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花樣年華》）

影視劇里的香港，總是奔走在時代前沿，它商業化、快節奏，讓人一刻無法停歇。身為學者，葛亮不僅看到這座城市的這一面，也關注它的另外一面。在他的小說里，有無數個活躍在市井之間的個體，他們的命運浮浮沉沉，再大的浪潮似乎也無法將其擊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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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桃子醬

2000年，作家葛亮從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前往香港大學攻讀碩士，接著是博士。依照常理，生活環境的轉變，或多或少會帶來一些不適應。但葛亮并無太多這樣的感覺。讀書那幾年，他在西環到上環一帶活躍，“那是香港最為古典、最有煙火氣的區域”。

沿著許地山、張愛玲等前輩的足跡，他感受著那里獨有的人文氣息。作為一個南京來客，他反倒在異鄉生出些“銜接感”。不過，回溯這些往事，葛亮也說，如果當時一下子就把他拋到中環，到國際化的公司做白領，那估計他也會感到些微突兀。

影視劇里的香港，總是奔走在時代前沿，它商業化、快節奏，讓人一刻無法停歇。身為學者，葛亮不僅看到這座城市的這一面，也關注它的另一些面向。在他的小說里，有無數個活躍在市井之間的個體，他們的命運浮浮沉沉，再大的浪潮似乎也無法將其擊倒。“這正是香港迷人的地方之一，在城市神話的背后，有許多種生命的彈性。”葛亮說。

（圖/《歲月神偷》）

葛亮提筆寫下他們的際遇流轉。中篇小說 《飛發》就是如此，它講述了“樂群”“溫莎”兩家理發店及其主人的故事。 兩代人，一個行當，一座城，被葛亮勾勒出來。

那些故事，是他在北角收集到的。“北角是香港重要的移民區域，早期叫‘小上海’，后來閩越人來此定居，又被稱為‘小福建’。到那處走一走，就能看到，存留的文化里，既有包容，也有碰撞。”

在北角，葛亮常去一家老式上海理發廳。修剪頭發時，師傅常會與他交談。葛亮不想把那個過程形容為“采訪”。他覺得，那樣太過冰冷，聽師傅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娓娓道來的感覺就很舒服”。

他從師傅口中聽過很多鮮活的人生故事，“我內心非常愉悅，因為你感受到的并不是一個人用器具在你頭上作業，而是有一座非常重要的橋梁，連接了兩個相異的生命個體。”葛亮希望用小說講講那個年代，也寫出人生的況味，便有了《飛發》。

收入《飛發》《阿德與史蒂夫》《泥人尹》等作品的中短篇小說集《飛發》入選“2024年度南方好書”。為此，《新周刊》記者對葛亮進行了專訪，聊了聊小說，也聊了聊他在香港的生活。 以下為訪談實錄。

《飛發》

葛亮 著

花城出版社，2024-4

不同的文化因子，會在某個節點相遇、碰撞和銜接

《新周刊》： 在《飛發》的開篇，你寫“這些人的天地銜接古今中西、世相萬物”。小說是怎么體現這一點的？

葛亮： 這篇小說中，理發更多的是一個載體。作為一個匠種，它的工藝性可能不是那么強，所以小說也就圍繞著社會性展開，畢竟，這是我們的日常所需。

在這之中，包括一些技藝的傳承，也能聯結整個社會的脈動。就像發型的審美，從不是一個獨立性的意識，而是隨著整個社會發展的。在宏觀的社會場景之下，飛發也就成了日常的審美載體。

這篇小說表面上是圍繞兩個理發師，實際上是在呈現香港，它可以是一個器皿，當中有不同的文化因子，上面所附著的社會性和歷史性，會在某一個節點相遇、碰撞和銜接，進而產生新的文化變體。

位于香港彩虹村的上海華麗理發公司的師傅。（圖/Facebook@上海華麗理發公司）

《新周刊》：在《飛發》中，你寫道：“香港就這一點好，交易都在明處。哪怕中間有情，都是實打實的，沒有一絲虛與委蛇。”在香港生活、工作這些年，你覺得這里在人情交往上和內地的顯著差別體現在什么地方？

