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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中國，一二線城市和三四線及以下的地區，幾乎是兩個世界。

2024年，直轄市、省會、計劃單列市和其他GDP過萬億的，大約居住了3億多人口，占全國人口總數的不到四分之一，但創造了全國大約一半的GDP。

而在其他地方生活的10億多人，占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也只創造了一半的GDP。

一二線城市的GDP很大部分由工業和高端服務業構成。

而三線及以下地區的GDP主要是生活性服務業（零售、餐飲等）、農業和礦業構成。

一二線城市有強大的財富創造能力，整體上對財政是凈貢獻。

而三線及以下地區的財富創造能力很弱，需要依靠上級的轉移支付。

一二線城市有大量“體制外”的外資企業、民營企業。

而，規范就業以“體制內”的公務員、事業單位（醫生、教師等）和壟斷國企（水、電、銀行、郵政等公用事業）為主。這些地方的“體制外”就業則主要來源于兩條路徑。一種是依托政府做外包性質的生意，當地的許多基建、工程，其財源也來源于政府而非市場。另一種是圍繞“體制內”及其外圍的規范就業人群，做零售、餐飲等第三產業的小生意。

大城市創造的財富，大量轉移到低線地區，成為當地的財政資源。

基于這些財源，養活當地“體制外”的供應商和第三產業的中小商家，實現本地就業。

這是中國經濟的大循環。

目前，全國財政供養人員加上壟斷國企從業人員大約在七八千萬人的規模，其中大約四分之三，也就是至少五六千萬都在低線地區。在一定程度上，他們是承接大城市到小地方財富轉移的重要中介。

中國的宏觀稅負不低，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作為主要稅源的一二線城市，需要向低線城市和鄉村做大規模的財富轉移，從而維持后者的運作。

社會上一直存在一種討論——能不能減少這樣的財富轉移，減少低線地區的財政供養人員，由此降低宏觀稅負，增加企業利潤和企業員工的收入。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種操作是合理的。但在當下的生產力水平下，這樣做卻面臨瓶頸。

假如減少低線地區的財政資源，當地不僅是“體制內”的人的飯碗會減少，圍繞財政資源和“體制內”人口做生意的“體制外”就業也要減少。理想情況下，低線地區一般沒有發展工業的，這些在低線地區沒有工作的人到大城市去就行了，但最現實的問題是，大城市能不能容納這些人？

最新的，中國第一產業從業者（農業）從業者不到1.7億，第二產業（含制造業、采礦業、建筑業）從業者不到2億，二者合計大約在3.7億左右。

中國是個糧食基本自給的國家，也是工業品不僅自給而且大量出口的國家。中國工農業從業人口合計不到3.7億，也就是說，中國只需要四分之一的人口，就可以生產足夠全國消費還綽綽有余的物質產品，并且還每年新造大量的房屋和基礎設施。

第三產業分為“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其中，“生產性服務業”是為物質生產服務的，“生產性服務業”和第二產業的就業人員之比大約是3:2，也就是說，大約2億的二產產業工人，可以對應1.2億到1.3億的生產性服務業從業人員。

一產+二產+生產性服務業從業人員，總數算下來是多少人呢？大約4.9億，不到5個億。這還算上了全部6000多萬建筑工人，因為建筑工人很多還是在低線地區做政府工程的，中國由市場需求（而非財政驅動）提供物質生產相關崗位實際都到不了4.9億這個數。

而中國的適齡勞動人口是8億多，實際就業人口是7.4億左右。

7.4億的就業人口，和4.9億的物質生產部門人口之間，有一個大約2.5億的缺口。

這2.5億人在哪里？這2.5億人大部分就在低線城市。這2.5億人從事的是什么工作，正是低線地區的“體制內”+低線地區的政府乙方+低線地區的生活服務業（餐飲、零售、修理、按摩……）。

這些人口能夠轉移到大城市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中國的物質生產產能已經飽和甚至過剩了，這些人到了大城市，也沒法再創造更多的財富。

這背后有深層次的經濟學邏輯。

人類的物質需求是有上限的。一個人只能睡一張床，一天只能吃三頓飯，一個人只用一兩部手機，一家人一般只開一兩輛汽車，這些構成了社會物質總需求的天花板。

但隨著體制搞活和技術進步，勞動生產率越來越高，創造單位物質財富需要的人工就越來越少。1978年，中國從事工農業生產的人大約3.75億，比現在還多。當時3.75億人從事物質生產，還解決不了溫飽問題；現在只有不到3.7億人在從事物質生產，就已經產能過剩了。

制造業的就業創造能力其實不高。我們取2004年和2023年兩個經濟普查節點來看，2004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8.6%，而到2023年這個比例是30%以上，翻了近兩番，然而同時段制造業從業人員僅從1.05億左右增長到1.23億，增幅只有不到20%。再舉兩個例子，中國IT硬件制造業從業人員只有1048萬，生產了全球一半以上的電子產品，中國汽車制造業從業人員只有558萬，就生產了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汽車。

為什么在中國之后，再也沒有新興國家能夠邁過工業化門檻，正是因為在當今時代，只需要很少的幾個國家，很少的產業工人，就可以滿足整個地球的工業需求，先發國家不把產能吐出去，后發國家就很難再分到了。

從根本上說，技術進步必然導致結構性失業。中國大城市財富向低線地區的大規模轉移，從本質上是某種“以工代賑”——這2.5億人本來可能沒有工作，政府通過社會財富再分配，讓這2.5億人形成經濟循環。而放在福利國家，如果有2.5億人失業，政府采取的措施就不是這種方式，而是直接給這2.5億人普發較高標準的失業金。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大城市向低線地區的財富轉移，本質上是一場大型的社會實驗。

由于大城市生存競爭嚴酷，生活壓力大，生育率低。而低線地區生存壓力小，生育率高。所以大城市主要負責物質再生產，低線地區負責人口再生產并輸送到大城市，這也是一個循環。為什么決策層不愿意讓低線地區的人全跑到大城市去，另一重原因在這里。即使不考慮大城市就業容量問題，僅僅是把低線地區人口平移到大城市，都會導致生育率的進一步坍塌。

話說回來，在現有技術條件下，物質生產需要的勞動力都已經遠遠少于適齡勞動人口，展望未來，AI+機器人意味著什么？

許多人擔憂，我們即，假定AI不會取代人的生態位，但仍然會使樂觀一點來看面臨一個事實——人類還是需求的終極創造者，但人類的物質需求有物理上限；而AI+機器人的廣泛應用，意味著只需要更少的人，就可以生產出滿足全人類需求的物質產品。

現在，中國可能有三分之一的就業人口是不直接參與“物質財富生產”的。而在AI+機器人的時代呢？那時候可能只需要10%、5%甚至更少的就業人口參與“物質財富生產”了。

剩下的人怎么辦？

一種出路是，給每人每月固定發一筆錢，也就是全民基本收入，這接近給失業者普發失業金的邏輯。另一種出路是，政府進一步擴大財富再分配，讓物質生產部門創造的財富先集中到(通過考公考編以及其他方式產生的)一部分人手中，再通過這部分人的“涓滴效應”去創造另一部分生活性服務業崗位。其實，后一種實驗在中國已經進行了很多年。

不過，未來的問題在于，如果將來連餐飲、按摩、家政等等所有勞動都可以被機器人取代，生活性服務業崗位也沒了。

那就只有全民基本收入一條路可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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