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美籍韓裔學者格蕾絲·趙的非虛構作品《她是幸存者》。

本書講述了戰爭期間曾身為“洋公主”為美國士兵服務的韓國母親，在來到美國之后所經歷的精神痛苦，以及被母親培養成學者的“我”，思索如何打破話語禁忌，重認在歷史暴力夾縫中幸存的生命，并進一步地理解自我和世界。

“我將走出黑暗的青春期，走進另一個春天，生活將重新開始。”

在這走出黑暗的字里行間，充滿了勇氣與溫柔。

▲ 幼年的格蕾絲·趙被母親抱在懷中

?01

“你長大后想當什么？”

“你長大后想當什么？”我記憶中母親最早問我關于職業理想的問題是在我五歲時。她高亢、清晰的聲音就像玻璃杯相碰發出的，那是她想從你嘴里套話的信號。她跪在地上，長長的頭發拂過油氈，棕色的眼睛滿含期待地看著我：“啊，格蕾絲呀？”她勉強笑了幾秒鐘，酒窩消失在了圓潤的臉頰之中。

“當廚師。”話說出口的那一瞬間，我就知道自己犯了巨大的錯。

“當什么？！”她一躍而起，俯視著我。她的鼻孔張得很大，臉漲得通紅，然后用短句憤怒地說出了正確答案。“你可以當，醫生、律師，或者教授。”

那時的我真的想當廚師嗎，或者考慮過自己的未來嗎？我持懷疑態度，但就像孩子們經常會做的那樣，我也會想象自己從事我所看見的成人做的那些事。母親總是在做飯，但對她來說，那是一項義務，而非一份職業。

如果我當時年紀再大一些，我可能會意識到，她最近迷上了我編的一首歌，歌詞是：“我希望我是個鉛筆頭，鉛筆頭，鉛筆頭。”我用的是一種緩慢而悲傷的語調，有時還會將“鉛筆頭”換成“吃筆人”。但不管怎樣，我母親卻認為，這首歌意味著有一天我將成為一名偉大的學者，她還跟她認識的每一個人說我將自己的理想都記錄在了歌曲中。她用韓語給親戚打電話時，會在語速很快的老家慶尚道方言中插入慢速拼讀的英語語句“我希望我是個鉛筆頭”。切回韓語后，她的聲音中有一種輕快活潑的調子。那是我母親微笑時所發出的聲音。家里來客人時，她會給他們講述我的大師之作，并要求我演唱。那首歌還有配套的美術作品——我用鉛筆描畫的鉛筆圖片，她也會驕傲地展示那些素描畫作。

這預示著我將會成為一名學者。在韓國，小孩子過周歲生日時，家長會在她面前擺放預示著她未來的物件。如果她抓的是面條，那她將會長壽。如果她抓的是硬幣，那她將會是個有錢人。如果她抓的是鉛筆，那她將會成為一名學者。成年之后，我會和韓國朋友們開玩笑，說我母親操縱了這個游戲的結果，因為她擺了三堆鉛筆。格蕾絲呀，有一天你將成為非常——偉大的學者。她精心將這條信息植入了我夢想的最底層。那是我的命運。

“當廚師？那算哪門子的答案？”她對我父親嘀咕。

父親要她冷靜點，然后說了些什么，這些話日后將為我了解他們之間的文化差異提供線索。父親的母親是愛爾蘭裔加拿大人，他父親是英裔美國人，而且比他母親大二十歲。他會一期不落地購買《福布斯》和《國家地理》雜志，而且是公共廣播公司的忠實聽眾。“她可不是說要當負責煎炸的廚師，”他說，“她是指要成為茱莉亞·查爾德。”

“茱莉亞啥？”

“茱莉亞·查爾德，美國最著名的廚師。她的電視節目——”

“我不管！她不能當廚師！”母親只要大聲吼叫，渾身就會發抖。在美國生活的三年半時間，并未讓她接受烹飪是一份值得尊敬的職業的觀念，不管是不是在電視節目上做菜。烹飪是家庭主婦和工人階級才干的事——這兩種身份在很大層面上決定了我母親的人生地位。有趣的是，這件事發生時，她一定正在做飯，因為我的記憶中突然出現了一把刀。

她將目光轉回到我身上，手里緊攥著刀柄，手指關節都發白了，還隨著說話的節奏搖晃起那把刀。“格蕾絲，這個世界有那么多職業可選，但你，卻想要，當，一名廚師？”她憤怒得幾乎要流下眼淚來了，“不，你不會成為廚師。你永遠都不可能，成為，廚師。”她擊碎了我的廚師夢，怒氣沖沖地走到我們那座六室平房的另一頭去了。

