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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燕博士

這段時間，美俄談判、歐美互訪，以及烏克蘭前途命運等境外連續劇一直熱播，吸引了網民絕大部分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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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系領域有一個研究的基本門檻。你需要將各個國家內政外交、歷史政策沿革等領域都進行了解，然后才能給出一個基本的研判。這并非是個簡單的事情，它的確需要較為精深的功夫。但是我們的網民向來認為這個領域的進入門檻非常之低。這源于中國漫長的歷史留下了無數的歷史故事，因此中國人都是用“三國演義”“封神演義”等眼光來看待國際社會的風云變化的，再加上老人家留下的“三個世界”的分析框架，整個世界的復雜紛爭，一分鐘就能梳理個明明白白。近年來，自媒體又加上了“厲害了我的國”的民族情緒的渲染，這樣一來，世界大勢，即便浩浩蕩蕩，基本也能化繁為簡，成為百姓茶余飯后的熱烈談資。

這種“三國演義故事框架+三個世界分析視角+民族主義自豪情緒”的看待國際事務的復合角度，也解釋了如下各種現象。一是解釋了國內為何出現了如此之多的國際題材的公眾號，其流量之洶涌令人震驚；二是也解釋了為何美國出現了多個世界級的國際戰略研究大師，其對于世界格局的理論和判斷一直成為專家學者看世界的基準理論；三是也能解釋為何我們這里很多專家學者都在研究國際事件，今日頭條和抖音上無數的“國際事務專家”在解說熱點，但是對于很多重大國際事件的研判屢屢馬失前蹄，然后在直播中“嘿嘿”兩聲就能化解尷尬。

中國當下缺乏國際關系和國際戰略研究的重要理論，也并未出現國際認可的國際戰略研究大師，這源于中國的迅速崛起超出了自己的理論儲備，在崛起后又刻意保持了低姿態，在這方面出現了一個需求側的空白，也并無適當的政治舞臺來支撐這種全球理論的出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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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發生在美國白宮的爭吵一幕震驚了全世界。美國總統特朗普、副總統萬斯和烏克蘭總統在鎂光燈下撕破臉皮、被俄媒描述為“差點動手”的激烈爭吵場景，通過新媒體環境傳遍了全世界。人們事前知道這場談判肯定會艱難異常，但是沒想到會發展到爭吵，并且從室內吵到室外、從私下吵到世人皆知，從而雙方公開決裂。

我們知道所謂外交，其實就是用文明語言，理性地表達自己的利益需求。無論利益沖突多么激烈，但是外交場合需要保持克制，才能較好地表達觀點，順利完成交流談判。外交其實是一種文明社會的成果。由此可知，外交語言常常是掩飾性的，甚至是虛偽的“外交辭令”。一旦不能好好交流，實際就失去了外交的功能，接下來必然是赤裸裸的沖突。這也是為什么在此次公開沖突之后，人們更傾向于認為事情難以挽回，烏克蘭國家命運，從此更受世人關注。

特朗普這個超級網紅，預計接下來會把世界攪得不可開交。美國和世界的媒體版面，已經容不下特朗普的“九連鞭”式的連續火爆新聞。問題還在于，特朗普組建了一支以自己為核心的超級精英團隊，以美國“仁人志士”“救亡圖存”為施政綱領，正在日益贏得美國人民的支持。以特朗普為“美國隊長”的美國白宮團隊，對內以變革社會為主，對外以收縮的孤立主義特征為主，其對未來世界格局的影響，必將越來越大，也將帶來更多國際格局坍塌式的混亂。

