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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歌

發布｜消費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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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城市打拼的小鎮做題家們，過年回了趟家，感覺自己的世界觀都在重塑。

在以前明明是城里人回村，但如今卻更像是農村人進城。

本想借著過年在親朋面前炫耀自己的體面生活，卻發現縣城同齡人的生活比自己優越得多：吃的是車厘子、龍蝦等自己舍不得買錢的食物，入手兩三千的衣服也是稀松平常，拿著最新的三折疊華為手機，經常領孩子去滑雪場玩。

在下沉市場中，一批縣城新興中產正在崛起，他們通過追逐精致消費，擁有著在外打拼的人羨慕的理想生活。

但與此同時，大部分人也正陷入前所未有的認知撕裂，他們雖然是消費升級的受益者，又是階層滑落的焦慮者。尤其不少縣城中產還在體制內工作，看似歲月靜好，其實正被困在代際更替的結構性漩渦里。

在上海讀了四年大學后，95年出生的小佳還是聽從家里的建議，畢業后考編回了老家，如今是鎮上衛生局的公務員。

和留在上海打拼的同學相比，在家里幫襯下，小佳不到30歲，已經實現了有車有房的終極目標。

父母出錢給她買了一輛十多萬的代步車，又給她在單位附近買了一套100平的兩居室。本來小佳尋思家里出個首付就可以，回來發現老家的房價便宜得讓人落淚，全款不過是人家的首付款。

在縣城的生活成本很低，她基本早午餐都在單位吃，日常上下班走路便可以。晚上無論自己做還是點外賣，都花不了多少。

讀大學時候，她一個月生活費至少要三千多，如今日常開銷不過一千。

小佳原本以為，從繁華的上?；氐娇h城生活會感到諸多不適應。

然而，現實中的縣城生活遠比想象中豐富多彩，一點都不貧瘠冷清可比。

如今，眾多知名品牌如小米、OPPO乃至蘋果都已在這里設立了線下體驗店，各類連鎖餐飲品牌，包括茶百道、古茗、瑞幸等新茶飲品牌，也如雨后春筍般涌現。

縣城宛如一個縮小版的都市，這里的中產階層大多能夠迅速適應縣城生活的種種新變化，并且游刃有余。

小佳雖然每個月工資并不高，但不需要負擔房貸、車貸，偶爾還有父母給的零花錢，毫無任何經濟壓力。

小佳除了周末喜歡和朋友相聚，也偶爾出去旅游，碰上心儀的奢侈品包包，小佳也會毫不手軟拿下。

光看小佳的朋友圈，壓根看不到她其實生活在縣城的事實。周末逛街、看電影，晚上和朋友約飯，早晨咖啡，下午奶茶……

雖然縣城沒有山姆，但是小佳可以通過代購購買自己想要的食物、必需品。平常穿的衣服也大多數幾百元，羽絨服、鞋子等大件衣服，她雖然買得不多，但很舍得花錢，基本要千元打底。

盡管生活在縣城，但小佳依舊可以借助小紅書、微博等社交媒體了解相關動態，緊跟大城市的潮流風向步調，不斷進行“嘗鮮”。

也難怪有不少人感慨，縣城中產，尤其生活在體制內的年輕人，雖然拿著的是三線工資，其實過得卻是一線城市生活。

可以說，隨著城市與縣城物質差距不斷縮小，不少人看似回到原點生活，但體驗感卻一點都不差。

在許多人眼中，縣城中產儼然成了“安逸人生”的代名詞：住著寬敞的學區房，開著二三十萬的代步車，享受著熟人社會的人情便利，甚至能隨手買下山姆超市的代購商品而無需計算折扣。

然而，這種表面的舒適背后，卻暗藏著一場無聲的集體焦慮——從職場困局到教育內卷，從消費攀比到人情負擔，縣城中產正在被一張隱形的壓力網逐漸收緊。

雖然不少人留著縣城，是為了編制，但“穩定”的另一面卻是晉升通道的固化。

小夏大學畢業后，順利考入鎮上的一所重點中學，成為一名英語教師。起初，她對這份工作充滿了熱情，覺得學校的人際關系相對簡單，且能夠培育下一代，這讓她感到非常有成就感。

然而，由于她并不擅長與領導建立密切的關系，因此升職加薪的機會總是與她擦肩而過，職稱的評定也是一拖再拖。

盡管她已經在這所學校工作了十年，但仍然只是一名初級教師，每學期分配給她的課程也不多，這使得她在學校的地位逐漸邊緣化。

小夏雖然內心渴望能夠有所晉升，但她發現學校似乎被一張復雜的關系網所籠罩。許多看似普通的新進教師，要么是因為家中有人在學校任職，要么在教育局有關系，這使得她在學校的存在感變得愈發微弱。

