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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毅品文團隊毅叔，歡迎轉發！

日本對中國的復雜情感，尤其是其深層次的惡意和仇視，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根植于其近代化進程中的“去東大化”（即去中國化）戰略。這一過程不僅是政治和經濟的轉型，更是對文化和身份認同的深刻重塑。日本在幕府末期，因國內治理失效和外部壓力，掀起王政復古運動，強調“神國”地位，將中國文化視為落后象征，而推崇西方文明為先進代表。這一思想在明治維新后進一步強化，通過對華戰爭和文化政策，日本完成了“脫亞入歐”的國家戰略。如今，隨著中國的重新崛起，日本面臨文化認同危機，承認中國的強盛意味著對其“去東大化”努力的否定，動搖了其基于神道教的民族身份基礎。

一、“去東大化”的歷史根源

從飛鳥時代的大化改新開始，日本通過全面移植唐朝制度完成了從部落聯盟到中央集權國家的轉型。孝德天皇頒布的《改新之詔》中，不僅模仿唐朝建立三省六部制，更將 租庸調制 和 班田收授法 作為經濟基礎。這種全方位的文化輸入，使日本在相當長時期內形成了以中國為文明母國的認知體系。平安時代編纂的《古語拾遺》中，甚至將天皇家族溯源至周武王之孫，這種攀附性敘事深刻反映了早期日本的文化自卑。

但這種文化認同在 19 世紀中葉遭遇劇烈沖擊。德川幕府晚期，日本社會陷入深刻危機：經濟崩潰、饑荒頻發、民變不斷，中央權威衰弱。將軍推行的削藩政策加劇了地方大名和武士階層的困頓，許多武士甚至被迫賣兒賣女以求生存。據歷史記載，19世紀中期，日本部分地區因饑荒導致人口銳減，例如1830年代東北地區的大饑荒（天保饑荒），死亡人數高達數十萬。這種內憂外患的局面，促使日本國內掀起了一股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潮——王政復古運動。

王政復古運動的核心是恢復天皇權威，強調日本是“神國”，其衰落歸咎于德川將軍壓制了神道教和天皇的地位，轉而尊崇來自中國的儒術和佛教。這一運動不僅是對幕府政權的反抗，更是對中國文化影響的全面否定。

黑船來航事件后，日本知識分子更開始重新審視自身定位。佐久間象山提出的 和魂洋才 論，表面上是調和東西方文化，實則暗含將中國文化從 魂 的位置剝離的意圖。這種思想在倒幕運動中被極端化，長州藩士高杉晉作在《航海日記》中直言：支那之衰微，源于儒教之毒害，將中國文化等同于落后的代名詞。

在倒幕派的思想中，中國文化被貼上“野蠻落后”的標簽，而西方文化則被視為“文明先進”的象征。例如，尊王攘夷派領袖西鄉隆盛等人主張，日本應擺脫東亞傳統秩序，以西方為師，重塑國家。這一文化轉向，為日本后來的“去東大化”奠定了思想基礎。

二、明治維新與“脫亞入歐”的強化

明治維新（1868年）是日本近代化的轉折點，也是“去東大化”進程的高潮。新政府全面學習西方，推行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改革。在文化領域，日本政府大力推廣神道教，強調天皇的“神圣”地位，同時削弱中國文化的影響。例如：

教育改革：1879年，日本頒布《教育令》，規定學校教育以日本國學和神道教為基礎，減少儒學內容，轉向西方科學和技術教育。

文字改革：日本逐步推廣假名文字，減少漢字使用，以淡化與中國文化的聯系。到1946年，日本政府正式頒布《當用漢字表》，限制常用漢字數量至1850個，進一步削弱漢字的文化影響力。

節日變遷：傳統上受中國影響的春節逐漸被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的圣誕節和元旦。如今，日本幾乎不過春節，而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每逢春節，賀詞會用多種亞洲語言書寫，卻唯獨沒有日語，凸顯日本“去東大化”的徹底性。

與此同時，日本通過對外擴張鞏固“脫亞入歐”戰略。甲午戰爭（1894-1895年）是關鍵節點，日本擊敗清朝，不僅獲得臺灣和巨額賠款（2億兩白銀，約合清政府4年財政收入），更在國際上確立了“文明國家”地位，與中國劃清界限。日本媒體大肆宣揚中國的“野蠻”和“落后”，例如《東京日日新聞》在戰前刊文稱：“支那（中國）乃腐朽之國，需日本文明之光照耀。”這種宣傳為侵華戰爭提供了輿論支持，進一步深化了日本對中國的敵視。

三、文化認同的危機與現代挑戰

20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的快速崛起對日本的“去東大化”戰略構成巨大挑戰。2010年，中國GDP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年中國GDP為6.1萬億美元，日本為5.7萬億美元）。這一事件對日本社會造成心理沖擊，許多日本人擔憂其國際地位和民族自尊心受損。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強盛讓日本的“脫亞入歐”顯得可笑且無意義。如果承認中國的崛起，日本就必須面對一個尷尬現實：其“去東大化”建立在對中國文化的誤解和貶低之上。

日本的民族身份認同很大程度上依賴“神國”神話和對天皇的崇拜。這一體系將日本視為獨特且優越于其他亞洲國家的民族，而中國被視為需要超越的“落后”對象。然而，中國的崛起動搖了這一認同基礎。日本人開始質疑：如果中國能夠重新崛起，“去東大化”是否還有意義？日本是否只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旁系分支？這種文化認同危機激發了日本的民族主義情緒，許多人通過強調日本的“獨特性”和“優越性”來維護自尊，卻往往伴隨著對中國等鄰國的敵視。

四、日本的心態剖析

日本對中國的惡意和仇視，很大程度上源于文化認同的困境。“去東大化”雖助力日本實現現代化，卻讓其在文化上陷入孤立。承認中國的強盛，意味著否定“神國”優越性，將日本置于東亞文化圈的邊緣。這種心理沖突催生了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例如，日本右翼團體常宣揚“中國威脅論”，如2021年日本防衛白皮書首次將中國列為“主要安全威脅”，反映了這種心態的延續。

此外，日本對中國的敵視還與歷史記憶有關。近代日本通過侵華戰爭塑造了“優越感”，而戰后中國的崛起打破了這一幻象。日本不愿正視歷史，反而通過否認或淡化侵略事實（如教科書爭議）維護民族自尊。這種心態在民間表現為對中國崛起的抵觸，在官方層面則體現為對華遏制政策。

五、結論

日本對中國的惡意和仇視，根源于其近代化中的“去東大化”戰略。這一戰略從幕府末期的王政復古運動發端，在明治維新中全面展開，通過文化重塑和對外戰爭完成了“脫亞入歐”。然而，隨著中國的重新崛起，日本的“去東大化”面臨合法性危機，動搖了其基于神道教的民族身份認同。日本的民族主義情緒因此高漲，對中國的敵視日益加劇。要化解這一矛盾，日本需正視文化認同困境，以開放心態重新審視與中國的關系，共同面對亞洲的未來。喜歡本文的朋友還請多多分享轉發，大家有什么有趣見解，歡迎訂閱本號并在下方留言討論！（本文為毅叔說世界系列，感興趣的朋友，請用微信搜索公眾號：戰爭史，收看全部毅叔說世界系列原創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