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

卻沒有幾個人有機會留下自己的印跡

去年今日，2月25日，宗慶后去世。

我沒有機會為他寫家傳，但曾為他早期的一名「打手」寫過。

她的一生，前半段是洋學生，中間是紅司令，后半段是宗慶后的愛將。人生經歷之豐富，幾乎經歷每一個時代波峰。

「司令」的美好時代

特殊年代，她是紅司令，曾帶人進出省軍區，白吃白喝。

作為教師造反派頭頭，她在教育廳前后搞了一年多時間，斗了不少當權派。時任教育廳長余從善整天被喊到辦公室交代問題。他是個老實本分的人，看見造反派咄咄逼人的氣勢，馬上低下頭來，向革命群眾認罪。

「革命」了一段時間，造反派要上北京見毛主席，當面要求為教師解決一系列民生問題，再向主席匯報被反動路線「迫害」的事實。

去北京，需要一筆不小的路費。說來也算革命行動，不能從自己兜里掏錢，就讓教育廳長余從善過來解決問題。余廳長平素不敢得罪紅衛兵，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原則性問題上卻很硬氣，遲遲不肯簽字，資金始終未到位。

但還是想去北京見毛主席反映問題，怎么辦？

后來就按地區分頭組織，指派代表，每人負責一個地區，最后組織了 2000 多人，統一聽從她的指揮，浩浩蕩蕩來到杭州城站火車站。擠在站臺上，來一輛空車就集體趴到列車廂頂，要求把車調度到北京方向。

兩千多人這么胡鬧，從下午五六點耗到凌晨。眼看鐵路運輸系統就要癱瘓，搬來軍管會也沒用，只好繼續做思想規勸工作。但看司令未發令，大家都不聽話，他們就做單人工作，講道理，說周總理親自打電話來，不要去北京，得在本地復課鬧革命，意見都可以反映上去。

她想，黨中央的聲音要聽，毛主席的話更要聽，我們又不是亂七八糟的，我們是群眾鬧革命。于是一節節車廂挨個通知，一喊「大家下去」，所有人全下去了。

像鐵路大罷工的領袖林祥謙一樣，她不叫，一個都不來；她不下令，一個都不走。

「有權威的。」幾十年后，她大聲說。

人一散掉，造反總指揮部的圖章也丟在車站，不知在誰手上。她這個司令也就自動下臺，像其他人一樣，隨人潮逐波浪，回到農村學校。

回到本地鬧革命，斗志一點也不減。但在鄉里一個會場上，批斗公社、區里的領導，演講結束后照例帶領大家喊口號，喊完「打倒劉XX，打倒反動學術權威」，本應切換到「保衛毛主席，保衛黨XX，保衛XX大革命，毛主席革命路線萬歲」上來，然后響起熱烈的掌聲，批斗大會就勝利結束。

可這一天，喊完口號之后，原本應該沸騰的人群無動于衷，下面幾百雙眼睛齊刷刷地射來。她有些忐忑，仔細一回神發現自己犯了大錯：順著「打倒」一詞，她喊出了「打倒劉少奇，打倒反動學術權威，打倒毛XX」……

本來以為風光過了，世面也見過了，結果在這種小事上翻船了。

臺下的小兵們一從驚愕中反應過來，迅速沖上來四個，「高帽戴起、牌子掛起，兩只‘翅膀’往后一剪，‘噴氣式’搞起。」說起當時場景，她的回憶依舊清晰而簡潔，毫不拖泥帶水。

回頭看，多虧了這次失誤，讓她在火熱年代靠邊站了很多年，1976年清查時僅關了幾天牛棚審查一番就放出來了。

開電梯的「教師」

對于兒子后來說1976年之后不得勢甚至受審查，她很反感：「我一個人民專業教師，怎么可能會這樣。你現在是對我‘血淚控訴’，萬想不到你是這樣的。」

經過一番折騰，她調到教育局成人教育辦公室，接觸了有關職工教育的知識。時間不長與科長鬧矛盾，被派去開電梯。

以前電梯有駕駛員，拿只小板凳坐在角落專門負責按樓層。2004年我在新京報時，電梯里還有個傳說中的處級駕駛員，一到下班時間電梯一鎖回家，夜班編輯只能走樓梯。

她怎么受得了這個，跟領導提出想當老師。

恰巧由于十年破壞，青年工人普遍文化水平很低，無法適合崗位需求。不得已，很多企業辦學為他們補課，需要引入大批教師。

職工教育和她曾經搞過的農民識字補習教育有相同之處，之前也曾得到貧下中農的肯定，說她搞群眾工作有一套，又在機關受了職教知識的熏陶，自覺完全可以勝任。

一問之前的編制、待遇和職稱都不變，有了保證，1982年，她主動報名，從教育局分配至國營杭州罐頭食品廠教育科工作。

杭州罐頭食品廠專做外貿出口，利潤可觀，給老師的待遇相對社會上要好不少，月薪等同于上提一級工資。何況每天去食堂打餐，吃的是肉骨頭，一毛錢一大碗，營養又好。自己吃飽喝足，還能給家人帶上一些。