葛亮：毫無疑問，香港整個的城市建制，受到了西方的影響。這確實是一個典型的、在所謂資本基礎上生長起來的社會形態。它是個法理社會，與費孝通先生講的禮俗社會不一樣，這里較少地依附血緣和地緣。它的主要依據是契約，這也就導致，它有著簡潔明快的一面。

當然，香港社會還有另外一面，因為它也是移民社會，就像北角那樣的地方，還有比較濃重的禮俗社會的特征。 兩 者在香港實際上構成了一個既多維、在不同社會層面也行之有效的原則。 在這里生活，我的體會是，這種系統下，每個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心里的安居之處。

（圖/《大時代》）

《新周刊》：在小說里，你用了很多筆墨來講整個時代的發展，比如用了一些數據來表明經濟、就業和消費等。在那樣蒸騰的時代里面，普通個體也是受益的，你覺得那時人的精神狀態如何？蒸騰之后覆滅，這種對比，對人的沖擊體現在哪些方面？

葛亮： 在香港，人和時代的脈動牽連是非常緊密的。 房地產、金融這類產業，使得香港的經濟發展既是一日千里的，又是跌宕起伏的。 有部電視劇叫《大時代》，就講了許多有關本地經濟發展的內容。 后來還變得很有意思，但凡《大時代》重播，香港的股市就一定會有很大的震蕩。其中鄭少秋飾演的角色名叫丁蟹，所以這種震蕩在坊間被稱為“丁蟹效應”。 這種個人和整個城市之間的起伏關聯，也是我想在小說里表達的。

另外，我想說的是，香港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夢想，最后才構成了共有的城市神話。 那個夢想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奮斗而改變命運。 羅文有首歌叫做《獅子山下》，即以此為主旨。 所謂“獅子山精神”，就反映著與命運搏斗的命題。 這種博弈，必定有輸有贏。 和時代博弈失敗的人，倒也能接受原來的狀態，回到原初的位置，去追求更實際的生活。這種能屈能伸，是了不起的生命特質。

（圖/《大時代》）

《新周刊》：有沒有印象深刻的例子可以分享？

葛亮：我在小說里寫過一個細節。就是莊師傅的店里，一張最普通的理發椅，大概要400塊。這幾把椅子的價值，當年是可以在香港買層樓的。莊太太說，如果選擇買了樓，現在樓市這么好，他們放租出去，從此就不用再開店為生計奔波了。但莊師傅聽了也只是就笑一笑，說還是喜歡工作，這和他自己的境遇沒關系。

你就可以看到，其實每個人都在博弈，機遇在每個人周圍存在。一個人在當時的選擇，也許現在回看會有些唏噓，但是從他的角度來說，就是安之若素的，因為他不后悔。 這就是這個城市帶給每個人的生命彈性，它的文化張力是巨大的。

匠人的境界體現，是“人化于器”

《新周刊》：小說中，你展現了很多手藝人的細節，比如，“莊師傅剪頭發，不用電推，只用牙梳和各色剪刀……無須思考的動作，像是本能”。這些傳統手藝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么？你怎么理解這種堅守？

葛亮： 我當時在做一系列有關非遺的課題。我一直在思考，匠人到底是什么？

我們總是講，匠人是通過自己做一個有生命的機體去傳承某些東西。 其實他們還挺自洽的。 在日本，有一個大工匠叫小川三夫，他專門修復大型木建筑，包括宮殿、佛寺等。 他完全不依賴于機器作業，這是基本原則。跟他學徒的時候，學習過程中甚至不能用手機。 他說，用人手、刨子去和木頭接觸的過程，會感覺到自己進入樹木的生命肌理。 這個話對我的啟發很大，我從中感受到了“人化于器”的這種關系。 飛發也是一樣，理發師通過器具去完成自己的技藝，同時又將自己的生命經驗置入手下的器具之中。

上海華麗理發公司于1964年由祖籍上海的徐在茲在香港北角創辦，后遷到彩虹村。（圖/Facebook@上海華麗理發公司）

《新周刊》：小說里還有一處，“一個飛發佬的兒子，卻去了別人那里剪了頭發，并且是他從未操刀過的發型”。這樣的舉動某種程度上涉及老師傅的尊嚴。你覺得他們在與時代的碰撞時，心境如何？

