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真的急了！

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制定促進生育政策，發放育兒補貼”，并強調增加普惠托育服務供給。

隨后，《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進一步細化要求，包括研究育兒補貼制度、擴大生育保險覆蓋范圍、提升兒科服務能力等。

這些政策釋放出明確信號：鼓勵生育已成為國家層面的戰略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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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層面，多個城市迅速響應。

呼和浩特率先推出階梯式生育補貼：

一孩家庭一次性領取1萬元；二孩家庭每年發放1萬元，累計至5周歲共5萬元；三孩家庭每年1萬元，累計至10周歲共10萬元。疊加計算，生育三孩的家庭總計可獲16萬元補貼。

呼和浩特之后，其他城市也會很快跟進。

比如深圳。

這意味著，2025年各地的鼓勵生育措施，到了拼錢的時候！

發錢催生，有用嘛？

有用！

比如：天門。

在全球出生人口處于下降通道中，天門2024年出生人口竟然同比增加17%，成為全國少有的逆勢增長地區。

那原因是什么呢？

發錢。發很多的錢。

2023年9月，湖北天門出臺生育五條：

二孩獎勵9.63萬元，三孩獎勵16.51萬元，疊加購房補貼后，三孩家庭最高可獲28.51萬元支持。

在懷孕、生育、買房、托幼等各個環節把錢給足。根據當地的人均收入31086/年計算，各種生育補貼的錢相當于3～7年左右的工資。

四川攀枝花是全國首個育兒補貼試點城市，自2021年攀枝花市試點育兒補貼后，二孩、三孩每月500元補貼，連續發放3年，常住人口連續四年正增長。

這些案例表明，發錢確實是提高生育率最快的辦法，沒有之一。

2

國家層面“撒錢”的背后，是對人口危機的清醒認知：

2024年中國人口已降至14.08億，已經是連續三年人口負增長了！

若按當前趨勢，2100年可能萎縮至3.2億，老齡化率將在2060年飆升至37.4%。

更嚴峻的是，我們的總和生育率在2023 年降到了1.01，超過日本，向韓國看齊。

按照國際慣例，低于1.5 的警戒線就可能跌入低生育率陷阱，越不生孩子，人口越少，人口越少，越生不出來。

中日韓的年輕人同時不愿意生孩子，整個東亞經濟圈都掉進了低生育率陷阱。

2024年日本，新生兒的數量僅為72萬，創下120年來新低，死亡人口差不多是出生人口的2倍。

如果日本年輕人是低欲望，韓國年輕人就是完全擺爛了。

韓國2024 年出生人口 24.2 萬，9 年來首次回升，但依然改變不了生育率全球倒數第一的事實。甚至近半數男性選擇獨身，女性結婚意愿不足5%。不戀愛、不結婚、更加不生孩子。

即便兩國投入巨額資金——

日本提供從懷孕到中學畢業的全程補貼，每個月大約是人民幣 1000 多元。

韓國16年累計投入280萬億韓元（約合1.5萬億元人民幣），補貼覆蓋從懷孕到上學，且產假有 60 天，育兒休假 1 年，帶薪育兒工作時間減免，每周加起來也有 1 年。

仍難扭轉頹勢。

問題是：這些方法日韓力度更大都沒用，我們會有用嘛？到底怎么做？

或許東亞之外西方國家的做法，可以提供一些方向：

一是以法國、瑞典為代表的，生育支持政策實施較早、支持體系完善、支持力度較高，近年總和生育率維持在1.5以上的國家；

二是以德國為代表的，1990年代開始發展家庭政策、促進夫婦平等、保障女性就業，總和生育率從1.3以下升至1.3以上；

三是以日本、韓國為代表的，生育支持力度不足、傳統家庭模式固化，總和生育率降至1.3以下。

所以，短期來看，經濟補貼是刺激生育最直接的手段，但無法解決所有問題。

東亞國家的共性問題折射出深層次矛盾：高房價、高教育成本、職場性別歧視、家庭負擔、育兒與工作的難以兼顧。

這些結構性壓力，僅靠補貼難以化解。

例如，韓國女性因生育遭遇職業中斷后，重返職場比例不足50%；日本“過勞死”文化導致年輕人無暇戀愛。

中國同樣面臨類似挑戰：一線城市養育一個孩子至18歲的成本超百萬元，女性因生育導致的職場歧視屢見不鮮。

當年輕人發現“補貼只夠買奶粉，學區房卻要掏空六個錢包”，生育意愿必然受挫。

更深層的是文化桎梏——

儒家傳統中“望子成龍”的執念，讓育兒從家庭選擇變為社會競賽，催生出“海淀媽媽”“順義爸爸”的瘋狂內卷。

傳統家庭結構中，男性的缺位，注定女性要承擔更多來自家庭和工作的壓力。

3

當前，中國正處在人口結構轉型的關鍵期，鼓勵生育是一場與時間的賽跑。

日本、韓國的經驗表明，一旦生育率跌破1.5的警戒線，扭轉趨勢將異常艱難。

值得期待的是，部分改革已悄然啟動：

多地試點延長產假至6個月，輔助生殖技術納入醫保，部分城市為多孩家庭提供公租房優先權。

這些探索雖未形成全國性制度，但卻提供了很好的優化樣本。

但是，當口號回歸到現實，也面臨著很大的阻力。

企業能否真正接納育齡女性？

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如何破解？

農村與城市的生育支持如何平衡？

女性因生育帶來家庭風險如何處理？

等等。

也有專家提出了一些比較好的的建議，比如：

1、縮短中小學學制（如從12年壓縮至10年）、推進教育資源均衡化、嚴控課外培訓成本，可降低“教育軍備競賽”對家庭的壓力。

2、延長帶薪產假、由國家財政承擔企業產假成本、保障女性職場權益，有助于消除“生育懲罰”。此外，為單身女性提供平等生育福利，可擴大政策覆蓋人群。

3、增加普惠托育機構供給、鼓勵企業開辦托幼服務、推廣彈性工作制，能緩解“無人帶娃”的困境。

4、通過媒體宣傳、社區活動等，推動男性參與育兒，改變“生育僅是女性責任”的傳統觀念，這點對東亞傳統家庭結構，非常重要。

長期來看，只有在財力支持和社會福利上持續跟進，鼓勵生育才不會淪為一句空話。

4

其實，大多數人并非不想生，而是不敢生、生不起、養不起。

正如張愛玲所說：“如果孩子的出生，是為了繼承自己的勞碌、恐慌、貧困，那么不生也是一種善良。”

這句話道出了無數年輕人的隱痛——當生存壓力擠壓了生活的溫度，當“養育一個孩子”意味著犧牲幾代人的生活質量，生育便成了需要勇氣的冒險。

正如文中所言，鼓勵生育不僅是“發錢”，更是對社會福利、性別平等、教育公平的全面考驗。

政策的意義，或許正在于讓生育回歸純粹的選擇：

不是迫于壓力放棄，也不是因恐懼退縮，而是在社會托舉下，讓每一個家庭有底氣說“我愿意”。

這條路注定漫長，但每一份補貼的發放、每一所托育機構的建立、每一次職場歧視的破除，都在為這份“底氣”添磚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