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史鵬釗 張思懿

書信，是人類文明生活中出現極早、流傳極廣的文體。古往今來，許多名人書信都遺留了下來。而收藏名人信札，古今有之，中外均熱。寫信的人或是洋洋灑灑千百言，或是匆匆忙忙三兩句，是真情的流露，也是信息的傳播。

近年來，中國名人信札進入拍賣界。名人信札作為一種文化遺產，具有多種功能，有的具有很高的文化鑒賞價值，本身就是藝術品。作家荒蕪收藏的信就是其中之一。這些信，是荒蕪先生生前收藏了大半輩子的珍視之物，也是他和朋友們友情的見證，彌足珍貴。本書的主人公荒蕪是現代作家、文學翻譯家，原名李乃仁，曾用筆名黃吾、葉芒、李水、淮南、林抒、方吾等。1916年正月初九出生于安徽省鳳臺縣（今屬淮南市，因鳳臺縣曾屬壽州，荒蕪因此常說自己是壽州人），這里位于淮河中游和淮北平原南緣，八公山之下。八公山是漢代淮南王劉安的主要活動地，博大精深的《淮南子》也誕生于此。荒蕪幼讀私塾時就顯露了聰穎的天資，一部《左傳》能背誦多篇，四書五經諳熟于心。在私塾8年學習中，最喜讀《詩經》和唐詩。荒蕪12歲考入南京金陵學校中學堂，15歲考入上海復旦大學實驗中學。畢業前一年，學校因戰事由上海江灣遷至杭州城隍山下，他得以飽覽三竺六橋之盛景。三竺，指杭州靈隱山飛來峰東南天竺山上的三座寺院——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三者合稱“三天竺”，簡稱“三竺”；六橋指西湖里湖環璧﹑流金﹑臥龍﹑隱秀﹑景行﹑浚源等橋。

1933年1月17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宣言，表示愿意在三個條件下同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共同抗日作戰協定。1933年夏，17歲的荒蕪從上海復旦大學實驗中學畢業，考入北京大學。當時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為胡適，他勸青年們學歷史，因此荒蕪就讀于歷史系，同時選修西語系英文專業，在校期間發表散文處女作《還鄉》，編輯英文刊物《北平花》。

在校期間，荒蕪選習了顧頡剛先生的秦漢史，傅斯年先生的魏晉六朝史，陳垣先生的元史，孟森先生的明清史。旁聽了朱光潛先生的詩論、梁實秋先生的莎士比亞課等。其英文翻譯課，受業于葉恭綽先生。

聞一多先生于1932年從青島大學回到母校清華大學，任中文系教授。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的同時，也常到北大講課。荒蕪在校期間，常去旁聽聞一多先生《詩經》課。受其影響和鼓勵，荒蕪開始翻譯惠特曼的短詩，他于1956年12月12日在《文匯報·筆會》曾有憶文《惠特曼與聞一多》。

1937年畢業時，適逢七七事變爆發，荒蕪在北平待到8月中旬才離開。1937年至1938年，荒蕪先后在湖南和貴州等地教書，目睹了1938年11月13日凌晨發生的長沙大火，并親身經歷了湘黔大撤退。

1938年3月27日，荒蕪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10月，武漢會戰結束。長沙大火后，荒蕪輾轉到四川江津，被戰時國立九中聘為國史教師（這個學校憑家鄉話收容了3000多名皖籍流亡師生）。在這里，荒蕪與高三部女生舒展相識，1940年后兩人在重慶結為伴侶。

在重慶，荒蕪還喜逢金陵中學堂同學朱海觀。朱推薦他去見當時主持文化工作委員會的郭沫若，遂被介紹到琵琶山上的蘇聯大使館教授中文，兼為報刊編輯寫作，同時翻譯文學作品。荒蕪靠菲薄的稿費生活，極為貧困潦倒，甚至經常斷炊。

妻子舒展原名舒昭謨，安徽省安慶人，1923年出生。經八路軍駐渝辦事處介紹，到（重慶）東北救亡總會宣傳隊和重慶婦女指導委員會工廠服務隊，在日軍炮火中從事抗日救亡宣講活動。1942年舒展考入（重慶）美國新聞處中文部工作。在這里，荒蕪夫婦與著名的新聞工作者劉尊棋（1949年后，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副局長）相識相知。1948年春，舒展與荒蕪同赴晉冀魯豫解放區，舒展先后在北方大學藝術部和華北大學一部學習，改常用名為林印。1949年春，她被分配到軍委鐵道部政治部，跟隨滕代遠將軍在一線工作。《人民鐵道》創報時，她成為報道新中國交通建設的首批專業記者。

