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蔣勝男今年準備提交提案，呼吁刪除民法典中的離婚冷靜期條款。她認為，離婚冷靜期是“以極少數人的婚姻問題強迫絕大多數人為此埋單”，“冷靜期可能被濫用為轉移財產、偽造債務的窗口，加劇弱勢方困境。法律未明確保障措施，導致弱勢群體權益進一步受損。離婚程序延宕不僅影響當事人生活，更可能激化矛盾，增加社會不穩定因素。”

蔣勝男對“離婚冷靜期”追問，撕開了當代婚姻制度中一個荒誕的切口：我們是否在用集體主義的鎖鏈，捆綁個體對自由的終極追求？

1

離婚冷靜期的本質，是一場“合法化的強制”。

哈耶克在《自由憲章》中尖銳指出：“強制之所以邪惡，恰恰在于它否定了個人作為獨立主體的思考與選擇。”

離婚冷靜期的吊詭之處正在于此——它以“挽救婚姻”為名，默認所有申請離婚者都是非理性的孩童，必須接受國家“家長式”的管教。

若按此邏輯延伸，為何不設立“結婚冷靜期”？畢竟沖動結婚導致的財產糾紛、家暴案件同樣觸目驚心。

為何不對購房、炒股設置“冷靜期”？這些決策的影響同樣深遠。

這種選擇性干預暴露了深層的權力傲慢：社會始終將婚姻視為需要管教的“特殊領域”，而非成年人自主決定的基本權利。

2

全國婦聯統計數據顯示，2022 年超 60% 家暴受害者在冷靜期內遭遇暴力升級。另外，一些媒體報道和相關研究也表明，在離婚冷靜期實施后，確實出現了財產轉移爭議增加以及弱勢方權益受侵害等情況。

當我們討論離婚冷靜期時，本質上是在追問：一個社會是否有勇氣承認，婚姻不是道德勛章，而是平等的契約關系？法律制度應該扮演“守夜人”還是“教導主任”？

蔣勝男的提案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觸碰到了現代文明的核心命題——把成年人當作成年人對待。離婚自由與結婚自由共同構成婚姻自主權的雙翼，折損任何一翼都是文明倒退。

1931年《中華民國民法》首次確立協議離婚制度時，先賢們曾贊嘆：“這是把國人從舊倫理中解放出來的里程碑。”近百年后的今天，當某些法律條款反而在制造新的枷鎖，或許我們需要重拾先賢的勇氣：

相信自由不是混亂的根源，而是文明進步的階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