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論及明末小說《金瓶梅》,他說: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modern times,it has been regarded by many critics as one of the greatest novels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這句話提到《金瓶梅》是the greatest novel (最偉大的小說/第一流小說)。
值得注意的是,greatest這評價是 many critics 給的,而不必是張教授本人的看法。張教授本人對《金瓶梅》的評價似乎不高。何以見得?
《金瓶梅》是一百回的大書,然而,張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書中的評說卻只有寥寥三個段落。這三段中,略提及西門慶和潘金蓮之間的故事,無法涵蓋《金瓶梅》的重要內容。
此外,西門慶的死于第七十九回,到第八十七回潘金蓮又被殺,第八十八回后的故事根本就不是以西門慶和潘金蓮這兩個角色為主?!督鹌棵贰啡珪鴮懥私賯€人物,各有悲歡離合的故事,殊不簡單。
值得注意的是,張隆溪教授所寫的三個段落中先后出現moral, morality, moralistic (Zhang 2023:336-237)。看來道德問題是張隆溪教授討論《金瓶梅》的關注點之一。道德批評是個老話題,明末的東吳弄珠客已經稱《金瓶梅》為“穢書”。
《金瓶梅》如何脫去穢書之毀,然后“躍升為”第一流的小說?本文圍繞道德批評、《金瓶梅》的讀法等問題略論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一書涉及《金瓶梅》的部分。
《洪濤金瓶梅研究精選集》
Pang Jinlian是“龐金蓮”還是潘金蓮?她沒被武松殺死?
《金瓶梅》在張著文學史書中所占的篇幅不多,這也許是無可厚非的,因為張隆溪教授有權決定關于《金瓶梅》要用多少篇幅。
一般而言,史家必定要對史料和素材做適度的提煉、裁剪,史家也可能不重視某類作品,例如,錢基博《中國文學史》有“明文”“明詩”“明曲”“明八股文”專章,卻無“明小說”的位置?!?/p>
錢基博《中國文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
關于《金瓶梅》的部分,張隆溪教授一開始就將《金瓶梅》第一女主角(潘金蓮)的名字寫錯。這令讀者感到張教授不大重視《金瓶梅》。
張隆溪教授這樣寫:
The novel borrows the story of adulterous affairs between Pang Jinlian and Ximen Qing from Water Margin, but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episodes in Water Margin that we discussed in Chapter 15: Pang Jinlian is not killed by Wu Song but becomes a concubine to Ximen Qing...(p.336)
張教授這句話,引出幾個疑團。
Pang Jinlian 應該是“龐”金蓮吧?
張教授又說:...Jin refers to Pan Jinlian, literally “Pan the Golden Lotus”;……。那么,Pan Jinlian 和Pang Jinlian, 是兩個人嗎? 外國讀者讀到這里,心里難免生出疑問。
Pan 寫成Pang,可能只是筆誤造成的,但是,Pang Jinlian一再出現,似乎反映了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書中涉及《金瓶梅》這部分(三個段落),沒有得到嚴謹的審讀和校閱。
書中的英文拼寫出錯這樣的問題,可能屬于校對上的疏漏。書本如果將來有機會重印,改正就可以了,沒什么大不了。令人感到愕然的是張教授書中還有一句:Pang Jinlian is not killed by Wu Song...(p.336)
崇禎本《金瓶梅》第87回附圖“武都頭殺嫂祭兄”
Pang Jinlian is not killed by Wu Song 這句話明顯與《金瓶梅》所寫不相符,因為《金瓶梅》中的潘金蓮是被武松殺死的(崇禎本《金瓶梅》第87回“王婆子貪財忘禍,武都頭殺嫂祭兄”?!巴湣保~話本作“受報”)。
張教授也許是想表達:潘金蓮沒有馬上被武松殺死。在《金瓶梅》中,潘金蓮還多活了些日子,而且嫁了給西門慶。
潘金蓮和西門慶的背德故事屬于《金瓶梅》的前部。潘金蓮毒殺武大郎之后,《金瓶梅》沿著通奸一脈接著寫西門家的種種奸情,其中性描寫引發了衛道之士的激烈反彈,致使《金瓶梅》在文學史上幾乎不能立足。
我們嘗試討論張教授書中的“道德”觀念和相關問題。
《夢梅館新校十八開本金瓶梅詞話》,里仁書局2020年版。
關于“清晰的道德譴責(clear moralistic condemnations)”
張隆溪教授表示,《金瓶梅》詳寫性愛場景,卻無clear moralistic condemnations。張教授的原話是這樣的: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is definitely not a morality play and the narrator seems to savor the many depictions of sexual scenes with graphic details but without clear moralistic condemnations.
上面這句話的大旨是:“敘述者對性愛場面津津樂道,詳寫性愛場景卻沒有明確的道德譴責”。這句話之中有個but, 似乎略有“應該有卻從缺”之意。
請注意:按英語文法,這句話沒有but也是沒有語病的。當然,張教授沒有明說必須有 clear moralistic condemnations。
無論如何,clear moralistic condemnations是必然需要的嗎?
《金瓶梅》書中有些性愛活動屬于夫妻之間的正常生活,作者描寫這些場景根本沒有理由要做moralistic condemnation, 例如,小說詳寫西門慶和妻子吳月娘夫妻交歡,這有什么可以指責的?
