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拉·柯特萊西（Paola Cortellesi）的長片首作《還有明天》終于登陸中國大陸院線。早在去年，它就已登頂豆瓣年度冷門佳作榜。在意大利本土，它是2023年度票房冠軍，打敗《美麗人生》，成為意大利影史票房第九。今天，打開豆瓣，《還有明天》的評分已經攀升到9.4。

上個周末，在上臺參加映后談之前，寶拉·柯特萊西跟我們聊了聊。社交媒體上，風靡著她在映后中回答的每個問題，每個動作和表情。

一位觀眾在我們采訪寶拉·柯特萊西導演的視頻下留言，“走出電影院的時候，看見好多女孩都拿著電影的海報周邊，那一刻特別想哭。電影票就像是我們的選票。”

伴隨著對《還有明天》的二刷、三刷，我們想邀你共讀影片中的五個細節——那是寄居于床單、巧克力和香煙之間的，我們的明天。

有多少人在電影院里全程提著一顆心，希望結局千萬不要是迪麗婭跟汽修工私奔？

在映后談中，導演提到，關于結局，片中早就埋下很多伏筆。仔細搜尋，原來，街頭的海報是貫穿始終的線索。

讓我們回到影片開頭。又是新的一天，迪麗婭做完家務，出門打零工。

她走過長街。路過穿著單薄的乞討者，身著各色制服的士兵，享受理發服務的男人。街上，毛驢車與美軍巡邏車交錯駛過，瘸腿拄拐的男人盯著路過女人的腰臀。小攤上蔫掉的菜、墻上的彈孔、老舊的自行車，無一不訴說著戰后的蕭條，當時社會的貧富差異和性別不公如數盡顯。

人群中，幾個年輕人在看報、發傳單。迪麗婭準備轉彎的路口，一輛掛著FRASCATI（白葡萄甜酒，產于意大利中部小鎮）牌子的貨車停靠在側，與之平行的墻邊，幾個工人正在爬梯子貼海報，百廢待興的氛圍隱約浮現。

以如此隱蔽的方式，海報第一次出現了。

這是導演寶拉·柯特萊西的奶奶生活的年代，她說，在聽奶奶講述過往時，她腦海中總會自然浮現黑白的畫面。

當時，電影設備因戰爭遭到破壞，此前的創作無以為繼，一部分渴望顛覆傳統的電影人，開始通過更為樸素的紀錄式鏡頭表現社會矛盾，用攝影機容納?常世界的情緒，「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由此誕生。

《偷自行車的人》（1948）

新現實主義電影中的墻上，也總是貼滿新舊交疊的海報。《偷自行車的人》中，主角里奇在失業兩年后終于找到一份貼海報的工作，他手中的電影明星海報，是對階級差異的諷刺。

除此以外，當時，意大利街頭海報的內容往往是罷工通知、招聘廣告或政治標語。迪麗婭和好友瑪麗莎坐在咖啡館外聊天時，身后墻上疊滿敬告婦女的宣言；投票現場，寫著“正義”和“自由”的海報更是占據整面墻壁。

可以想象，1946年，當意大利女性第一次擁有選舉權時，海報無處不在。它們充斥著生活的背景，通過直白的“刷屏”，鼓勵埋首瑣碎日常勞動的女性開始產生對明天的期盼。

影片結尾，迪麗婭投完票后，與人群中的女兒相視一笑，A Bocca Chiusa（《閉上嘴巴》）的唱詞隨即響起：“我只有嘴里這條舌頭，即使你把這個也割掉，對不起，我也不會停下來。即使我閉著嘴，也可以歌唱。”

“不會閉嘴”是迪麗婭的公公嫌惡她的原因，也是她在日常中最微小的反抗：質問傘具店的老板為什么給她更低的工錢，開口糾正打斷妻子說話的傲慢男主人。

寶拉·柯特萊西曾說：“當時，女人被要求閉嘴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包括中產家庭的太太和有名望的女性，都被認為是家里男人的從屬。”于是，音樂就變成無比重要的聲音。