02

“繼續用功學習吧，你可以做任何事。”

高中剩余的時間里，我都在學著與母親的精神分裂癥共處。我任由自己沉迷在音樂、文學和男孩子之中，抽大麻，每天躲在珍妮家。

母親會自言自語，會將大量精力用來與伯奇黨人及羅納德·里根做斗爭，但她還算正常，所以家里人都設法假裝我們是個正常人家。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大家學著忘記我對她做過的那件可怕的事，忘記那些聲音是如何迫使我做出那件事的。的確，有些時候，她還是從前的自己，足以讓我相信她已經恢復。有些時候，她會離開電視機，花一天時間去“任你摘”農場采摘草莓，第二天制作果醬，或者做一頓大餐，盡管沒有什么特別的事。還有些時候，她會說一些政府尚未在她大腦中安裝監控設備時經常說的慈母教誨。我從來沒有上學的機會，但是你有。格蕾絲呀，繼續用功學習吧，你可以做任何事。你的前途是那么光明。

或許那正是我毫不猶豫去了三千英里外的大學念書的原因，因為我拿到布朗大學錄取通知書那天，父親泣不成聲，雙手顫巍巍地把那封信讀了一遍又一遍，因為母親人生中第一次喝了一杯香檳，在客廳里轉著圈跳舞，因為我知道對我出身無名家族的父母來說，這是一件多么驚天動地的大事。從我意識到母親心愿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她希望我能進入常春藤盟校。

我為自己被錄取而感到無比自豪，父母的喜悅更是放大了我的驕傲。最重要的是，我感受到了自身欲望所帶來的痛苦。我想超越悲慘小鎮和母親的妄想癥的束縛。世界再一次變得無限廣闊，我將走出黑暗的青春期，走進另一個春天，生活將重新開始。

而且，去上大學讓我與家里保持了距離，加上身處各種思想和批判性思維的世界，這些最終將引導我去探尋母親精神分裂癥的肇因。每一次獲得新發現，我的“恨”就與她的“恨”糾纏得更加緊密，我能收集到更多的情感殘余，讓我在生活中做出決定時擁有更多的力量。當我努力想解開我們的“恨”時，松開的線頭將我帶回到1986年，十五歲的我第一次通過“用后即棄”的視角觀察母親，第一次意識到，她的人生被騙走了，她被丟棄在大地上，像個孤魂野鬼一般四處游蕩。

03

“目空一切的那種愛。”

我成為學者的故事——我在幼兒園所受的苦難，母親為了給我創造有利的成長條件所做的巨大努力——講起來并不輕松。我只能通過將零碎信息拼合起來，以及幾張清晰快照來理解這個故事。五歲時，我懂得了，告訴母親你想當廚師這個行為所具有的摧毀力是如此巨大，大到后院的樹木都會在她的怒吼中顫抖。那些樹木——當時正在開花的李子樹、糖槭、山茱萸、橡樹——是我的親密伙伴，我認為它們擁有神秘力量。十年之后，當母親表現出精神分裂癥的癥狀時，它們將成為她的幻聽之源。

時間繼續往后推大約二十年，你就能瞥見，我五歲時與母親第一次產生難忘沖突造成的后果，被掩埋在目睹她崩潰所產生的情感余波之下。到三十三歲時，我有十八年都在目睹她與精神分裂癥做斗爭，同時還要應對我自己在希望與絕望之間坐過山車的心理狀態。我的整個成年生活都是被母親的精神痛苦與我想讓她重燃生活欲望的渴望塑造的。因此，在三十三歲時，我成了她曾夢想著我能夠成為的人。我的名字后面多了各種頭銜，其中最重要的是博士。但讓她難過的是，我也從一所烹飪學校拿到了糕點藝術專業的結業證書。

在我拿到紐約市立大學社會學教授的終身教職之前，我一直在努力把自己的烘焙生意做起來。這個終身職位占據了我所有的時間。我不再烘焙了，幾乎沒有時間為自己做飯，但在我母親看來，那都是極好的消息，因為不可能有比被人稱為“教授”更好的榮譽了。她曾告訴我：“如果我是你，那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她不是我，我沒有那么幸福。然而，我還是沿著那條道路走了下去，因為我被一種償還欠她的債的需求驅動著。