《金瓶梅》第21回,西門慶因家中妻妾之間有矛盾,加上各種紛爭,一度和妻子吳月娘不和,終于西門慶聽到吳月娘的祈禱話語,知道她的苦衷,就和吳月娘冰釋前嫌。兩人關系得到緩和,隨即云雨一番。
在這場景后,詞話本接著寫:正是“意恰尚忘垂繡帶,興狂不管墜金釵?!庇性姙樽C:“鸞亂釵橫興已饒,情濃尤復厭通宵;晚來獨向妝臺立,淡淡春山不用描。”(《金瓶梅詞話校注》,岳麓書社,頁586)。
崇禎本也有詩:亂髩雙橫興已饒,情濃猶復厭通霄。晚來獨向妝臺立,淡淡春山不用描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三聯書店1990 年版,頁268)。
簡言之,夫妻之間的性愛(在小說中是性描寫),都是正常的夫妻床笫生活,蘭陵笑笑生只用詩句作結,沒有必要進行“moralistic condemnation (道德譴責)”。
《金瓶梅》“武都頭殺嫂祭兄”
也許,張教授是指:寫了不倫的、狂暴的性愛場面,應該施予moralistic condemnations?
性愛描寫本身就算寫得很詳細,也不違反道德律吧。當然,有些讀者會認定過度露骨的性愛描寫惹人反感,兒童不宜閱讀。
關于這一點,美國學者Stephen Owen 宇文所安的意見比較開明,他說:“只有迂腐的道學先生,在讀到書中一些最精彩的性愛描寫時,才會感到純粹合乎道德的厭惡。在一個更深刻的層次,小說對人物的刻畫是如此細致入微,使讀者往往情不自禁地產生單純的道德判斷所無法容納的同情?!保ㄌ飼苑啤肚锼谜摻鹌棵贰?,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宇文所安序文,頁2)。
《秋水堂論金瓶梅》
宇文所安的意思似乎是“迂腐的道學先生”容不得小說中出現性愛描寫。
宇文所安的話,有道理嗎?
“道學”和“迂腐”的程度都是無法做科學量化的。有些社會,就連露出面龐都容不得(例如:有些宗教社群對女人衣著的規限十分嚴格),道德的壓力很大。然而,在崇尚自由、開放的社會,衣著限制被看成是保守、迂腐,甚至是專制的。
所謂開放,是開放到什么程度?在不同時空,人性解放的程度很難會是一致的,所以,道德律也不會是一致的。如果實施極端的道德禁制,不會走向專制嗎?
今人格非(本名劉勇)的意見,和張隆溪教授所說,互生捍格。
格非說:“和明代的色情小說一樣,《金瓶梅》同樣披著道德說教的外衣,打著批判的幌子,為自己所披露的猥褻和淫蕩內容尋求道德庇護?!保ǜ穹恰堆╇[鷺鷥: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頁158)。
格非《雪隱鷺鷥: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香港版,2014年)
格非認為《金瓶梅》對于色情至少是有“批判”的。
格非的意見,和張教授的without clear moralistic condemnations,哪一種說法比較接近文本中的真相?
枚乘《七發》勸百諷一,而《金瓶梅》的“諷一”極慘酷
《金瓶梅》刊刻之前,有人將它的稿本比作《七發》(袁宏道萬歷二十四年即西元1596年給董其昌信中有此評論)。
比作《七發》,為什么?
漢朝枚乘的《七發》在辭賦的發展過程,頗有地位?!镀甙l》是問答體散文賦(葉慶炳《中國文學史》,學生書局1987年版,頁59),采用了虛構的故事框架,對七件事進行淋漓盡致的描寫。這與楚辭中通常通過自然景物和社會事件來抒發情感的風格不同。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
枚乘《七發》的主題是勸誡貴族子弟:不要過分沉溺于安逸享樂(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頁205)。
漢賦的諷諭傳統,到唐代有所復興(許東海《賦家與諍臣: 唐宋賦學論集》,文津出版社2020年版)。唐宋賦家以賦為諫的意識為明人所承繼。
許東海《賦家與諍臣:唐宋賦學論集》,文津出版社2020年版。
《金瓶梅》被比作《七發》,是有原因的:《金瓶梅》細寫性愛場景和情節,有時候寫得巨細無遺、淋漓盡致,當事人和旁觀者都樂在其中,似乎十分享受。
這反映作者對性愛不厭其煩,大有沉溺之態,但是,作者心底對性事其實也心存畏懼,最明顯證據是他將女人形容為的“虎中美女”(美好卻會吃人),最終西門慶也因縱欲過度而暴亡。
西門慶和眾婦人之間的故事,仿如《七發》中有個“性愛版本”,《金瓶梅》在大幅度描寫性愛行為之余似乎附有“諷諫”“勸阻”的尾巴:西門慶死在床上,潘金蓮沒有死在床上,但是,她通奸的最終結果是慘遭武松剖腹屠戮。
龐春梅的死因也是縱欲過度,“死在周義身上”(第一百回)。
從這個角度看,西門慶等人縱欲的惡果還是呼之欲出的。