很多人除了自身升職無望外，便將全部精力又寄托在孩子身上。

雖然很多人已經明白，小鎮做題家最終的結局可能還是走不出縣城，但為了回到縣城生活得更好，讀書考大學仍是一條必經路。

因此，教育依舊是縣城中產最激烈的戰場。

87年的董悅研究生畢業后，回到家鄉白山，經過幾年奮斗考進了環保局。在家里人介紹下，她認識了在市公安局工作的老公，走進了婚姻殿堂。

如今，董悅的女兒已經上小學了，就近入讀了家附近的市重點小學。為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董悅給孩子報了舞蹈課、書法課，每逢寒暑假，除了各種補習班外，還會讓孩子參加夏令營等附加項目。一個家庭年均教育支出超過5萬元，這幾乎相當于她一年的工資。

然而，董悅對此并不以為意，因為她發現身邊不少同事比她還要“內卷”，不少人從幼兒園階段就開始積極為孩子規劃未來。

這種“教育軍備競賽”導致了家庭結構的畸形變化：父母一方辭職陪讀、夫妻分居兩地等現象屢見不鮮，而孩子們則承受著超綱學習的壓力（如一年級就開始學習六年級的文言文），以及日均長達15小時的高強度作息安排。

歸根結底，縣城的中產階層們都在暗中癡迷于比較，這本質上是一場隱秘的社會地位博弈。

不少在縣城生活的人坦言：在縣城，你開什么車、送什么禮，直接決定了別人怎么看待你的社會能量。

當一線城市的“996青年”羨慕縣城中產的悠閑生活時，后者卻在為維系體面生活而付出更高昂的情感與經濟成本。

這種撕裂的生存狀態，或許正是中國縣域經濟轉型期的時代縮影——在傳統人情社會與現代競爭邏輯的碰撞中，每個人都成了“困在系統里的玩家”。

縣城中產們之所以會產生如此嚴重的撕裂感，主要還是受縣城經濟的影響。

大多數縣城普遍面臨“農業大縣、工業小縣”的困局，工業園區內20%是僵尸企業，80%為低端制造業。

很多人雖然在體制內，工作穩定，但大環境經濟影響下，其實體制內工作壓力其實并不小。尤其隨著父輩的“土地紅利”耗盡，子代的“創新紅利”尚未成型，縣域經濟陷入“青黃不接”的斷層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體制內人員的收入差距。

大多數年輕人仗著安穩，并沒有存錢的習慣，甚至不少人習慣性啃老。但隨著父母退休、老去，子女成長，原生家庭能給他們的托舉其實越來越少。

而在工作方面，上級崗位被60后占據，下級編制向95后傾斜，而中間層在“職級并行”改革中晉升無望。

權力代際傳遞的失效，迫使體制內群體將資源轉向教育投資，進一步加劇教育軍備競賽的烈度。

上海社科院數據顯示，養育一個孩子至初中畢業需80萬元，而一線城市中產家庭的實際投入可達900萬元。

在江蘇某縣城國際幼兒園，李雯為3歲女兒支付了每年8萬元的學費。她的選擇代表了2015到2019年生育高峰家庭的集體焦慮：這批“二胎世代”將在2025年擠入小學，而縣城優質學位增幅不足10%。

大多數人仗著體制內收入穩定大手筆投資教育，以至于縣城教育生態悄然異化：公立學校教師私下開設高價輔導班，國際幼兒園采用一線城市教材卻無配套師資。

更殘酷的是，雖然他們傾盡所有資源，縣城學子們走出小鎮卻越來越難。

相關數據顯示，2023年某中部縣城重點高中考入985院校的比例僅為3%，遠低于省會城市的15%。

可以說，教育投入與回報的剪刀差，正在吞噬中產家庭的生育意愿與經濟安全感。

圖片來源：新華每日 電訊

在大家羨慕縣城中產生活舒適的背后，他們其實正在被各種焦慮吞噬著。

教育上，私立學校壟斷優質資源，公立體系潰敗迫使家庭高投入；職場上，人情替代績效的晉升機制消解奮斗意義；消費中，符號化購物成為階層身份的唯一錨點。

要打破這一困局，需多維度發力：通過公立教育均衡化降低家庭支出負擔，建立透明職場晉升機制減少人情依賴，更重要的是，重塑社會評價體系，讓個體價值不再單一綁定學區房、編制或奢侈品。

安全感從來都是自己給自己的，無論生活在哪里，都應該認清自己的承受力，不要過度消費或者攀比，否則兜兜轉轉，在哪里都不幸福。

無論在大城市還是縣城生活，都不過是從一個圍城走進另一個圍城。體面生活的背后，永遠隱藏著不被人知的問題和辛苦?？h城中產看似體面、松弛的生活背后，也同樣有著難以釋懷的焦慮。倘若只想享受當下或者一味內耗，那么即便用消費主義維系的生活再漂亮，也會有轟然倒塌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