在爆發了吵架的“名場面”之后，澤連斯基隨即被特朗普下了“逐客令”，連午飯都沒吃就離開了白宮，第一站就去了英國。英國肯定是最關注歐洲局勢的國家之一。

人們肯定聽過“英國攪屎棍”這個專屬于不列顛王國的稱號，這源于，雖然英國作為島國遠離歐洲大陸，但是他密切關注歐洲大陸上每個國家的利益紛爭，尤其是歐洲國家和俄羅斯（包括沙皇俄國時代、蘇聯時代）爆發爭吵或者戰爭的時候，英國總是表現得特別活躍。只有把歐洲大陸形勢“攪亂”，英國才能獲得最大的國家利益。英國的“攪屎棍”，和美國通過北約這個抓手進行的各種“長臂操縱”，作為影響歐洲大陸局勢穩定的兩根長短杠桿，對于烏克蘭的命運的影響，都是直接而重要的。預計英國會和歐洲各國提出新一輪支持烏克蘭的措施。英國不可能放棄這一次放大“攪屎棍”功能的歷史機會。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何在俄羅斯眼里，英國才是那個真正的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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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宮發布會上爆發的這個時長4分鐘的爭吵現場，其實是雙方領導人全部會見49分44秒的過程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新聞傳播需要“奇觀”，需要最精彩的片段，因此爭吵的激烈場景被斷章取義并被單獨傳播了，而很少有人關注全部的會談內容。這是新聞和真相的沖突，也是一種傳播的困境，但是沒辦法解決。只能在接下來等待更多的細節解讀，然后通過更多新聞細節還原真相，也有待讀者自己慢慢進行全部真相的拼盤，形成自己的看法。但是更為難解的現象是，觀點對立的人們，常常在通過各種細節的解讀之后，反倒各自強化了自己的固有觀念，沖突變得更為難以協調。所謂的“唯一的真相”，在今天的社交時代已經徹底消失。

但在爭吵的現場，無數人都忽視了現場有個本應是主角的人，卻一直陷入了沉默。這人就是美國國務卿盧比奧。

傳統上，美國的外交事務的負責人是國務卿。而美國副總統的角色較為尷尬，其角色類似于白宮的NPC，就是除了坐等總統突然出事然后火線接班之外，其日常功能就是出席參議院會議，并在投票表決僵持的時候投下關鍵一票。但是在特朗普二次上臺之后，我們會發現副總統萬斯的存在感突然大大增強了，在各個場合都承當了“流量擔當”，負責給特朗普團隊充當一個來自精英大學的“顏值正義”的角色。副總統萬斯剛剛在歐安會上惹火之后，又在此次外交場合中，大大搶走了本屬于國務卿盧比奧的風光流量。

萬斯和盧比奧，都是特朗普親自挑選出來并對自己絕對忠誠的政壇精英。他們正當壯年，也都雄心勃勃，想在政壇留下影響力，并為未來繼續競選大位打下基礎。但是當下這種外交領域的“雙雄并峙”的格局，必然會留下兩虎相爭的風險。這為接下來特朗普團隊的施政走向，留下了不少不穩定的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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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談談我理解的烏克蘭悲劇故事的根源。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以簡要的觀點表達自己的看法。

在2022年2月俄烏沖突爆發之后，我所在的多個專家微信群里，非常之多的專家學者譴責俄羅斯的侵略行為。這當然是沒問題的。但是發展到今天，我發現中國的專家學者越來越被正義蒙蔽了雙眼。

這表現在，他們一直支持烏克蘭的抵抗，并視澤連斯基為民族英雄，也將美國視為抵御俄羅斯入侵的最終力量。這從正義的角度來看毫無問題。但是當歷史走到今天，走到2月28號的歷史性爭吵的外交場面的時候，我們會發現中國學者秉持的正義正在失去價值。

因為美國和西方人已經拋棄了這個正義性，而中國的學者們還像握緊思想武器一樣，緊緊地擁抱這個正義性不放手。和美國的做法相比，國內學者的思想和觀點越來越顯示了荒誕。僅就一點來說，當澤連斯基被他們推上神壇、成為民族英雄的時候，背后是無數烏克蘭平民在毫無價值地死去。他們成為炮灰，榮譽卻歸于澤連斯基一個人！生命在所謂的正義、民族和國家面前，多么微不足道！這場戰爭，本來可以避免。特朗普的這句話，我認為是正確的。