版本的因素:詞話本與“道德寓言”
張隆溪教授判定: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is definitely not a morality play,意思大概是《金瓶梅》沒有以道德判斷為依歸。
《中國文學史新著》
重道德的小說并不罕見,例如《隋唐演義》(作者是明末清初的褚人獲)。此書道德色彩很強,書中不斷出現教訓性的議論(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新著(下)》,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頁332)。
詞話本《金瓶梅》中的道德說教氣息也是相當濃厚的。崇禎本則稍淡一點。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認為,詞話本《金瓶梅》訴諸“共同價值”,在不斷重復的對于道德判斷的肯定里面找到了它的真理。
繡像本一方面基本上接受了一般社會道德價值判斷的框架,另一方面卻還在追求更多的東西:它的敘事結構指向一種佛教的精神,而這種佛教精神成為書中所有欲望、所有小小的勾心斗角、以及隨之而來的所有痛苦掙扎的大背景(《秋水堂論金瓶梅》宇文所安序文)。
若論《金瓶梅》道德話語之多寡,端視乎張隆溪教授選擇依據哪一個《金瓶梅》版本來立論。
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 (康熙34年刊本,日本羽米藩泰山橫山恒
張教授有權選擇自己喜歡的小說版本??赡軓埥淌谂卸ā督鹌棵贰返陌姹静町悊栴}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不必太過在意,也不必向域外讀者做介紹?事實是否如此,我們讀者當然不知道。
無論如何,張教授書中的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and Late Ming Narrative Fiction這一節,沒有提及《金瓶梅》的版本差異。
不過,其他學者并不輕視《金瓶梅》的版本差異,例如,美國學者David Roy(芮效衛)就斷定詞話本是比較接近原本的(而崇禎本的文字被人動手“編輯”,已失原貌)。David Roy選取了詞話本為翻譯的底本。
《金瓶梅》芮效衛英譯本
美國哈佛大學學者田曉菲的《秋水堂論金瓶梅》對《金瓶梅》兩大版本做文本分析、比較和評判(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田曉菲的結論是:詞話本和崇禎本在思想背景上,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在敘事風格上,都具有微妙然而顯著的差別(《秋水堂論金瓶梅》,頁5)。
我們不妨檢閱《秋水堂論金瓶梅》書中的論點。
《秋水堂論金瓶梅》認為,詞話本偏向于儒家“文以載道”的教化思想:在這一思想框架中,《金瓶梅》的故事被當做一個典型的道德寓言,警告世人貪淫與貪財的惡果;而崇禎本則富有佛教精神……(《秋水堂論金瓶梅》,頁6)。
田曉菲教授的“道德寓言”之說,和張隆溪教授“not a morality play”在旨趣上是截然相反的。那么,誰的說法比較接近真相呢?
王汝梅《金瓶梅版本史》,香港三聯書店2024年版。
對文學施加限制:以道德律規范文學作品
把文學看成道德的附屬品的做法可謂源遠流長。先秦已有“詩教”(林素英《詩教體系的萌芽與定型: 歷史發展視野下的先秦兩漢詩教觀》,臺灣師范大學,2022年),以道德教化為解讀詩篇的指導原則。
林素英《詩教體系的萌芽與定型:歷史發展視野下的先秦兩漢詩教觀
先秦詩歌總集《詩經》傳到漢朝,被朝廷立為經典,而儒家經學之中“美刺說”大盛。所謂“刺”(刺=抨擊),其中一個主要對象是“淫”。詩篇內容,凡涉及男歡女愛一旦超過了道德界線就會被漢儒判定為“淫”,受到口誅筆伐,就算所寫是私事也會被拿出來“公審”。
這一路的閱讀法,到南宋時,發展到高峰,例如,朱熹(1130—1200)指出《詩經》中有“淫詩”二十多篇。這些詩篇未得“性情之正”,受到朱熹貶斥。
朱熹認為,違反社會的倫理規范之愛情為“淫”,私相授受、自由戀愛也是“淫”?!对娊洝分袑懩信诨榍皯賽鄣脑娖熳右话愣紨酁橐?。
朱熹的見解,是以社會規范為天理(類近道德原則),似乎是無可厚非的。
不過,我們可以發問:社會規范與天理之間的關系為何?社會規范,是誰定的規范?誰掌握“天理”?朱子本人嗎?南宋的儒生嗎?先秦的“社會規范”和南宋的“社會規范”對人的束縛是一樣的?以南宋之“理”對待先秦男女戀愛,合適嗎?會不會太過功利?論禮教對人的束縛程度,先秦更嚴還是南宋更嚴?