從個人層面來說，我欠她的，我知道，一直以來，她唯一的動力就是給孩子們創造一種有選擇機會的生活；但還有社會層面的債——美國社會欠他們的，移民為他們創造食物、清洗廁所、養育子女；大批年輕女性將身體和性勞動投入到國家安全的前線，卻從沒有人向她們表達過“謝謝你們的貢獻”，韓國社會欠她們的。這兩個社會都沒有人向債權人表達過感激。相反，欠債者卻將他們當成社會弊病的肇因、需要鏟除的對象。這種無法逃避的感覺驅使著我，社會欠我母親的債正在將我壓垮，唯一能減輕負擔的方法是，我自己來做出一些償還。通過成為她夢想著我能成為的“偉大學者”，我或許能幫她找到些許救贖。通過研究并試著理解她的人生，我或許也能找到些許救贖。

三十七歲時，我成為一名終身教授，出版了第一本個人著作，是關于朝鮮戰爭的幽靈的——這本書是受母親的啟發而作，我將它獻給了母親。我開始做研究并撰寫那本書，是想以此來回答沒有人愿意給我答案的那些問題。

我向出版社交稿后的幾個星期里，當我去新澤西州探望她時，她從我的包里抽出一本書，驚奇地盯著封面，問我：“這是你寫的書嗎？”

“不是，”我笑著說，“得花很長時間來制作呢。”

但在我三十七歲那年，我拿到了封面設計方案，兩天后，當我正幻想著能拿給她看的時候，發生了另一件事。“看啊，媽媽，”我本打算對她說，“這是我寫的書。”

04

“那對珍珠耳環仍在那里。”

我最后一次走上樓梯，走進我母親那間她非“絕對必要”決不離開的單間公寓。

她不在的時候，我從來沒有進入過她的公寓，也很少看到里面窗簾拉開的樣子。陽光透過陽臺的玻璃門傾瀉而入，照亮了房間里的每一樣物品。她真的走了。

奶油色的沙發變成了灰色，坐墊中央的部位磨損了，她的皮膚接觸過那里的布料。

沙發上的污漬，是她突然離開所留下的明顯印記。陽臺苦澀地提醒著，她沒有能力走出去呼吸一口新鮮空氣。

我最后一次見她時，她要我去韓國市場買魚肉煎餅和一些法莫替丁，因為胃病一直困擾著她。她那段時間還出現了腹瀉癥狀。哥哥發現她倒在地板上已沒有生命跡象后的幾個月里，雜貨清單是困擾我的幾件事情之一。

正式公布的死因是“心肌梗死”。

我試著根據嫂子的描繪，想象母親遺體的模樣。“她蜷縮在地毯上，雙手托著頭，像是睡著了。她看上去很安詳。”我曾見過父親心臟病發作，知道那不可能是平靜入睡的樣子。

母親去世的幾個星期前，一次我去探訪她時，她從沙發上站起身，走到了電視柜上擺放的黑色螺鈿小花瓶旁。

“這是我放珍珠耳環的地方。萬一我出了什么事。”

她從花瓶中輕輕拿出一沓廚房紙巾，將之展開，捧起里面包裹的一對珍珠耳環，沖我打了個手勢。

“給你的。別忘了。”

我內心有點狐疑，她是不是又在計劃自殺了，但這個想法剛一產生，我就將它打消了。她已變得不大相同。十四年過去了，她已完全不是我二十歲出頭時有自殺傾向的那位母親。再加上她說那句話時心態似乎很樂觀，我便沒有多加理會，權當這是她長期養成的泛化災難性思維習慣，隨時在準備應對緊急情況。

她去世后，我想起那對耳環和法莫替丁，并與哥哥討論了她是否更有可能死于用藥過量，或者隱瞞了某種嚴重的疾病。我哥哥的猜測是：“誰知道那些藥物對她做了些什么？”

那對珍珠耳環仍在那里，被層層邦提牌紙巾包裹著，放在花瓶里。 我將這個小小的包裹放進背包，一種撕心裂肺的感覺攫住了我；她當時就知道自己行將離世了。

我最后環顧了一下房間，讓自己去理解那種感覺。這是我母親神秘死亡的場所，是她孤獨、乏味人生的終場之地，但也是她的救贖之地。她在這里度過了精神分裂癥發作后最美好的時光，她在這里學會了重新享用食物、索求她想要的東西。在這里，我們分享了她自年輕時代就未再吃過的飯菜。

她在談論年輕時吃過、想吃或被剝奪的食物的間歇，也分享了自己過往的細枝末節，面包屑標記的小路將領著我走向自己的家族歷史。

學者格蕾絲·趙

文字丨選自《她是幸存者》，[美]格蕾絲·趙， 陳磊 譯，北京：九州出版社, 2024-06

圖片丨部分源自攝影師Anna Nycz、 Kolja Eckert、James Ratchford 作品

來源丨楚塵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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