葛亮：這里涉及兩個問題。一個是代際問題。年輕人總有自己的思維，也有相對叛逆的一面，需要新鮮感，上海理發店進入香港時，代表的是高端、時髦，年輕人當然會向往。另外，我覺得還存在價值觀問題。這也就導致翟家兩兄弟的人生路徑是完全不一樣的。

在審美上，這種對于風尚的不同理解，既關乎代際，也關乎價值觀。小說最后，翟康然用所師傅教的技藝，為自己的父親臨終前剪了最后一個頭。我想呈現一種和解，也表達一種百川歸海的感覺。

香港一家上海理發店內景。（圖/ourchinastory.com）

《新周刊》：你完成這篇小說其實有些年頭了，現在回頭看，有沒有新的感受？

葛亮：香港社會中，有撞擊也有融合，最后還會出現文化變體。我覺得這是這座城市教會我的最重要的事情。我在寫作上也是一樣。我一直覺得，傳統文化是我們的精髓所在，但是我希望把它放在一個新的語境里表達。這也是時至今日我回想起來，這篇小說想呈現的內容。

迥異的書寫對象，分外精彩的人生

《新周刊》：《阿德與史蒂夫》講的是偷渡客的故事，你為什么會關注這個群體？你覺得他們身上有什么特質？生活中你是否接觸過類似個體，有沒有讓你覺得難忘的互動？

葛亮：剛才講到，香港是一個大型移民城市。有些移民是合法的，有些則處在灰色地帶。在香港，偷渡客曾被稱為“督卒”。你能看到，一方面，阿德生活得非常艱苦；另一方面，他又有他自己的一種自在。他在一個熟悉且相對封閉的社會體系中，還有人生希望。

借這個群體，我也希望表達香港作為城市的包容。這種包容力是在不同的現場、不同的角落、不同的位置、不同的空間之中，每個人都可以安放自我。不過，社會終究有自己的運行規則，所以這些個體也有時候不得不去遵從規則。這或許有點無奈，但是在阿德身上，我們還是看到了生而為人的痛與快。

在電影《甜蜜蜜》中，黎明和張曼玉扮演兩位香港新移民。（圖/《甜蜜蜜》）

《新周刊》：《泥人尹》這一篇也是寫匠人，與你之前所寫的《瓦貓》似乎有共通之處。你經常描摹這些匠人的處境，你覺得最可貴的部分或者說最讓人珍視的部分是什么？

葛亮：在接觸他們之前，會對他們有一種想象，不免就會在內心產生一種挽歌式的表達。但深入生活之后，就會發現，他們內里的復雜性。我曾經接觸過一個木雕造像老師，后來，我把這個角色寫到了《靈隱》這部小說里。他兒子在普華永道工作，我就問他，會不會覺得后繼無人？他說：“我做好眼前的事情就好。”有些研究機構在跟他合作口述史，還有學者、專家用技術手段為他的作品建模，在未來可以精準復刻。因此，他并沒有什么遺憾。他有句話說得很好：“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匠人，不可能總是以現在的方式去衡量未來。”

《瓦貓》

葛亮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2

《新周刊》：書中還收錄了你的散文《貓生》，講述你童年時與貓的種種往事，與動物之間的這種情感羈絆，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動物的哪些瞬間，能讓你感覺到那種生命的靈性？

葛亮：我覺得動物能提供一種新視角。在和它們互動的過程當中，你會暫時忘卻自己是一個人，會進入它們的行為和邏輯體系進行思考。通過那種方式，內心會變得非常開闊，因為沒有那么多價值體系和社會經驗的束縛。這也是為什么我有時候會寫一些動物題材的作品，包括以前的一些篇目，會以動物命名。

在改革開放潮流中得風氣之先的廣東，同時也是文學高地、出版高地。

由南方出版傳媒評選的“2024年度南方好書”，是對過去一年旗下11家出版社所出版優秀圖書的一次重要回顧。《飛發》即在進入榜單的20種好書之列。這份榜單涵蓋新南方寫作、地方文化、灣區風采等主題，讓我們得以觀察到當下的文化趨勢和社會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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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L

編輯丨桃子醬

校對丨嚴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