無論如何,朱熹的再傳弟子王柏(1197–1274)更狠。王柏認為必須刪掉《詩經》中的淫詩。這無疑是以道德倫理、以極端手段壓制文學作品的生存。
近人研究朱子詩說仍然聚焦于朱子的“淫詩說”,例如:王春謀著有《朱熹〈詩集傳〉淫詩說之研究》(臺灣政治大學碩士論文,1979年)。
陳平原《文學如何教育》,東方出版社2021年版。
到了二十一世紀,“淫詩說”這個老話題仍然未衰,例如:陳才《朱子詩經學考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之中,朱子淫詩說仍是“朱子《詩》學觀研究”的重要一環。此外,香港城市大學張萬民教授也立項專研朱熹“淫詩”說在明清時期閱讀實踐中的歷程。
南宋這套儒家詩評詩論(刺淫論述),到了明末,難以規范小說家的艷情、色情描寫,因為明代中后期,理學束縛有所松動,社會對人性、欲望的探討更加開放,理學的勢頭減弱,社會風氣改變,于是艷情小說大量面世。由于一些艷情小說的性描寫甚是露骨,這類作品常被視為“誨淫之書”,但仍能在民間局部流傳。
艷情小說的興盛,對傳統道德觀念有所沖擊,自然引得衛道之士出來打壓禁制。最嚴厲的行政手段是由官府出面禁毀,在言論上則是指斥《金瓶梅》等“淫書”違背道德人倫、敗壞風俗(參看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
有些衛道之士對《金瓶梅》采用了折衷手段:《金瓶梅》的“穢詞”須先刪除,然后才容許刪節本出版(這和王柏刪詩之議相近)。
讀者的因素:道德?。╩orality play)?“宗教劇”?
張教授判定: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is definitely not a morality play,意思大概是《金瓶梅》沒有以道德判斷為依歸。
西方的morality play (道德劇), 旨在傳達宗教和道德教訓,引導觀眾反思善惡選擇。道德劇通常情節直接,沖突明確,結局多為道德教訓的勝利。
若不論性描寫,《金瓶梅》的其他方面有附上道德教訓嗎?《金瓶梅》作者笑笑生有沒有展示他的道德立場?
《金瓶梅》中的道德說教,不乏其例。第二十二回描寫西門慶私通來旺的老婆(宋蕙蓮),自此西門慶頗看顧她。蘭陵笑笑生在故事之末,附上:“看官聽說:凡家主切不可與奴仆并家人之婦,茍且私狎。久后必紊亂上下,竊弄奸欺,敗壞風俗,殆不可制!”(《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三聯,1990年,頁287)
所謂“紊亂上下,竊弄奸欺,敗壞風俗”,都是敘述者對讀者苦口婆心說教一番,強調做人要有道德操守,不能罔顧人格、不能敗壞社會風氣。
第三十五回,繡像本的卷首詩譏刺孌童得勢,詞話本則長篇大套進行了一番道德說教,勸誡父兄: 自幼拘束子弟,莫要像車淡等光棍那樣去招惹閑事閑非(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頁112)。
繡像本(崇禎本)這一回,是這樣開頭的:
莫入州衡與縣衙,勸君勤謹作生涯。池塘積水須防旱,買賣辛勤是養家。敎子敎孫并敎藝,栽桑栽棗莫栽花。閑是閑非休要管,渴飲清泉悶煮茶。此八句單說為人之父母,必須自幼訓教子孫,讀書學禮,知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各安生理。切不可縱容他,少年驕惰放肆,三五成群,游手好閑,張弓挾矢,籠養飛鳥,蹴踘打球,飲酒賭博,飄風宿娼,無所不為,將來必然招事惹非,敗壞家門。似此人家,使子陷于官司,大則身亡家破,小則吃打受牢,財入公門,政出吏口,連累父兄,惹悔耽憂,有何益哉!(《金瓶梅詞話校注》,岳麓書社,頁938)。
這一大段“訓教”,文學史家沒有注意到嗎?
讀者看書,注視書中的什么,這點是因人而異的。
Jane P. Tompkins ed.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二十世紀的文論強調作品的意義須借助讀者或者評論家才能呈現出來(Jane P.Tompkins ed.Reader-response Criticism:from Formalism to Post-structuralism)。
我們這里舉孫述宇、侯文詠為例。
孫述宇認為《金瓶梅》是“宗教劇”。
孫述宇指出,蘭陵笑笑有“勸善的作風”、“講故事中間,常要對‘看官’講些道理,進些忠言?!保▽O述宇《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頁4)。
那么,孫述宇看到的,張隆溪教授沒有看到嗎?書中有“勸善”“進忠言”的片段,與morality 無關嗎?
《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劇》
孫述宇指出,某些人只注視《金瓶梅》的性描寫,過度強調它是“淫書”實是買櫝還珠,沒有看到《金瓶梅》真正的文學價值。
據說,《金瓶梅》全書涉及性描寫的文字大約只有一萬多字,而且有些男女交媾的場景,作者只含糊帶過(例如只泛泛寫了“顛鸞倒鳳”),不像其他艷情小說那般不輕易放過機會詳寫交媾細節。
孫述宇的視野,超出“淫書”和道德領域。
在臺灣,評論家侯文詠《沒有神的所在:私房閱讀金瓶梅》(皇冠,2009年)說:“〔《金瓶梅〕作者顯然不認同筆下這些人物的欲望追逐會是生命的終極出路?!?《沒有神的所在:私房閱讀金瓶梅》華文出版社,頁14)??梢?,侯文詠感受到小說作者對“欲望之奴”采取否定的態度。
侯文詠《沒有神的所在:私房閱讀金瓶梅》,華文出版社2010年版。
張教授說:without clear… ,而侯文詠卻說“顯然……”,這真有點針尖對麥芒的味道。那么,到底作者“without clear...(無明顯……)”還是“顯然……”?
侯文詠領會到小說家隱藏在文字背后的態度,而張隆溪教授沒有領會到嗎?蘭陵笑笑生沒有寫得足夠clear?其他讀者看過《金瓶梅》能有侯文詠的相同感受嗎?