影片開頭，迪麗婭被一個耳光叫醒。這時，背景音樂Aprite Le Finestre（《最好的一天》）響起。這首創作于1956年的意大利經典老歌曾被無數后人翻唱。

歌詞唱著，“我打開窗戶，呼吸春天清新的空氣”，鏡頭卻拍下一只狗往她居住的地下室的低矮窗口撒尿。在它的烘托下，迪麗婭既像一個即將登入生活劇場的演員，也被塑造成一個模式化履行家庭義務的機器人。

微妙的反差似乎提示著，接下來的整部電影就是要解開這“不對勁”的一切。

片名出現，銀幕畫幅展開，音樂隨之驟變為美國樂隊Jon Spencer Blues Explosion在1998年發行的搖滾歌曲Calvin（《加爾文》）——它顯然出自寶拉·柯特萊西的青春時代。

以此為界，電影并未流連于單純展現迪麗婭所遭遇的“苦難”，而是悄悄成為了她在日常中醞釀的行動的同盟。

音樂的設置，似乎就是導演在告訴我們，影片講述的是主流之外的女性歷史，那里有她們抿著嘴唱出的歌。

以歌舞表現家暴是影片的亮點之一。當丈夫伊凡諾的舞步在擁抱和施暴間交替循環時，背景音樂Nessuno（《沒有人》）唱著：“沒有人能將我們分開”，“這份愛將到永恒”。

導演以此指出家庭暴力中復雜的真相——浪漫愛制造的幻象和不維護女性的婚姻制度構成了雙重陷阱，讓受害的女性無法掙脫，甚至自我欺騙。“我能走去哪呢？”面對女兒的質問，迪麗婭喃喃自語。

直到迪麗婭狂奔去投票，快節奏的英文說唱Bombs Over Baghdad（《巴格達上空的炸彈》）響起，她的情緒也隨之得到釋放。

“正是這些默默無聞、沒有發聲機會的女性，構建了我們社會的根基。”寶拉·柯特萊西告訴我們。而片中制造出時空錯置的音樂，以今天的目光，飽含溫柔和理解地注視著昨日的女性。

如果說有什么元素，最大程度地串聯起了迪麗婭的不同困境，一定是那兩塊“從天而降”的巧克力。

幫美國黑人士兵撿起丟失的照片后，迪麗婭獲得了兩塊巧克力作為答謝。對于生活困窘的她來說，巧克力并非日常的食物。迪麗婭將巧克力作為“好消息”帶回家，等待她的卻是一場家暴和蕩婦羞辱。

二戰后，因北約框架和經濟軍事援助，意大利被美軍間接控制。巧克力既是人道主義的符號，也隱含美式文化的滲透。

迪麗婭的丈夫視她為私有物，總以自己打過兩次仗為由，對她進行身體和精神的剝削。在看到巧克力的瞬間，他感到自己在家庭與國族層面的自尊被雙雙擊潰，并理所當然地視妻子為發泄出口——影片勾勒出了生活在戰后貧困下的女性面臨的普遍困境。

巧克力作為一種額外的資源，也成了迪麗婭兩個兒子爭奪的對象。他們爭搶食物，也爭搶姐姐的床、爺爺的房間。從公公到丈夫，再到兩個兒子，有毒的男子氣概、冷漠的父子情感如同臟話一般，在這個家庭里代代相傳。

影片也巧妙地利用了我們看到巧克力就想起浪漫愛情的刻板印象。迪麗婭將它送給那個叫尼諾的修車工，好像是在傳達塵封暗涌的情愫。尼諾掰下一小塊遞還給她，兩人隨著浪漫的音樂咀嚼，粘在牙齒上的巧克力漬，像是另一種形式上的吻。

幽默的是，咧嘴笑的滑稽造型又將浪漫感瓦解，發出一記對浪漫巧克力廣告的頑皮暴擊。在這個有些古怪的畫面里，愛與尊重的不可及、尼諾的怯懦與自私、還有那句“我一不留神他就把你搶走了”中隱藏的危險占有欲，就這樣明晃晃地橫亙在了深情的對視間。

寶拉·柯特萊西告訴NOWNESS，迪麗婭和好友瑪麗莎坐在咖啡館外閑聊、抽煙和吃甜點，是她在片中最愛的畫面。

“兩個女性間的情感非常真摯，是那種雖然不是生活的核心，卻始終存在著的愛。讓這一刻特別的，并不是抽煙或叛逆，而是迪麗婭感到自己像青少年一樣，初次探索世界。她是個一生都在為別人奉獻的女人，而這一刻，她為自己做了一件很小的事，并為此感到興奮和幸福。”