如果拉長歷史的視野，我們會發現烏克蘭是繼蘇聯、俄羅斯之后，第三個被美國和西方各國欺騙并被毀掉的前蘇聯國家。這并非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必然性。

從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到俄羅斯的葉利欽、普京，都曾經高度相信美國人的承諾，但是最終發現，美國人不過是給一點甜頭，他們要的是毀掉這些國家。這正如很多騙子，用利息來誘惑很多想理財的小白，然后吞沒了對方的本金。所以很多人當下會擔心，特朗普如此急吼吼地要結束俄烏沖突，為的是盡快和俄羅斯達成交易，讓其背刺中國，形成俄美聯手對抗中國的格局。但是這種擔心可能很難變成現實。普京之所以堅決反對北約東擴，完全是被欺騙后醒悟的結果，特朗普想在此時收買普京，并非易事。

美國為何必欲毀掉上述國家？這是由二戰之后的世界格局和美國國家利益決定的。

簡而言之，二戰之后，美國走出孤立主義，將全球關注重心放在了歐洲，北約作為軍事組織成為美國控制歐洲的抓手。但是歐盟作為歐洲的經濟組織，又力圖掙脫美國的控制，并推出了歐元作為對抗美國經濟控制的工具。由此美國需要強化北約存在的必要性，這就需要樹立一個外部的敵人，才能凝聚內部力量，共同對外。在蘇聯之后，俄羅斯成為這個“天選的敵人”。由此可知，俄羅斯無論如何努力，是絕無可能融入西方、加入北約的。它在美國和北約的眼睛里，只能扮演一個角色，就是對手和敵人。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普京，都曾想擁抱西方，可惜被西方框定了“人設”，無法反轉。

而烏克蘭，由于地緣的關系，它只能成為一個“炮架子”，就是充當北約巨炮的支撐。此外，俄羅斯的國防思想，和中國的“睦鄰友好”截然不同，它追求一個國與國之間必要的戰略“緩沖帶”，烏克蘭在俄羅斯和北約之間，又是這個緩沖區的天然之選。這使得烏克蘭所處地緣，一旦領導人缺乏足夠的政治智慧，就只能扮演悲劇角色。不幸的是，烏克蘭的民主選舉，總是選出最糟糕的領導人，澤連斯基就是其一，烏克蘭就落入這樣的悲劇命運的陷阱。

再加由于冷戰的影響，整整影響了幾代人，拜登作為冷戰時代走過來的最后一個政壇大佬，對于蘇聯和俄羅斯懷有刻骨的恐懼，他們的戰略需求就是削弱和肢解冷戰對手。美國才是俄烏沖突背后真正的黑手。

由此也解開了一個歷史之謎。在俄烏沖突的前夜，拜登不惜以高齡之身親往烏克蘭，警告俄羅斯即將入侵，他到底是煽風點火以引爆戰爭，還是在真誠地提前報警？從當時國內的國際領域的專家解讀看，幾乎一邊倒地認為拜登在煽風點火，是居心不良，意圖引爆戰爭，制造區域不穩定。但是后來的結果，證明拜登是對的，國內專家紛紛被打臉。

以今天的眼光看，拜登作為冷戰走過來的最后一個政壇大佬，他為了引爆這場戰爭，已經準備了數十年。在蘇聯時期，他就經常訪問蘇聯，在作為奧巴馬副總統期間，更是直接插手北約多種事務，最終目標就是制造北約和俄羅斯之間的沖突，烏克蘭的悲劇命運，已經在拜登布局中悄然成型。在2004 年烏克蘭爆發橙色革命等多個事件中，都能看到背后美國的影子。這些歷史細節，有多個歷史細節可以支撐證明。在拜登成為總統之后，利用了烏克蘭想加入北約的想法，通過各種明暗手段讓烏克蘭拿出“投名狀”，在烏東地區不斷撩撥俄羅斯這個危險的近鄰。