鈍感力太強的讀者,讀《金瓶梅》未必有心得,因此,也許我們需要有informed readers來為一般的讀者做導讀。
《金瓶梅》人物的結局或有警示作用
如果《金瓶梅》沒有明顯的道德譴責,讀者應該如何評價這種匱乏?道德譴責的“匱乏”,令文學價值變低,還是變得比較高?
孫述宇專書《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對西門慶逃過武松的追殺,有一番解說:武松知悉哥哥被西門慶潘金蓮二人所害,未及下手報仇,已被官府逮捕,流放他鄉,于是西門慶毫發無損,還納了潘金蓮為妾。故事至此已有所批判了,它說出的道理是,像西門這樣有財勢的惡霸,偷了別人的老婆算得什么?
孫述宇《金瓶梅的藝術》,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1年版。
孫述宇的意思是:通奸和殺無辜之人,明明是世間道德所不容,而書中的淫婦奸夫卻逍遙法外,毫發無損。這逍遙法外本身就是一種對世情世道的“批判”和譴責了(《金瓶梅》這安排,異于《水滸傳》。《水滸傳》中,武松很快就殺死潘金蓮、西門慶)。
后來,蘭陵笑笑生描寫西門慶和潘金蓮命喪于他們自己選擇的生活里。孫述宇認為西門慶和潘金蓮等人中了“貪瞋癡”之毒,不能自拔,自吃惡果。
孫述宇將《金瓶梅》比作“宗教劇”,那“宗教”指佛教?!督鹌棵贰返娜宋锝Y局呈現了佛教之理(“貪瞋癡”和自作自受)。
宗教劇和morality play (道德劇)的旨歸,是不是有相同之處呢?
有時候,讀者是從文本的showing (展示) 領會作者的立場,而不必由作者派個敘述者出來說教(telling)。
簡言之,人物(潘金蓮、西門慶等人)的結局,可能折射出蘭陵笑笑生的批判態度。
不過,帶有“前見” ( Vorsicht ; foresight) 的讀者和評論家會發現《金瓶梅》有時候會打破他們的“期待水平”,例如,宋蕙蓮和王六兒的遭遇和結局,令某些評論者感到意外,感到困惑 (Robert C. Holub, Reception Theory. Routledge, 2003)。評論者看《金瓶梅》若只執持單一價值觀,那根本就很難“應付”《金瓶梅》作者。
Robert C. Holub, Reception Theory. Routledge, 2003
換一種眼光、用另一種心態讀《金瓶梅》
換一種眼光讀《金瓶梅》,又如何?
《金瓶梅》作者對書中人物耽于欲海更多的是同情,是慈悲,是理解,而不是要做簡單的道德指責。人性復雜,許多事都不是黑白分明的,《金瓶梅》的內涵也是一樣。
孫述宇、田曉菲的解讀,正是擺脫“道德”角度,改用“慈眼”看小說。這種讀法,不是現代人的發明?!督鹌棵贰返呐榭托蛭脑缇徒o了提示“(讀者)生憐憫心”,詞話本的《廿公跋》也說“作者亦大慈悲矣”。今世的評論家也許是依據這類提示,從《金瓶梅》釋讀出許多意義。
《金瓶梅》詞話本有一篇萬歷45年東吳弄珠客序,其中說到“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這篇序文,詞話本有,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本無。今存崇禎諸刊本或有或無(吳曉鈐藏抄本有目錄無此序;內閣文庫藏本、首都圖書舘藏本此序失去)。
詞話本的《金瓶梅序》(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本)
弄珠客“憐憫心”之說,大致相當于“慈悲心”。今人孫述宇撰《金瓶梅的藝術》(1978年2月在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此書的內地版本更名為《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另有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1年版),書中指出《金瓶梅》俗世繁華之上所籠罩的宗教悲憫與勸世意味。
然而,孫述宇也看到書中“缺德行”的情景,例如他指出:“假使武松在虛榮心之外,還有真摯的手足情,那么他要為親侄女安排生活與前途,應當尤急于為亡兄雪恨才是??墒沁@是比殺人放火更大的擔當,這需要小心耐性,不若報仇來得痛快,這不是梁山泊里所講的德行。武松也就不肯付這責任?!?/p>