1941年11月16日，郭沫若五十壽辰和創作生活二十五周年慶祝會在重慶舉行。

1942年前后，大批文化人以筆抗戰，寫作或翻譯抵抗文學作品。1943年，荒蕪在譯出短篇小說《烏克蘭人》時首次使用了筆名“荒蕪”，譯品刊于重慶《新華日報》。 這一時期他還譯出了法國作家、哲學家讓–保羅·薩特的心理小說《墻》，是將這位哲學家介紹到中國來的首位譯者。

在擔任《世界日報·明珠》副刊主編期間，荒蕪譯作較多。除翻譯美國麥凱、惠特曼、賴特等人的詩歌或短篇外，還翻譯了賽珍珠的小說《生命的旅途》。 荒蕪涉獵較廣，不僅積極為國人引入美國文學，還翻譯過法國、捷克、印度等國的文學作品，并譯介大量蘇聯文學和蘇聯文藝理論，使外國文學作品更多地進入中國廣大讀者的視野。1944年底，經劉尊棋推薦，荒蕪參加盟軍軍官考試，考上了盟軍華語學校文化教官職位，赴檀香山擔任中文教官，也用英文講授中國近代史。1946年秋回到上海，擔任《文匯報》副刊編輯和法國通訊社英文編輯。1947年荒蕪到北平，任中國文學家協會北平分會候補監事。

1948年，荒蕪進入晉冀魯豫解放區，先后在北方大學文藝學院和華北大學第三部擔任研究員，繼續譯美國奧尼爾戲劇《悲悼》三部曲；與朱葆光合譯英文詩集《朗費羅詩選》。當時考慮到國民黨管轄區親友的安全，解放區的組織建議其改名換姓，自此常用名改為荒蕪。1949年7月，北平解放后，荒蕪隨華北大學研究部回北平，由老友劉尊棋力薦，參加中央人民政府國際新聞局的籌建工作，同年擔任大型對外刊物《爭取人民民主，爭取持久和平！》中文版主編和國際新聞局資料研究室主任，從事對外宣傳工作。該月，還參加了“北平市各界人民紀念七七抗日戰爭12周年暨慶祝新政協會議籌備會成立大會”并在天安門金水橋合影。

1949年前后的譯作《蘇聯文藝論集》《高爾基論美國》，蘇聯小說《一個英雄的童年時代》《栗子樹下》等陸續出版。

1952年7月1日，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改組為外文出版社。荒蕪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并調任外文出版社圖書編輯部副主任，此時他對自己的事業充滿了光明的憧憬。1956年冬，荒蕪調至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西方文學組美國文學研究崗位。此時對艾爾伯特·馬爾茲的研究正在深入，所譯《草葉集選》已臻成熟，全稿已發至上海的出版社。1956年10月，印度作家耶凌達羅·庫瑪爾應邀來中國參加魯迅逝世20周年紀念會，荒蕪陪同。當時正值壯年（40歲）的荒蕪潛心翻譯了這位印度作家的另一部代表作—中篇小說《辭職》，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1月出版這部譯作時，卻只用了譯者的筆名李水。原因就是1957年5月14日，荒蕪在民盟組織的鳴放會上提出了尖銳意見，會后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與黃苗子、丁聰、聶紺弩、劉尊棋、謝和庚等，同被下放到北大荒接受監督勞動，在黑龍江八五三農場度過了一生中最為艱難的日子。1960年底，荒蕪返京，回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降為中外文資料員，長達17年。

1963年9月，外文出版社改組為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1969年7月至9月，文化部所屬各單位和文聯各協會全部工作人員，分別下放到湖北咸寧、天津靜海等“五七干校”及部隊農場等地進行勞動改造和思想教育。荒蕪隨文學研究所全體下放到河南信陽羅山“五七干校”。

1972年后荒蕪返京，原住房被占，只得借住在文學研究所三樓舊日的報紙庫，荒蕪用空書架糊上報紙，權當圍墻，并將這間斗室命名為“紙壁齋”。1976年10月以后，他經常在國內外報刊上發表詩文和翻譯，在介紹美國現代文學方面尤為勤奮。

1978年5月12日，文化部舉行揭批“四人幫”萬人大會，宣布為一大批受迫害的文藝工作者平反。10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大樓面臨拆除，荒蕪終于分配到位于北京天壇東側路的兩間半臨時房，告別了自己住了6年半的臨時房“紙壁齋”。1979年荒蕪恢復了正常身份。落實政策后，調至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歐美文學研究室崗位，繼續研譯美國文學。

