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5日晚，被圍在雙堆集的黃維兵團強行突圍，因各部自行突圍，混亂無章，最終被我軍全殲。

時任十二兵團副司令官的胡璉本來不在前線，他是在雙堆集戰役期間被蔣介石空投到陣地上，蔣希望他能夠挽救十二兵團瀕臨滅亡的局面。

胡璉突圍出去以后，因為傷勢過重，不久就從南京轉赴上海醫院治療。

1949年2月，胡璉被南京國防部重新啟用為第二編練司令部司令，司令部設在江西南城，因時任江西省主席的方天本就是“土木系”出身，給予胡璉很多支持，不久胡璉就第十軍、第十八軍兩個軍的架子。

對于即將重建的十八軍人事安排，胡璉很是動了一番腦筋。

一

對十八軍軍長的人選，胡璉一開始屬意時任國防部作戰廳中將廳長郭汝瑰。

1949年1月10日，胡璉到了南京后，就對郭汝瑰表示，他打算面見蔣介石，保舉他出任十八軍軍長。

湊巧的很，當時郭汝瑰也有意到一線去，擔任某個軍的軍長。

可出乎預料的是，郭汝瑰極力謙辭后來我們知道，郭汝瑰就是潛入國民黨國防部作戰廳的中共地下黨，通過他之手，國民黨作戰廳擬定的軍事方案剛出爐，基本上就被郭汝瑰送了出去。

三大戰役結束后，郭汝瑰擔心蔣介石把戰敗失利的責任歸咎于他，于是向負責聯絡自己的任廉儒提出，想要到解放區去，但任廉儒告訴他：

“你的愿望，黨非常理解。不過經再三研究，認為你到解放區作用不大，預計解放軍渡江后，蔣介石必然妄圖鞏固西南，那時必有一場惡戰。你不如爭取掌握一支部隊，到解放軍進軍大西南時舉行起義。這不是比到解放區作用更大嗎？”

郭汝瑰要求到一線帶兵的想法大大的震驚了時任國防部參謀總長顧祝同：

“別的軍長早就想脫身溜走，你怎么還想當軍長？這明明是自討苦吃嘛！”

當時，郭汝瑰充分發揮了“演戲”的精神，一再表示“誓死效忠黨國”，這才蒙混過關，不久之后，顧祝同保舉過如果出任第十軍軍長。

不過很有意思的是，郭汝瑰在同一天里就接到了兩個消息。

一個是總統府第三局任副局長的陸大同學傅亞夫提供的，說顧祝同簽呈他出任第十軍軍長的報告，“總裁”沒同意；另外一個是國防部參謀次長肖毅肅告訴他，說顧祝同簽呈他出任軍長，蔣介石同意。

就在郭汝瑰彷徨之際，胡璉又送來了“好消息”。

1949年1月11日，就在胡璉提出要保舉郭汝瑰出任十八軍軍長的第二天，他再次找到郭汝瑰：

“總統已批準你任18軍長，望早日到職，重振18軍的軍威。”

郭汝瑰一下子也糊涂了，盡管他心里很清楚，蔣介石已經有些懷疑他，但這前后矛盾的任命卻也讓他猜不透。

事實上，無論是到第十軍還是到第十八軍，本質上都是嫡系部隊，二者沒有任何區別。唯一不一樣的地方在于，十八軍是土木系發家的根本，是嫡系中的嫡系。

郭汝瑰的本意是要到某個雜牌軍去，好方便他率部到西南去借機起義，如果是到了嫡系部隊，未必有到西南去的機會，而是有可能追隨蔣介石撤到東南，以后未必有起義的機會。

好在這件事后來又迎來轉機。

1949年1月21日，代理參謀總長林慰告知郭汝瑰：

“總統已免去你18軍軍長，改任72軍軍長。”

有意思的是，72軍過去是一支川軍部隊。

72軍是淮海戰役中全軍覆沒的，軍長余錦源在陳官莊被圍時率殘部向我軍投誠，其中部分人跑了出來，蔣介石命郭汝瑰收攏起來，重建72軍。

郭汝瑰興奮異常，立即在上海北四川路一所小學里設立軍部，開始招兵買馬。

二

從第十軍、十八軍再到72軍，郭汝瑰的安排之所以呈現如此復雜的變化，原因在于他過去的經歷。

郭汝瑰是黃埔五期畢業，算是嫡系出身，但他堂兄郭汝棟卻是川軍軍長，郭汝瑰黃埔畢業后，曾在堂兄的川軍部任職，值得一提的是，郭汝瑰在黃埔期間就接觸過共產黨人，后來也是在堂兄部隊時，由在川軍部隊工作的共產黨人、黨支部負責人袁鏡銘介紹入黨。

也就是說，當時的郭汝瑰其實就已經有了三重身份。

按說就從郭汝瑰這樣的經歷來看，郭汝瑰與胡璉八竿子也打不著關系，為什么胡璉一定要拉他到十八軍？

事實上，過去在談郭汝瑰，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他“隱形將軍”的身上，但忽略了他“土木系”十三太保的身份。