以拜登對于俄羅斯國家意識形態和普京個性的深刻了解，只要撩撥就能引君入彀。這個大棋局，拜登操盤了數十年。由此可知，當2022年年初，當拜登來到烏克蘭警告說俄羅斯即將入侵的時候，他的情報已經告訴他，俄羅斯的入侵已經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他過來不過是為了扮演天使，為接下來更深介入事件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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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了烏克蘭的悲劇性的地緣。其實美國幾位國際戰略大師已經就烏克蘭的命運提出不少看法，比如基辛格，在沖突爆發的8年前，曾提醒烏克蘭“不要加入北約”；米爾斯海默在沖突爆發后不久就指出，美國對于這場沖突負有責任，美國執意要將烏克蘭納入北約，使其成為俄羅斯邊境上的一個西方堡壘，導致了俄羅斯的入侵。

就是說，這場沖突背后是一場蓄意已久的國際陰謀。由此我們更為理解在沖突爆發后出現的一個詞，“歷史經緯”。“從歷史經緯和是非曲直中才能正確理解俄烏沖突和中國立場”，的確是一個更為可取的角度。

但是問題在于，即便美國處心積慮要將烏克蘭納入棋局，成為可供驅使的棋子，但是烏克蘭為何沒有走出一條獨立自主的發展路子，牢記各種警示，反而直接掉入了明晃晃的陷阱了呢？

當年新加坡也處于東西對抗的中間地帶，但是他們幸運的是，他們有李光耀，以其卓越治國智慧，帶領國民走出了一條平衡之路，兩邊都能借力，反倒騰飛起來，成為一個發達國家。烏克蘭有新加坡三分之一的幸運，也不會走到今天這一步。

我們一直說“外因決定內因”。如果說美國是個危險的外因的話，則烏克蘭內部的劣質民主狀態，是個危險的內因。

從烏克蘭獨立之后的歷史看，其歷次選舉都遭遇了西方的干預干涉，大多數時候選出了代表西方利益的代言人，卻缺乏真正為本國利益長遠考慮的優秀領導人。這成為悲劇的一個內在根源。

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樣，烏克蘭獨立僅僅是外在條件具備了國家的條件，但是從國民心理、傳統文化、社會組織、政黨影響、民主制度等諸方面，并不具備完整的國家的條件。從尤先科、亞努科維奇、波羅申科，再到澤連斯基，其上臺和下臺，常常是外界輿論和顏色革命影響的結果。

此外，剛剛獨立出來的烏克蘭人，突然被納入一個民主社會體系，開始推行民主選舉的制度，類似這種幼稚社會，常常會陷入一個劣質民主的社會陷阱，并會暴露劣質民主社會的所有弊端。比如，很容易受到輿論宣傳的左右，常常上演街頭政治；民眾更多時候成為國內各個派系斗爭的擁躉和幫兇，國內政局高度不穩。烏克蘭的國家命運，再次證明，國家輿論工作具有無與倫比的重要性。

澤連斯基是烏克蘭人民選出的糟糕的領導人。當人們按照西方的標準，稱頌澤連斯基的英勇行為，是民族英雄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是他急于要加入北約，又要有所積極表現，縱容了烏東地區的屠戮行為，由此親手加劇了俄烏之間的沖突，將兩國關系推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方，并最終引爆了這場沖突！

急于求成的短視，親手引爆了戰爭，暴露了澤連斯基缺乏治國的基本智慧，不過是個被送上寶座的玩偶。西方出錢出炮，自己出人出力，導致了亡國滅種的危險。這種“民族英雄”，正在將國家和民族帶到溝里。所以我們說國內那些稱頌澤連斯基的一些專家學者，已經被正義蒙蔽了雙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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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面這些分析，只是人們看待烏克蘭局勢的一般視角，解釋不了今天烏克蘭走到和美國鬧掰，進無可進、退無可退的絕境是如何發生的。