1979年至1986年，出版譯著有《奧尼爾劇作選》《馬爾茲中短篇小說選》《雨果先生》（劇本）《海外浪游記》《麥凱自傳》（即《遠離家鄉》）等。

1982年離休后，荒蕪繼續發表翻譯作品，撰寫舊體詩及散文，晚年主要以舊體詩寫作享譽文壇。

1985年，在武漢參加由武漢作協和《長江日報》發起的黃鶴樓筆會。李普、李蕤、徐遲、鄒荻帆、碧野、秦兆陽、蕭乾、端木蕻良、綠原、蘇金傘等故交好友同時參會。

1985年元月，荒蕪與著名書法家、美術史家黃苗子，畫家郁風夫婦和裝幀設計大家曹辛之等發起創辦《詩書畫》報。他們在《我們不要發刊詞》的發刊詞中寫道：“我們的國家是詩歌的國度，是書法藝術的國度，也是繪畫藝術的國度，人們對詩書畫有著傳統的喜愛。我們民族許多美德的形成，和詩書畫是分不開的。我們想以這張報紙，把這個美好傳統保留下來，發揚光大。”這段話既表達了創辦者們創辦《詩書畫》報的初衷，也抒發了荒蕪和他那一代文人的深摯愛國情懷。

1995年3月，這位文學老人悄然離世，留下翻譯作品300萬字。荒蕪文筆清新淡雅，寫詩頗有世外隱士之風，俞平伯、朱光潛等文學大家對其頗為贊賞。2017年7月，花城出版社出版《荒蕪舊體詩新編》，收入其500余首舊體詩。翻譯工作是高難度的再創作過程，荒蕪卻總是能在長短篇小說、詩歌、劇本、文學評論、游記諸多文體中游刃有余。翻譯界人士對荒蕪的硬功夫都十分佩服，無論是申奧、蕭乾、葉篤莊、朱海觀、張友松等老朋友，還是初入門的研究生，遇到卡殼點，都喜歡找他切磋或向他請教。

荒蕪的重情誠篤在文人圈里是出了名的。他與朱光潛、沈從文先生的友情與交往，被傳為佳話。1980年，荒蕪寫了《師友之間》一文，專門向海外讀者介紹朱光潛先生的美學道路。1981年，《紙壁齋集》出版，朱光潛先生親自為他寫序。1983年4月，朱光潛給荒蕪寫最后一封談詩信時已86歲。荒蕪編的《我所認識的沈從文》于1986年7月由岳麓書社出版。

荒蕪先生的俠肝義膽在文人圈里也是出了名的。他曾熱切地向符家欽先生建議，翻譯金介甫著《沈從文傳》。符先生欣然接受后卻發現難度極大，全書25萬字，資料倒有15萬字，也擔心譯著出版受阻，譯事因故中途停頓。荒蕪得知后，覺得符家欽確是譯《沈從文傳》的最佳譯者，應大力促成此事。不僅聯系沈夫人為符先生借閱沈從文的作品原著，還反復地對符先生說：“那是很值得做下去的事情！”后又找到上海的翻譯家葉麟鎏，請他親自做全書校訂。1988年《沈從文傳》竣工時，符先生對荒蕪說：“能將此書做好，了卻兄長推薦原情，是一幸事！”

荒蕪著作主要有詩集《紙壁齋集》（1981年6月，黑龍江人民出版社）、《紙壁齋續集》（1987年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詩話集《紙璧齋說詩》（1985年2月，三聯書店）、《麻花堂集》（1989年1月，廣東人民出版社）、《麻花堂外集》（1989年8月，廣州文化出版社）。作為代表，荒蕪曾參加全國第一、二、四次文代會。荒蕪譯作主要有小說《新生》（現代書局）、《一個英雄的童年時代》（1949年，晨光出版公司），劇本《悲悼》（1949年，晨光出版公司）、《栗子樹下》（1949年，天下圖書公司），文藝理論《高爾基論美國》（1949年，大眾書店）、《蘇聯文藝論集》（1950年，五十年代出版社）、《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天下圖書公司），譯著《惠特曼詩選》、《美國黑人詩選》、《朗費羅詩選》（晨光出版公司）、《馬爾茲短篇小說集》（1955年，作家出版社）、《馬爾茲獨幕劇選集》（合譯，1956年，作家出版社）。50年代，他還在《人民日報》《文匯報》《人民文學》《作品》《譯文》等報刊上發表過作品。

作為一代文學翻譯家，荒蕪和來自各界的朋友交往，在改革開放前后的時代多有書信來往，彌足珍貴。從荒蕪與丁聰、蕭乾、李世南、姚雪垠、茅盾、范用等人的書信往來中，能夠窺見改革開放前后國內知識界的思想狀況和文學走向繁榮的事實，因為荒蕪的“朋友圈”中均為同道人士，代表了領域的面貌，更是體現了7位先生的為人處世之道。無論是那個時代對社會的評價、創作理念的探討，還是內心狀態的坦露，邁入老年提到的生老病死，彼此的關心言語熨帖，真情所至，聲氣相通，肝膽相照，無不令人動容。

到如今，互聯網的到來，是時代的進步。

到如今，手書信的遠去，凝聚的是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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