郭汝瑰成為“土木系”一員大將，也完全是個偶然。

1930年4月，郭汝瑰在堂兄郭汝棟部任營長，并隨部隊駐扎湖北，本來按照事先約定是要在鄂豫皖蘇區作戰期間起義的，但陰差陽錯之下，郭汝瑰部遭到紅軍伏擊，本人也負傷，等他醒來后才發現，原定起義的部隊居然給紅軍殲滅了。

當時，蔣介石在中原大戰后，加強了對郭汝棟部的控制，郭汝瑰雖然共產黨員身份未暴露，但因為過去與共產黨人過從甚密，于是被堂兄安排去日本留學，陰差陽錯之下造成了郭汝瑰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

1931年底，郭汝瑰和一大批黃埔同學回國，他與黨組織失聯的情況下，也不愿意回堂兄部，事后冒名頂替到陸大學習，當時陸大是蔣介石兼任校長，郭汝瑰因為有了再次受重用的機會。

1936年西安事變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郭汝瑰也意識到了機會，于是經陸大同學推薦，到了陳誠部十四師任參謀長。

淞滬會戰期間，郭汝瑰隨十四師上了戰場，因該師42旅旅長畏戰的關系，師長霍揆彰調郭汝瑰接替，負責防守南塘口一線。

巧的是，當時郭汝瑰部42旅的陣地與附近67師119旅距離不遠，而該旅旅長為胡璉。

戰斗最激烈的時候，距離42旅不遠的40旅以及119旅的旅指揮部均被敵人炸毀，所以后來兩旅的指揮部就和郭汝瑰的指揮部放在了一起。

三個旅長共用一個指揮部。

胡璉的旅部挨了敵人一發炮彈，旅部幾乎所有的參謀死的死傷的傷，加上部隊損失慘重，正焦頭爛額之際，一個團長打電話稱：

“旅長，我沒有子彈啦，”

當時胡璉氣得把電話一摔：

“沒有子彈怎么啦，我也沒有子彈……”

好在一旁的郭汝瑰趕緊攔住胡璉勸：

“伯玉（胡璉的字），不能這樣處理，如果前沿的部隊借口沒有子彈撤退下來，導致陣地失守，損失就大了，將來這個賬不好算。”

“你馬上通知他，我們42旅的子彈剛運來，大家分著用，我馬上組織人員送來給你，但你團一定要守住陣地。”

靠著郭汝瑰的支持，胡璉總算是穩住了陣地。

郭汝瑰這一戰打的相當鐵血，42旅八千將士最后剩下的也不過兩千，事后他的陸大同學曾粵漢后來對他說：

“汝瑰，你成功了，從此在十八軍站住腳了。”

不僅僅是曾粵漢向陳誠極力推薦郭汝瑰，當時十四師師長霍揆彰也盛贊郭汝瑰，幾乎逢人便說：

“我這個家，只有郭汝瑰才能當的了。”

三

胡璉后來一談起淞滬會戰時的這段經歷，就夸郭汝瑰沉著冷靜。

“那樣生死攸關的情形之下，郭汝瑰還在想到支持我！”

也是通過這一戰，郭汝瑰在陳誠的“土木系”算是扎穩了腳跟，過去郭汝瑰在軍中一向被人視作“書生”，可這一戰他所展現出來的悍勇，令很多人為之驚嘆。

不久之后，陳誠保舉郭汝瑰出任了54軍參謀長。

武漢會戰期間，郭汝瑰察覺陳誠制定的方案實際上是步南京戰役之后塵，立刻出言諫阻，并提出應利用山地尋機殲敵，可做到進可攻退可守。

陳誠察覺郭汝瑰是軍事方面的人才，愈發信任重用他。

至此，郭汝瑰從雜牌川軍出身，一躍而成為陳誠身邊的紅人，除了第三次長沙會戰在前線帶兵外，大部分時候都是在陳誠身邊充任高級幕僚的角色。

1945年2月，陳誠出任軍政部部長，提拔郭汝瑰出任掌管全國各軍師編制、裝備的軍務署副署長、署長，兼國防研究院副院長。

可以想見的是，胡璉急切想拉郭汝瑰到十八軍去，除了源于當年交情外，還源于兩人都是土木系出身的將領。

當胡璉意識到郭汝瑰不對勁兒的時候，已經是他推薦郭任十八軍軍長四個月后。

1949年4月下旬，國民黨軍在江南潰敗，當時在江西的胡璉也接到了命令，要求他率部向南昌轉進，以便于擋住我人民解放軍的攻勢。

本來按照國防部的計劃，胡璉應該遵令西進，但他之前就已經查明，國防部制定所謂的“五嶺防線”根本不可能防守成功。而制定這個計劃的人不是別人，就是當時時任國防部作戰廳廳長的郭汝瑰。

胡璉后來不顧命令，直接下令全軍轉道至潮汕地區。

事后李宗仁雖然把丟失五嶺的責任推給了胡璉，但胡璉畢竟是聽了蔣介石的命令，而且從當時情況看，胡璉也算是躲過了一劫。

據說郭汝瑰在四川宜賓起義后，胡璉聽說此事后，氣得咬牙切齒：“這個郭小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