如果我們將烏克蘭放在更為宏大的時代背景看，會發現今天發生的一切，其實都藏在美國的歷史規律里。

由于美國地理天然地處于和外界隔絕的新大陸，孤立主義是美國傳統文化心理和意識形態中重要組成部分。當國力強盛的時候，會積極參與多邊主義的事務，也更多干涉別的國家的內政，但是一旦國力衰退，就會出現孤立主義傾向，更多回歸國內事務。特朗普的當選，本身就是一個美國國力衰弱的標志之一。他帶領美國紛紛退群，喊出“讓美國再次偉大”，并推行孤立主義做法，不過是美國此前重復的歷史故事而已。

1919年美國國會拒絕批準《凡爾賽和約》，代表美國重回孤立主義。但是孤立主義的高潮，是1935年8月國會通過了《中立法案》（Neutrality Act of 1935）。20世紀30年代，全球經濟大蕭條加劇了各國的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國內經濟問題迫使美國政府將目光集中于內部事務，而避免卷入海外沖突，在此背景下，《中立法案》出臺了。但是羅斯福總統審時度勢，說服各方并終于在1941年簽署出臺《租借法案》，為英國和盟軍取得勝利貢獻巨大。資料顯示，在1943-1944年間，英國租借而來的飛機（特別是運輸機）大約占到全部使用的四分之一，其次是糧食、陸運工具和輪船。

當特朗普打算和烏克蘭簽訂協議，以其國內礦產資源作為抵押物的時候，實際是新一輪孤立主義浪潮下的新型《租借法案》，那就是幫助烏克蘭可以，但是需要一種交易，讓美國從中受益。

以此視角來觀察特朗普的政策取向，可能會更多理解其政策做法背后的民意支持和價值傳統。

但是遺憾的是，拜登作為美國的總統，卻無視這個國力衰退的現實，而執意要完成自己的偉大未竟事業。雖然在他的任期內，已經發生了在阿富汗大潰敗、大撤退、象征了美國全球收縮的歷史性大事件，但是他僅僅是將之作為全球收縮戰力、以全力應對東方大國的戰略行為，而全然不顧國力已經支撐不起其全球野心的現實。

為了徹底消耗、拖垮俄羅斯，以求集中全力和東方大國進行最終戰略對決，他在如愿以償地推動了俄烏沖突的爆發后，一直積極支持烏克蘭的抵抗行為，并發動西方盟友為烏克蘭搖旗吶喊，出錢出槍，至于烏克蘭人民的悲劇命運，并不在他考慮范圍之內。

拜登是沖突控制大師，既要維持沖突，消耗俄羅斯，又要確保歐洲不會爆發全面戰爭，將世界拖入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災難陷阱。這一點，從佩洛西落地臺灣引發臺海危機的過程看，也能看出其爐火純青的政治微操術。明明冒犯了中國，但又以三權分立為借口，讓一切了無痕跡；既要確保不會發生熱戰，又不斷掏空兩國共識。天若假年，讓拜登再干四年，世界局勢的變化走向，可能會出現更多的不確定性。

論政治權術，和老謀深算，他是世界級的大師，他的野心，在于通過打擊乃至打垮國家戰略對手，躋身美國最偉大的總統之列。前總統里根是他和特朗普共同的偶像。為此他不顧身體狀態，堅持競選連任，但是由于他忽視了美國國內的民意呼聲，和黨內的競爭態勢，只能在各方壓力之下，遺憾掛冠而去。他是美國實力現狀的一個人格化的真實縮影。

在特朗普和澤連斯基的公開爭吵之后，他或許正在美國的某個角落，黯然神傷地看著這一切夢幻般地在眼前發生了。如果他繼續擔任這個國家的總統，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澤連斯基會帶著他需要的一切，回到前線繼續驅趕國民去流血，以消耗對面的危險帝國。但是他不敢發出片言只語，因為特朗普報復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正懸于頭頂，在他逝去之前，終會落下。

