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演達是中國民主革命時期杰出的革命家，曾先后擔任黃埔軍校的教育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湖北省主席等職，是國民黨著名的左派領袖之一，最突出的貢獻是始終反蔣，將斗爭的主要矛頭指向蔣介石集團，創辦雜志，親自主編并撰稿，他不僅在宣傳上大做文章，而且積極策劃軍事活動。他強調武裝斗爭是奪取政權的根本手段，主張一方面建立平民群眾的軍隊，聲勢越來越大，使蔣始終懷恨在心。

鄧演達，字擇生，廣東惠陽永湖鄉（今惠城區三棟鎮）鹿頸村人，他很小的時候便接受了勞動教育，對地主的殘暴和農民的貧困有著深切地了解，這也為他今后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14歲時，考入廣東陸軍小學。在上學期間，他就表現出了非凡的軍事素養和長遠的政治眼光，并得到了同盟會成員的賞識，被吸收為同盟會成員，后來，他奉命籌辦黃埔軍校，蔣擔任校長，鄧演達任教育長。

在蔣介石的實力不斷膨脹的時候，鄧演達領導的力量也越來越強大，鄧演達在上海組建“黃埔革命同學會”，又在北平、武漢等地創設分會，將一大批黃埔軍校出身的高級軍政人員團結過來，鄧演達頻頻發表文章，淋漓盡致地揭露蔣介石集團的反動本質，他領導的一系列反蔣活動，引起了蔣的極大恐慌，可謂是如坐針氈，并屢派特務企圖暗算，但一直沒有得逞，后來還公開懸賞緝捕鄧演達，賞金是二十萬大洋。

面對如此險惡的環境，鄧演達的戰友們都為他的安全擔心，紛紛規勸他少出頭露面，或者到外地去暫避，但鄧演達卻說：“要革命就要反帝，焉能違背民意去寄帝國主義籬下？何況帝國主義者同蔣介石一樣，到那里以后，他們對我既不明的，也會暗的。”而且“指揮這么大的一件事，不在國內不行。我們領導革命，不能只顧自己的安全，讓人家犧牲”。他還說：“個人生死不足道，中國革命必須及早恢復。”

針對這件事情，鄧演達專門寫文章回應戰友們的關懷，他寫道：“革命是站在大眾面前為大眾而犧牲的事，在此反動極盛的局面之下，為農工平民大眾而斗爭，隨時準備著被捕，隨時都必須準備著被殘殺。”他以“工作上需要堅持，行動上力求審慎”來寬慰大家，鄧演達將生死置之度外，為了準備武裝起義，專門在上海辦了干部訓練班，一直沒有離開他的主要活動地上海。

1931年8月19日，鄧演達出席在上海愚園坊20號舉行的受訓干部結業典禮，這是一次極為機密的活動，為慎重起見，鄧演達在頭一天夜間11時即到這里，考慮到鄧演達的安全，規定凡參加儀式的人，都在里面用中餐，中途不準出來，會議由鄧演達親自擔任主講，這時鄧演達正在發表講話的時候，其中有一個人肚子很痛，要求外出購買仁丹。誰知此人離去不到一個小時，大批特務和特務、警察將愚園坊20號圍得水泄不通，鄧演達等十余人盡被逮捕。幾個月后的11月29日，鄧演達被殺害在南京城外麒麟門的沙子崗。

鄧演達被捕的地點愚園坊20號從未暴露，參加培訓人員事先任何人不知情，捕探何以來得如此迅速？被捕的地點而在場只有一人漏網，便是溜到外面立即給特務頭子掛去電話，此人名叫陳敬齋。

陳敬齋，江西都昌人，生長于景德鎮。學生時期品質惡劣，生活腐化，綽號為“窯公子”。他在父親去世后花光了所有的家產，生活無著，便投機革命，先是赴廣州投考黃埔軍校，黃埔軍校第4期畢業，先后在廣州任月刊編輯部和黃埔軍校軍醫處任職。后來經人介紹加入了鄧演達的組織，由于他有點理論水平，又是黃埔軍校畢業，所以被鄧演達安排在上海干部會地下機關擔任整理和分發文件的工作。

民國時期的上海是個花花世界，陳敬齋很快就迷失在這個花花世界里，他經常光顧妓院、舞廳等場所，由于花錢如流水，所以他到職以后，便經常叫喊家庭生活困難，鬧著要補貼，此時鄧演達看他可憐兮兮的樣子，曾親自批給他第一次100元，第二、三次各 80元。要到錢就直奔窯子里去了，這點錢根本不夠他如此花銷，這令他牢騷滿腹，工作自然也不積極，不僅如此，他還經常搬弄是非，挑撥離間，搞得機關矛盾重重，這與地下工作的要求極不適應。

領導人鄧演達接到陳敬齋的一些表現的情況之后，覺得他不適合呆在上海搞秘密工作，便把他調離上海，前往福建去做一些事情，起初他拒不接受，經多次動員、勸說都沒有效果。可是過了一段時間，他突然一個大轉彎，表示愿意去福建，并要求走之前要見鄧演達一面，聲稱要聆聽上級領導的指示，為以后更好地開展工作，大家一聽，臨行之前聽一下領導的指示也是有點道理，便對他的事情沒有深究。

