”，說越南精通文化典籍的人才很多，且“不獨中國右”，即與中國比起來也毫不落后，因此“幸哉生南邦”，為自己出生在文化繁盛的越南而感到幸運。

再者，越南使者對于儒家傳統“夷夏觀”提出過新的看法，傳統的夷夏觀認為，中華居于天下中心稱為“夏”，周邊其他小國與部落稱為“夷”，“夷夏之別”主要不在種族或者地域，而在“文化”，“夷”也代表著文化的不足和落后。雖然夷夏有別，但周邊的“夷”也可以通過學習中國文化而“以夷變夏”，實現“夷夏一家”。

儒家朝貢等級世界觀就根據“天下觀”和“夷夏觀”而建立起來。但真正的朝貢體系實施起來卻不是如此，對中國來說，周邊國家作為自己的“藩國”，各朝各代一律將之視作“夷”，清朝也不例外。在清朝統治者眼中，越南一直是“蠻夷”。

因此，吳時任曾在燕行文集中曾就此發表看法，他說：“夷夏陰陽分，此言太淺陋”，表示夷夏并非粗暴的陰陽兩分，夏就一定是好的，夷就一定是不好的，這樣的看法實在是在粗淺，為什么這么說呢？

因為哪怕是夷族，也“皆知尊君王，皆知視父母。音異聲則同，見誠一情實”，中越民族都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都知道孝敬父母，尊敬君王，雖然說著不同的語言，但情感都一樣真切，正因如此，越南才“天王禮義范寰區，為軫吾邦職貢修”。

才肯勤勤懇懇遵守天下觀與朝貢觀，當作自己的職責去朝貢。這體現出越南在西山朝時代，文化高度自信，已經將自己視作“夏”而非“夷”，且渴望得到中國的承認的心境。

科舉名人

對于涉及到科舉的文化人物形象，越南使臣曾有所記述，在江西期間，使臣武輝瑨曾見到江西省戴狀元，他寫詩一首贈之：“星槎迢遆發南洋，水色山容接遠蒼”。說自己對江西省狀元的“仰慕”，因為功名而被四處傳頌，對戴狀元表示了極度羨慕之情，為何羨慕呢？

在中國封建社會，科舉作為改變人生、飛黃騰達的唯一道路，無數讀書人盼望著有朝一日考取功名、躋身官場。深受儒家文化濡染的越南也非常重視科舉考試，在這樣的社會當中，武輝瑨作為身無功名的人，只因被西山朝意圖拉攏才被迫起仕，因此他對身懷甲等功名的人產生了羨慕情緒。

武輝瑨與戴狀元多有應答的詩歌，戴狀元贈送一把扇子給武輝瑨，上面寫有詩歌，“誰知嶺北客，忽誦日南詩”，說自己作為嶺北人，居然吟詠起日南（今越南中部地區，西漢滅南越國而設置、九真、日南等郡，屬交州刺史部，此處代指越南）的詩歌來，武輝瑨見之十分高興，和答道，江西“到處多名勝，斯游亦絕奇”，稱贊江西景色奇絕。

同行的潘輝益也描寫道，戴狀元“辭色溫雅”，說他舉止談吐十分溫和儒雅，于是稱贊道：“海邦騏駱入中原，人世星鳳見狀元”，潘輝益表示，“我”藩邦使團入中原朝貢，有幸見到了人中龍鳳戴狀元，十分高興。

除此之外，武輝瑨還描寫過彭秀才，他稱自己“華連榮觀上國光，歸來滿袖是天香”，自己有幸參觀“上國”的風景，與這些中國的文人士大夫接觸，回來滿袖都是“天香”，受到他們的文墨熏陶。

再比如，在京城的時候，段浚碰到醫士裴應繩，與他交談甚多，段浚評價他：“儒雅風流出吉川，仁術探窮岐扁奧”，說他氣質十分儒雅，且醫術非常的高超，段浚跟他相談甚歡，甚至說：“惟我獨知君”。

我們由此可以看出，越南使臣眼中中國科舉出身的士大夫們，是一群深受“上國”儒學影響，氣質儒雅的儒家知識分子，越南使臣在構建對他們的形象的時候，評價頗高，多有羨慕和稱贊之詞。這也傳達了越南使臣希望受到正統儒學“洗禮”的深切愿望。

科舉名地

關于科舉有關的地點的形象，越南使臣阮偍在《華程消遣集》中有所描寫，他在寫到貴縣的時候，說這個地方：“三科中一元，今士多志學科名最盛”，說貴縣的學子時常考中功名，是十分有名的人才大縣，阮偍因此認為，貴縣具有悠久的治學傳統。

因此評價道：“貴縣科名自古傳，文榜聯標龍虎上，詞鋒高射斗牛邊。雄才定在天資美，志學寕愁地脈。到此欲尋騷雅客，同登東嶺訪何仙”，他高度評價了貴縣的治學風氣，認為貴縣文脈昌盛，人才濟濟，正是如此濃厚的治學風氣，才使得貴縣能產生這么多榜上有名之士。

在河北河間，阮偍認為，河間是“古渤海之地，后龔遂為太守，教民俗，始回淳，今民務農桑，士重文學，有學舍，極廣闊”，阮偍眼中的渤海之地，有禮樂教化的傳統，歷史上又受到過有名的官員的治理，因此如今科舉之風盛行，民眾事農桑種植，村子里也有學舍教學，本地文人也注重文學，是非常典型的文教之地。

越南使臣構建這些村縣的形象文本的時候，總是不忘加上對它們在文教方面發達的描寫，這也側面體現出，越南使臣對于儒學文教名地關注度很高。

符合綱常倫理的中華傳統人物

越南使臣構建的中國文化形象中，很大一部分比重是描述與儒家綱常倫理有關的傳統人物形象的。這些傳統人物形象契合了中越兩國儒家文化都追求的綱常倫理要求，因此越南使臣在旅行途中拜訪一些與傳統人物相關的景點時，會通過結合一些有關人物的歷史典故的方式，去描述這些人物在儒家綱常倫理當中的位置。

通過“引經據典”的方式構建儒家符合綱常倫理要求的中國人物形象。越南使者建構的此類形象，深刻體現了中越兩國儒學在思想價值觀追求上的一致性。一些著名的儒家綱常人物比如文天祥、岳飛，曾被越南使臣大量描寫。

例如，武輝瑨在吉水“望文山”寫下的詩句：“天憐宋澤遺丞相，庭對先資鐵石腸。顛沛半生爭造化，從容一死任綱常”，此山是南宋宰相文天祥的故地。

結語

總的來說，武輝瑨用詩句講述了他顛沛流離，勇敢面對元人，最后從容赴死的事跡，并表示他這樣的勇敢和不屈使得“元人懼”，就這樣，武輝瑨構建了一個勇于為了家國大義毅然犧牲自己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