在其退出歷史舞臺之后，我們可以給拜登做個蓋棺論定的評價。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為了確保美國的全球領先地位，他和美國精英團隊合縱連橫，體現了人類頂級的韜略思維，以價值觀將西方世界國家捆綁在一起以圍獵戰略對手，以“小院高墻”策略精準狙擊東方大國的產業崛起，控制沖突烈度以保存美國國力，為此不惜將世界拖入一場在對峙中文明倒退的冷戰。他是一個殘忍冷血的白人至上主義者和美國至上主義者，血管里流淌著白人殖民主義者的精英藍血，精神領域殘留著殖民掠奪者冷酷無情的海盜基因。

為了既定的戰略，他必須要力撐北約和烏克蘭，將這場戰爭進行到底，在他眼里，一旦俄羅斯獲得喘息之功，就會前功盡棄。

但是未料到形勢比人強。不光他被迫退選，而且美國人民重新選出了自己一直嚴防死守、防范其東山再起的特朗普成為了新一任總統。其宿敵走馬上任之后，不光第一時間廢止了自己簽署的一系列法案，而且直接祭出了戰略大殺器，就是帶領美國重回孤立主義路線，力圖在最短時期內結束俄烏沖突，并開啟和俄羅斯的談判。至于北約、歐洲、世界大棋盤，已經不再這個大統領的思考范圍之內。他現在要做的，就是兌現競選時期對于國民的承諾，盡快結束俄烏戰爭，并盡量為美國帶來一些收益。而在拜登看來，這是災難的開始，不光意味著極右翼的上臺，美國精英決策層從此如同飛鷹墜落，更使其全球戰略，功敗垂成，毀于一旦。

孤立主義魂靈重回美國決策層，帶來的后果，就是當下特朗普在做的事情，那就是不光撤回了對于烏克蘭的支持，還力圖盡快和俄羅斯談判達成協議，以平復事態。至于接下來特朗普的動向，誰也捉摸不透，甚至這種政策的模糊性，本身成為保持白宮權威性的隱秘權術。至于烏克蘭人民流血流汗最終一無所獲、澤連斯基和歐洲領導人到底怎么想，都不在大統領的關注范圍之內。

而且，發生在世人眾目睽睽之下的爭吵之后，如果澤連斯基做不好挽回工作，或許結局非常凄涼，說不定在美國推動之下，黯然離職，乃至去國身死，烏克蘭再推出一個新總統和美國談判，但是結局和當下不會有什么不一樣。總之，烏克蘭以悲劇收場，是個大概率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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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烏克蘭今天的結局，是在拜登的擴張政策和特朗普收縮政策之間急劇的“熱脹冷縮”之后，遭遇了“斷崖式”的政治斷裂所決定的。

更確切地說，是在拜登不顧國力全力支持烏克蘭反侵略戰爭進入關鍵階段，美國突然出現了特朗普的孤立主義政策取向，直接抽回梯子，導致烏克蘭一腳踩空，掉進坑里。

如果拜登仍在臺上，烏克蘭的悲劇不會如此昭然。是悲劇還是悲壯，是可以被強權定義的。烏克蘭的英勇抵抗，澤連斯基的戰時領袖角色，會被拜登政府定義為悲壯和英雄。至于普通民眾和前線戰士的血淚，都是可以在輿論的渲染下，被盡可能地忽視和淡化。

但是如今特朗普上臺了，直接稱這場戰爭“在三年前就應該結束”，將澤連斯基稱為“獨裁者”，支持率低于4%。這場戰爭和戰時總統個人，被重新定義了，顏色由輝煌一變而為黯淡。這是在戰爭悲劇之外，烏克蘭和澤連斯基遭遇的另一重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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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分析到這一步，依然沒有說透烏克蘭踩空的更深層原因。比如說，即便美國不再提供可以依賴的力量，歐洲不是可以進行整體實力的背書嗎？