《金瓶梅》中的武松,重視快意恩仇,在德行方面比《水滸傳》中的魯智深遜色。一般人可能沒有著意于此,倒是孫述宇注意到《金瓶梅》中的武松不顧遺孤的死活(失德)。
戴敦邦繪武松
孫述宇看到書中人物的缺點,然而,他沒有站上道德的高地(moral high grounds)狠批書中人物,孫述宇說:“我們也許覺得這些角色的缺點確是比我們多,但這只不過是程度之別,不是種類之別?!倍@些角色之所以走向滅亡,不是因為他們有什么天怒人怨的惡習,只是“缺乏道德與理性的力量”而已。孫述宇慨嘆:“他〔西門慶〕永不會在生活經驗中汲取教訓”。
孫述宇的意思是《金瓶梅》寫的多是平凡人,而不是高人、英雄、圣人、神人(笑笑生著力塑造的不是高人一等的角色)。平凡人的道德自覺不一定很高。以“慈眼”看《金瓶梅》也不是棄道德于不顧。
“平凡人”是個比喻。像西門慶、潘金蓮、龐春梅等人常常欲火熾盛,似乎比一般庸庸碌碌的眾生有更強的欲望和氣性。
田曉菲也以“慈悲”對待《金瓶梅》的世界。其理據是:作者本身對筆下人物有“憐憫心”,所以,作者沒有用道德譴責將筆下人物逐一貶抑。
孫述宇依傍佛理(用貪、瞋、癡分指西門慶、潘金蓮、李瓶兒),而田曉菲用“慈悲”和佛教精神來解說,她沒有使用“貪、瞋、癡三毒”為框架。事實上,“慈悲”不是佛教的專利品,許多宗教都有近似“慈悲”的信念。
人民文學出版社版《金瓶梅詞話》
孫述宇、田曉菲身為讀者兼評論者,品評《金瓶梅》書中人物時,也常常秉持著“憐憫心”。田曉菲做的是細讀(close reading),逐回解說,有時候甚至聚焦于一個字?!肚锼谜摻鹌棵贰肥且徊拷邮芩氖f言的大書,田曉菲的析讀比孫述宇更精細,所涉層面也更廣。
臺灣評論家侯文詠《沒有神的所在》提到年少時讀過《金瓶梅》,“一直要到四十多歲重新細讀《金瓶梅》,多出一些閱歷與新的平和之后,才有能力把閱讀的注意力從性愛、背德這些情節中解脫出來,……”(侯文詠《沒有神的所在: 私房閱讀金瓶梅》,華文出版社2010年版,頁11)。
侯文詠明確提到他自己的注意力從道德范疇中“解脫出來”。
格非的解讀,又是一例。在《雪隱鷺鷥: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一書中格非說: 《金瓶梅》是“悲憫之書”(序言,頁1)。格非認為笑笑生通過“佛眼”對人世間欲望的煎逼以及人沉湎于欲望的昏眛與愚蠢,“給予了無條件的慈悲和哀忴?!保?48)。
《全本詳注金瓶梅詞話》
他進一步說《金瓶梅》全書“去道德化”,無善惡是非,對筆下角色無差別一概給予同情(頁149-151)。
格非此論也是強調作者沒有用道德來束縛《金瓶梅》,對書中人物手下留情。
不過,格非所說的“無條件”,屬于言過其實。另外,如果“去道德化”是單指崇禎本的話(頁172),雖然較合適,但崇禎本也不是“給予了無條件的慈悲和哀忴?!?/p>
例如,書中角色孫雪娥,德行有虧,罪犯通奸,人亦粗陋,結果淪為龐春梅家中的?娘,最后因故被春梅責打,含羞自縊而死。孫雪娥和蔣竹山之流,蘭陵笑笑生沒有給予多少同情吧。
評論者若一味強調笑笑生“慈悲為懷”,難免有過猶不及之虞?!盁o善惡是非”這話,也是說過了頭。
蘭陵笑笑生也有“不慈悲”的時候
笑笑生對待書中人物,有“不慈悲”的時候。
武大郎沒有等武松出差回來就向潘金蓮發難,結果被潘金蓮鴆殺,七孔流血而死。蘭陵笑笑生就是這樣寫武大郎不智、不自量力,死前還遭奸夫踢得吐血。憐憫之意極稀薄。
也許,讀者會說,武大智力不高是從《水滸傳》繼承過來的。這也不無道理。那么,我們看看《金瓶梅》其他例子。
卜鍵《軟紅塵》,香港中和2021年版。
第二十六回,西門慶和來旺妻通奸,設計陷害來旺,令來旺被遞解回原籍,來旺婦宋惠蓮羞恨之下自殺身死。來旺冤獄略似武大郎事件,我們看不見應有的悲憫和同情(卜鍵《軟紅塵》,香港中和出版社,2021年,頁116)。
第十九回,西門慶因避禍拒見李瓶兒,李瓶兒為此患上相思病,蔣竹山趁機運用自己的專業技能打動李瓶兒,她嫁給了蔣?;楹笫Y竹山四處招搖,但是,蔣竹山的能力低下,不能滿足李瓶兒,很快就被李瓶兒厭棄。待西門慶重出,就找了兩個地痞毒打了蔣竹山,蔣竹山挨打還要賠錢吃官司。我們看不見悲憫和同情。
我們讀者遇到蔣竹山這般窩囊又倒楣的人物,很難感受到作者對蔣竹山有什么憐憫之意。田曉菲說:“只覺得兩個地痞一唱一和,無懶得十分技術可喜,簡直可謂‘盜亦有盜’,耍流氓也有耍流氓的藝術,讀來忍不住要大發一笑?!?《秋水堂論金瓶梅》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58)。