分別前，瑪麗莎又遞給迪麗婭另一根煙，迪麗婭將它揣進連衣裙的口袋。在下定決心去投票的那個晚上，迪麗婭扎起頭發，把新做的上衣、口紅和選票收進手提包，用笨拙的字跡寫好給女兒的便條。然后，她走上天臺，點燃了這根煙。

事實上，香煙這一元素與女性覺醒的歷史有密切的關聯。

長期以來，吸煙是男性的特權，也是女性墮落的象征。早期對于婦女吸煙禁忌的打破，本質是為增加女性煙草消費而打出的公關牌。1929年，受托于美國煙草公司，愛德華·伯內斯雇傭了一支婦女吸煙隊伍，參與復活節游行，并拍攝了精美的照片。

后來，女記者露絲·黑爾也呼吁女性加入游行，“女人們！再次點燃自由的火炬！再一次反對性別禁忌！”，將吸煙與女性爭取選舉權的政治訴求結合。

片中，香煙也作為男性雄競的道具出現。女兒馬切拉的富人未婚夫一家來到迪麗婭家吃飯，席間，伊凡諾指使不能上桌的迪麗婭，“去把我的煙拿來。”聞言，親家男主人拍桌而起，正當我們以為一場肢體沖突在所難免時，他卻只是把煙盒舉到伊凡諾面前，“尊敬的伊凡諾，如果你允許的話，我請你抽些真正的煙草。”伊凡諾悻悻接過，兩人點燃香煙，重新相對而坐。香煙幫男人決出了他們世界的秩序，讓他們在其中繼續協商利益交換。

對比之下，迪麗婭與瑪麗莎之間的分享顯得那么真切與珍貴。寶拉·柯特萊西在中國的一次映后中說，意大利語中常說的是“姐妹情”，而不是“兄弟情”，“在爭取權利的過程中，女性內部的連接和團結非常重要。”就像影片最后，所有女性都為了共同的明天站在了一起。

2023年，《還有明天》首映兩周后，意大利發生了一起兇殺案，一位男子殺害了自己的前女友，引發全社會的震動和抗議。截至當時，意大利平均每三天就有一名女性死于謀殺，50%的女性是被其伴侶或前任殺害。現實與電影的互文讓我們意識到，性別暴力仍在繼續。

電影中，1946年的這場政體公投，奠定了意大利現代民主的基礎，為后續世俗化改革提供了制度框架。在影片沒有描述到的未來，女兒馬切拉這一代和更年輕的意大利女性爭取到了離婚權（1974年）和墮胎權（1978年）。

也許我們都很容易忽略，床單，這個從第一個鏡頭就存在的元素，這個遍布城市空間的日常用品，才是一直在場，陪伴迪麗婭完成每一次轉變的見證。

晾曬床單的天臺，是屬于女人們的討論投票的場所，“我們去投票，事情會改變的。”，“沒錯，但只是形式上會改變。”她們調侃著，深知投票并不能從根本上打破她們的困境。

公投前夜，當迪麗婭站在院子里抽煙時，夜晚的風吹動她身后晾衣繩上的床單。她知道，一次投票并不能幫她完成“出走”，但她完全地相信，自己應該這么做。

床單，女人日夜的勞動漿洗它，也將自己的智慧和聯結蘊藏其中。迪麗婭的丈夫沒能察覺她并未為女兒縫制婚紗，也不會知道選票就藏在房間的抽屜里面，都正是因為他對女性的日常勞動的漠視。迪麗婭通過操持家的秩序而瓦解家，這本身就是一種微小的反抗，一種柔軟的才華。

寶拉·柯特萊西曾表示，這部電影也是為了她的女兒而作。她希望女兒知道，今天看起來稀松平常的女性權利，是很多代女性努力爭取的結果。

“盡管今天，大家已經意識到，過去被視作理所當然的性別觀念，有很多都是錯的，但遺憾的是，從以前直到現在，它們仍然存在。”她說。

如何改變這一切？電影給出了它的答案——過一種有覺知的生活。

《還有明天》上海觀影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