問題是，歐洲能夠擔當起力挺烏克蘭的主要力量嗎？現在看來，難得很！

在澤連斯基從白宮直飛英國后，英國民眾夾道歡迎，首相斯塔默熱情擁抱了他，查爾斯國王會見了他，高層宣稱“全英國都支持他”。同日，斯塔默在倫敦主持包括澤連斯基和部分歐洲領導人的峰會，討論烏克蘭的安全保障問題。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來，由于北約的存在，以及美國才能在俄羅斯和烏克蘭直接提供真正的安全保障的現實，歐洲的所作所為，更多是提供了情緒價值和象征性的支持。再說，俄羅斯要的是對等的談判對手，歐洲領導人看起來像極了一群喊打喊殺的文藝青年。

眼下烏克蘭和澤連斯基面臨的困境是，打，人快打沒了，特朗普說“你已經沒牌可打了”，暗指烏克蘭兵源快枯竭了；談，沒辦法談，美國光天化日之下做出如此不堪的待客之道，而時間站在俄羅斯這一邊。沒有強大的力量來主持公道。進退兩難，背無靠山。烏克蘭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

這種特殊的境地，有個專有名詞可以進行精準的描述，叫做“金德爾伯格陷阱”。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時代，人們更多關注的是經濟給世界帶來的慘痛經歷，反思資本貪婪如何導致了經濟的急轉直下。但是哈佛大學著名經濟史學家金德爾伯格別具慧眼，通過收入研究這段歷史，他推出了《1929-1939年：世界經濟蕭條》這本著作，提出大蕭條的原因在于，一戰之后，受到重創的大英帝國在政治、經濟、軍事、金融和貿易等領域嚴重衰落，無力維持舊日的世界秩序，與此同時，強勢崛起的美國并未做好接替英國成為新霸權國的準備。守成大國英國沒有能力領導世界，而崛起大國美國又未來得及承擔起責任，從而導致國際秩序的崩潰和世界大戰的爆發。

2017年，曾經因為提出“軟實力”概念而名聲大噪的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正式提出“金德爾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理論，引起學術界和媒體的關注。“金德爾伯格陷阱”是指，沒有國家有能力、或者雖然有能力卻沒有意愿和手段來領導世界，承擔國際公共產品成本的一種狀態。用大白話說，就是國際秩序突然出現了一個巨大的領導力空白。

如果我們用“金德爾伯格陷阱”來看待烏克蘭危機的根源，會發現這個概念具有非常強大的解釋力。

一方面，是美國作為世界老大，曾經的世界警察，在此時突然通過吵架，將裂痕曝光于普天之下，而且撤資了，不再支持了烏克蘭了；另一方面，世界進入一個多極時代，歐洲有心無力！

誰將在接下來具有打破僵局、扭轉乾坤的力量？其實在此之際，所有人在內心都有了一個選項。

在美國和俄羅斯的代表在沙特阿拉伯舉行會面談判后，歐洲與烏克蘭才意識到，自己并未出現在“餐桌上”，而是出現在“菜單上”。認識到這一點之后，澤連斯基在俄美會面的前一天表示，不排除中國參與和平談判的可能性。這和以前對中國較為抵觸的態度，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

美國白宮“草臺班子”一般的團隊表現，徹底讓世界涼透了心。歐洲人基本很難指望，因為他們無論如何都繞不開美國人，繞不開他們討厭的特朗普。人們在心底開始尋找一個替代性的方案。

烏克蘭困局背后的“金德爾伯格陷阱”，都指向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在美國急劇地進行了孤立主義的大收縮之后，世界需要一個具有實力的國家實體來填補這個空白。無論東方大國愿意不愿意、拼經濟忙得有沒有空，它或許已經成為世界的一個候選。

作者簡介：

1. 燕志華 博士（yandaxia66）

2. 資深媒體人/紫金傳媒智庫研究員/輿情管理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