卜鍵評蔣竹山被打故事,認為寫得“很解氣”(《軟紅塵:金瓶梅與中晚明世情 》,中和出版社2021年版,頁87)。
這案例似乎反映:對蔣竹山這類低能又勢利的小人,作者和評家都沒有生出憐憫之意。
胡衍南《金瓶梅到紅樓夢:明清長篇世情小說研究》,里仁書局2009
笑笑生對一些所謂秀才也是嘲諷相待。第五十六回寫水秀才勾搭家仆被逐出家門;第七十六回寫綽號“溫屁股”的溫秀才好男風,性侵西門家的小廝,被罵“人皮包狗骨”、被棄用。作者對這兩個秀才完全不假以辭色。此外,笑笑生對東京來的新科進士蔡蘊和安枕也著力嘲諷恥笑。
笑笑生寫一些小人物命運極凄慘,例如,西門家的仆人秋菊飽受主子潘金蓮的虐待,最終被吳月娘賣掉……。
對于西門慶結拜兄弟的表現,《金瓶梅》有一段“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幫閑的子弟,極是勢利小人,當初西門慶待應伯爵如膠似漆,賽過同胞弟兄,哪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幾,骨肉尚熱,便做出許多無義之事。正是: 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保ǖ诎耸兀┻@是作者擬說書人出面譴責、鞭撻。
因此,如果僅以“慈悲”讀《金瓶梅》,那也只不過是詮釋者的一種“閱讀態度”。笑笑生本人對一些小人丑角落筆鞭撻,毫不留情。
“慈悲讀法”比一味占道德高地、一味抨擊《金瓶梅》人物來得較有人情味。
講道德的人常有推己及人的一面。道德和無形的規范不會輕易從社會中消失。因此,我們可以預期“道德讀法”不會完全消失,“道德讀法”和“慈悲讀法”往后仍將并駕齊驅。然而,兩種讀法各自都未能窮盡《金瓶梅》多種意義的可能性。
王汝梅校注本《金瓶梅》
道德以外的價值
田曉菲可能從孫述宇的論述中得到靈感和啟發(《秋水堂論金瓶梅》,頁237、頁259)。對于“道德”和“文學”怎樣并存,孫述宇《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劇》和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有獨到的見解。
這里舉些實例。
孫述宇《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劇》指出,作者笑笑生對應伯爵“是作了道德評價的”,應伯爵是“蛀蟲”、沒有骨頭,然而笑笑生仍能同情、欣賞應伯爵這個人物,“所以仍能把他寫得這么新鮮有趣?!保ā督鹌棵罚浩椒踩说淖诮虅 罚虾9偶霭嫔?011年版,頁31)。
對于協助西門慶、潘金蓮通奸的王婆,田曉菲有以下評價:“我們一方面從道德層面厭惡王婆的狠毒奸詐貪婪,一方面卻又不得不從美學的層面贊嘆這個人物的優美動人。而邪惡無恥之王婆,也寫其避雨、濕衣,不知怎的這個人物便一下子很有人情味兒,這是因為作者把她也作為人來對待,不是像黑白分明的宣傳性作品中刻畫的妖魔鬼怪或者卡通人物那樣單薄虛假。”(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修訂版,第六回)。
《金瓶梅研究史》
由此可見,《金瓶梅》就算不是道德劇(not a morality play),讀者田曉菲也能體會到“從道德層面厭惡王婆”。田曉菲“挖掘”到道德判斷之外的價值: 《金瓶梅》有它的文學生命。
《金瓶梅》過往是有名的“穢書”“淫書”,一度臭名遠播,然而近幾十年它竟“搖身一變”成為世情小說的翹楚。
侯文詠指出《金瓶梅》在道德以外的認識作用:讀者看《金瓶梅》這部小說可以了解人性。
侯文詠《沒有神的所在:私房閱讀金瓶梅》認為《金瓶梅》“讓我們明白了人在面對欲望時的貪婪與軟弱。似乎唯有明白了這些 ? 而不是更多的道德教訓,我們才有可能稍稍遠離對人性的無知,懂得一點點的悲憫。”(《沒有神的所在》華文出版社,頁14)。
侯文詠的意思是,《金瓶梅》的價值超越了“道德教訓”。“悲憫”就是慈悲和憐憫。
是“生憐憫心”,還是“懷著憐憫心”?
孫述宇、田曉菲、侯文詠、格非都以“慈悲”“悲憫”看《金瓶梅》。這四人的閱讀結果似乎印證了東吳弄珠客所說的“生憐憫心”?
到底他們是讀小說后“生憐憫心”還是未讀前已先具有“憐憫心”?