可惜，這家罐頭廠最終在1989年因外部制裁而遇到了出口困難，眼看搶救無望，不得已，1991年，罐頭食品廠被賣身給校辦企業娃哈哈。

這起兼并案可謂轟動一時，成為娃哈哈歷史上的重要一步。

但對她而言，這里是教師生涯的最后一站。

一合并，宗慶后砍掉了教育科，說人要各司其職，學生才要好好讀書，工廠里上什么課。如果真有需要，就送到外面去培訓。

娃哈哈（原杭州罐頭食品廠）還剩了半扇廠門，原來叫秋濤路 1 弄，2020 年 10 月份拆除

宗慶后的「對面桌」

她閑不住，想做往外跑的公關工作。但領導覺得有能力勝任繁重的工作，想把她安排到總經理辦公室，和宗慶后面對面打交道。

這是后來黨委書記、現三捷集團老總杜建英的工作。

但她覺得自己心直口快，不喜歡明槍暗箭、捧高踩低的工作氛圍，干不了辦公室的工作，干脆在外派單位干了一年月，等第二次安排，根據她的意愿，順利到了市場部法律顧問室，負責企業品牌商標、消費者權益的維護，《產品質量法》的貫徹等工作，負責市場調查、打假。

那時市場經濟剛起步，社會上假冒偽劣產品遍地都是，若企業不自己組織打假，遲早被假冒產品把口碑做死。娃哈哈一躍成為國內龍頭企業，問題就更嚴重，而且也很難處理。

為了打假侵權，她跑過很多全國各地很多地方。一到當地，先跑到零售店暗訪，問到進貨地點，再順藤摸瓜，搜到工廠，和人斗智斗勇，叫他們賠償、銷毀生產線。

有次她跑到山東，一個人和黑心廠商談判，叫他賠錢，對方死活不同意，她也沒辦法。

無論怎么能干，到底是手無寸鐵的女人。在打假辦干了差不多半年，她就轉到市場部，和公關部相輔相承，市場調研、企業宣傳、形象維護、廣告策劃，統統都要做。

「被迫」提前退休

1994年，娃哈哈公司投資了一部電視劇，導演拿了錢，卻沒寫公司名字。她匆忙趕到臨沂處理此事，趕在導演上飛機前見了一面，一起吃了頓飯。飯桌上，此人各種推諉，讓她直接去找制片人，而制片早已不見人影。

鏡頭加不上，錢也沒要回來。

為了此事，她連續五十六個小時沒睡覺，一直在奔波。

回到酒店，因勞累過度，犯了低血糖，她搖搖欲墜，腰撞到了桌角，傷到了腎臟，頓時失去了意識，暈倒在地。清醒之后，人已經爬不起來了，只能趴在地上，拖著身體匍匐爬到門口開門，大聲呼救，這才及時被人發現，送到醫院就診。

此事過后，她意識到自己已經五十多歲，吃不消做強度太大的工作，便做了娃哈哈集團公司報的編輯。

領導雖常夸她文章寫得漂亮，卻始終沒有重用。后來又因為公司里有人嚼舌頭，她盡心盡力工作，卻被污蔑成一個小人，一直咽不下這口氣。

兒子們孝順，見母親一大把年紀仍為這件事難忍怒氣，便勸她辦理提前退休，眼不見為凈。

當然，也有她處不好人際關系的原因。企業小的時候，惜才；等到企業做大了，人才多了，她對企業的價值也沒那么大了，加上與領導關系鬧翻，有些被迫提前退休的嫌疑。

1995退休之前，她向宗慶后反映了身邊的情況，也得到了相應的重視與處置。

如果她再干10年，就能趁著達能合資拿到員工股了，那就將是另一個故事。

我寫了300多部家傳，發現讀書人、紳士、企業家、地主出身居多；個別平民家庭出身的，則通過讀書、從軍等方式，升華出家族新命運、家風新基因。

家史即國史，現代國家鼓勵學生先講家史、次學國史。通過家庭記憶傳承，孩子汲取父輩記憶和智慧、經驗、教訓的力量，節節攀升。

死亡不是人生的終點，遺忘才是。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人都是生命和文明積累的二傳手，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而記憶的中斷，便是文明傳承的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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