實際上，這個靈魂齷齪的家伙，一方面對鄧演達調他離開上海心生不滿，更重要的是認為做這份工作報酬太低，百十塊錢根本無法維持他流水般的開銷，于是，生出要謀取更大利益的想法，蔣介石不是剛好懸賞20萬元抓捕鄧演達嗎?有了這筆巨款，何愁沒有錢嫖賭逍遙，花開酒地的開銷呢?于是，他想到了出賣鄧演達，到那里邀功請賞。所以有了他情緒上的轉變。

一不做二不休，于是陳敬齋化名鐘春岑，向國民黨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稽查處投郵了一封告密信，稱自己：“知悉鄧演達在上海的行蹤。如有需要我者，請派人前來聯系，以鐘國昌尋弟名義，在滬《時事新報》上刊登啟事，約定聯系地點。”密信的末尾提出了條件：“希給以經濟上之援助與政治上之掩護。”蔣介石在得知這一情報后，果然照他的要求連續刊登“鐘國昌尋弟鐘春岑”的啟事。陳敬齋見報后按啟事約定，與特務接頭，并策劃密捕鄧演達的方案。此后，陳敬齋每日多方探聽鄧演達的行蹤。

俗話說，堡壘都是從內部攻破的，用人失察是其被出賣的根本原因。終于，陳敬齋探聽到秘密開辦短期干部訓練班的事情，便厚著臉皮偽裝態度沉痛而誠懇，向上級要求在短訓班上“聆聽講話，接受教育”。此事鄧演達批準，結果被敵人逮捕并殺害。

陳敬齋出賣鄧演達后，喜吱吱地找到中統特務機關來討要賞錢了，沒有想到的是中統特務頭子告訴他：“事情辦完了，你可以在我們這里工作。”提出出國等要求都被拒絕，最后，特務頭子告訴他，“你既不愿工作，上邊發給你一萬元，作為對你的獎勵！”語氣很堅決。陳敬齋聽了渾身一激靈，絕望地嘟囔道：“做了這么大一件事，給我的錢太少了……”特務頭子不耐煩地說：“好了，好了，你不要發傻了！”

毫無疑問，既然已經抓到了鄧演達，這個叛徒也就成了一只破鞋，沒有什么價值了。陳敬齋盡管又氣又急，但他心里明白自己干的是什么事，也只好像一條癩皮狗，夾著尾巴回到老家江西景德鎮。他在家龜縮了３個月，見并無任何風吹草動，便漸漸放松了警惕。才逐漸拋頭露面，與人合伙開了一個瓷窯，自產自銷，重操家傳的舊業，當起了老板。

鄧演達犧牲一年多后的1932年，他的戰友們便得到了陳敬齋在景德鎮的消息，曾經便派出兩名高手前往景德鎮除奸，有一次除奸的人來到景德鎮，打聽到風流成性的陳敬齋與“定如意”酒館老板的妹妹勾搭成奸，此后隔三岔五，便會到酒館幽會、取樂。便打算在此動手。

這一天傍晚，景德鎮市區陰云密布、暴雨如注。陳敬齋冒著雨走進酒館。此時，一個身段妖嬈、濃妝艷抹的女子，出來接過陳敬齋脫下的米黃色風衣，將衣服掛于衣掛之上，兩人便有說有笑、攜手攬腕進了包房。潛伏在后門除奸手確認好了行刺目標，便相互打了個招呼，隨后隱藏于燈火昏暗之處。接近午夜時分，酒館后門突然打開了一條縫隙，一個身穿米色風衣的人影閃出了門外，隨后打了一輛人力車往北門方向揚長而去。

除奸人員見目標出動，趕緊騎上自行車尾隨追趕。人力車行至德陽街時，一個加速度趕到前頭，掏出左輪手槍，回身向人力車內一頓猛射。并確認身穿米色風衣男子身死后，便逃回客棧潛藏了起來。沒有想到的是，此次除去的卻是另有其人。

原來，陳敬齋走進酒館時，恰巧與當地一個惡霸相遇，此人乃是綠林土匪出身，兇殘豪橫、無惡不作，當地五行八作之人無不懼他三分。陳敬齋乃是避難之人，對這樣的地頭蛇焉有不懼怕他的道理？于是，陳敬齋畢恭畢敬，向惡霸大大恭維了一番。喝醉酒了的他，哪里將這個酒館老板妹妹的姘頭放在眼里，他大吹大擂之后，突然對陳敬齋的風衣產生了濃厚興致。陳敬齋的這件米色風衣，乃是貨真價實的英國貨，他見惡霸喜歡，也為了將來行事方便，陳敬齋便索性將風衣和帽子都送給了他。穿上風衣、戴上帽子，搖搖晃晃一頓顯擺。之后，他又拍著胸脯向陳敬齋打保票，將來有事找我，在景德鎮就沒有辦不成的事兒。誰知他卻成了替死鬼。

此時，陳敬齋已從惡霸穿著自己的風衣被殺，敏感意識到自身危險。于是，他在尋求當地警察局保護無果的情況下，只好變換居住地址，化名為陳福林，以期逃過殺身之禍。不過，“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陳敬齋雖然狡猾，但還是沒有逃懲罰，1950年3月8日，“利興福”瓷器店老板陳福林被抓捕，此人便是逃避了近20年之久的陳敬齋，此案一度被上級定位為定為“江西一號叛逆，可見對這案的重視程度。

正義只會遲到，但不會缺失。對其投敵、陳敬齋對謀害鄧演達等罪行供認不諱，隨后，法院作出公正判決：處以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財產沒收。被押出法庭，執行槍決。作惡 20年之后，終于逃不掉人民的懲罰，得到了應有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