孫述宇、田曉菲、侯文詠、格非可能是從《金瓶梅》的情節逆推出笑笑生執筆之時有“慈悲心”、“憐憫心”。他們也可能從東吳弄珠客序文先得到“啟示”:以“憐憫心”對待書中眾生。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
走筆至此,筆者聯想起魯迅說過:“一部《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道學家看《金瓶梅》的話,大概也是“看見淫”。那么,以佛家慈眼看《金瓶梅》,因而看到“憐憫”,是不足為奇的。
筆者能肯定的是:《金瓶梅》不是一味慈悲而無所批判,《金瓶梅》也不是評論者持單一價值觀就能“應付”的小說。
特別有趣的是,在評論家缺乏自省之時,“以慈悲心對待書中人物”就會動搖,精英意識、貢高自慢之心就會浮現,對于書中粗陋人物也就不生憐憫。
總 結
張隆溪教授以moral/moralistic/morality論《金瓶梅》,認為《金瓶梅》不是morality play。然而,實際上《金瓶梅》詞話本正是道德意味濃厚到令人反感。格非《雪隱鷺鷥》直指詞話本“進行了不厭其煩的道德說教?!保?71)
《金瓶梅》詞話本多“說教”(telling) 的話語,而崇禎本則略偏重“展示”(showing; 崇禎本沒有完全清除說教段落)。
張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 對于中國文學作品的版本問題似乎不甚在意(很少討論)。也許張教授認為英語世界的一般讀者沒有必要知道中國作品的版本問題(宇文所安比較重視原始文本。參看本文之末的附記二)。
《英國小說批評史》
文學作品所寫內容是否符合社會道德標準,是文學批評中的重要課題 (殷企平等著《英國小說批評史》,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年)。
“(道德)說教”與文學的道德讀法、倫理關懷相關,但是,這方面誰也講不出多少新意。在文學批評上,“道德論”甚為老舊,對開明的學者已經沒有吸引力?!督鹌棵贰烦绲澅驹凇罢故尽狈矫姹憩F較佳,得到今人的重視(例如田曉菲),加上《金瓶梅》序文揭橥的“憐憫心”也得到今人首肯,于是《金瓶梅》領了“慈悲”之名,獲推升至 one of the greatest novels (第一流小說)。
上文我們也討論過《金瓶梅》在道德層面之外,還有其他價值。最突出的一點是蘭陵笑笑生寫一些小人物如應伯爵、白來創(白賚光)也寫得很出色,有很高的審美價值。
有些人認為文學是用來指導生活的,文藝作品要起教育作用(“... art is always a social servant and historically utilitarjan...it educates the individual,the social group,the class and the nation.”See Hazard Adams ed.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 Harcourt Brace Jovinovich,1971,p.822)。
Hazard Adams ed. 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 (1971)
按照這理路,文學作品必須維護倫理道德,所以,有些事物可以寫,有些事物因不合道德所以不能寫,就算寫了也必須限制傳播范圍。
可是,現實世界就是有好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失德、背德之事),如果小說作者做自我審查,創作中有所避諱,那么,避諱越多,離“真實”就越遠,作品也就因趨向凌空蹈虛而失掉一些現實意義(按:關于《金瓶梅》“真實”與否,筆者另文討論)。
此外,評論家如果自限于談論作品內容和倫理道德(文學說什么),那就離文藝(怎么說)還遠,于是,文學只是道德內容的容器,文評則淪為道德的附庸。這樣恐怕不是文學的幸事。
《金瓶梅》無法用單一價值觀來解說。它所呈現的一切,遠比一般人想像的更復雜,就像人的精神世界那般。宋蕙蓮故事和王六兒故事就令一些評論家大感意外。
附記一:《水滸傳》屬于元朝文學?
2025年 2月下旬,筆者讀到侯會教授《錢看金瓶梅》(香港中和出版,2016年) 一書。此書談及《金瓶梅》和《水滸傳》的關系。
張隆溪教授將《水滸傳》歸入元朝文學。這說法有疑點。
《水滸傳》中的伐遼部分,是在元代寫成的?這說法,有沒有證據?請讀者參看洪濤《水滸“羅著·施編”之說,有何依據?標榜忠義,所為何事?(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三十五)》一文,載《古代小說網》2025年2月6日。伐遼部分似乎成于明朝中晚期。
伐遼部分算是《水滸》的后半部,那么,《水滸》前半部呢?創作于何時?
侯會《食貨金瓶梅》,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侯會教授說:“《水滸》前半部創作于宣德初年的結論,從明代中期的貨幣發展趨勢,也可以得到印證?!?頁318)
元朝1368年滅亡,而宣德始于1426年,因此宣德初年距元朝滅亡58年。
據侯會教授的研究結果,就連《水滸傳》的前半部都不是在元朝寫成的。
附記二:文學作品的原初版本
本文提及《金瓶梅》的版本問題。
宇文所安指出,要了解文學史,須有掌握文學作品的“可靠源頭”,而可靠的源頭取決于文學作品的原初版本。
宇文所安注意到有些傳世文學文本是經人(例如編輯者)過濾的文本,已非原貌?!端降氖^記:宇文所安自選集》(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收錄了《瓠落的文學史》一文,讀者可以參看。
宇文所安《他山的石頭記》
另參洪濤《“錢鐘書問題”沒人能解——兼談異文現象(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三十)》。
附記三:英國文學史與“唯道德論”
道德可以顯化成行為規范,涉及對與錯、善與惡的判斷標準,指導世人的行為和決策。道德規范通常源自社會、文化、宗教或哲學,好比interpretive community(詮釋社群)所堅執的價值標準對私人行為和論述產生壓力。這種例子中外都有,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泛性欲主義就被說成是加快了社會道德的崩潰而常常受到譴責。
F. R. Leavis, The Great Tradition
在英國文學史上,F. R. Leavis(利維斯)以道德要義為基準,點評了兩百多年的英國小說。不過,F. R. Leavis所著The Great Tradition (Chatto & Windus, 1948)一味強調道德要義卻忽略對形式之美的深度挖掘,難免給人“唯道德論”的嫌疑。
關于道德批評,讀者還可以參看:洪濤《蘇東坡的“周郎赤壁"、史家的書法、小說家的反諷手法 (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三十六)》,載“古代小說網”2025年2月18日。此文討論《三國演義》所涉及的道德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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