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律講堂是由張萬軍教授主持的刑法專題普法講座）

2023年5月29日凌晨，丁某、王某偉等人在上海某KTV樓下與醉酒男子莊某煒發生口角。起因是莊某煒指責丁某等人說話聲音太大，雙方短暫爭執后被勸離。然而，丁某等人返回酒店后心有不甘，再次折返尋找莊某煒泄憤。在追逐、毆打過程中，莊某煒倒地后仍遭持續攻擊，最終導致6處肋骨骨折（輕傷一級）及5處輕微傷。法院審理認為，丁某、王某偉在事態平息后借故生非、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構成尋釁滋事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四個月和一年三個月。（參見丁某、王某偉尋釁滋事案——“借故生非型”尋釁滋事行為的審查認定，人民法院案例庫編號：2025-05-1-269-001）

一、法律視角：什么是“借故生非型”尋釁滋事？

根據《刑法》第293條，尋釁滋事罪的核心在于行為是否“破壞社會秩序”，且行為方式需符合“隨意毆打他人”“追逐攔截”“起哄鬧事”等法定情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司法解釋進一步明確：即使事出有因，若行為人借題發揮、超出合理解決糾紛的限度，仍可能構成“借故生非型”尋釁滋事。本案中，丁某等人的行為特點鮮明：

1.矛盾已平息：初次爭執后雙方已分開，沖突本可避免。

2.主動升級事態：丁某等人返回現場并非為解決糾紛，而是出于“不甘心”“泄憤”等主觀惡意。

3.手段過激：莊某煒逃跑倒地后仍被持續毆打，侵害行為明顯超出合理限度。

二、爭議焦點：被害人有過錯，行為人能否免責？

本案的爭議焦點為：在被害人莊某煒對矛盾糾紛的引發有一定責任的情況下，被告人丁某、王某偉的行為是否構成尋釁滋事罪。曾有觀點認為莊某煒因醉酒辱罵引發矛盾，自身存在過錯，丁某等人的行為應減輕甚至免除責任。但法院明確指出，被害人過錯不能成為隨意施暴的正當理由。只有在兩種情形下被害人過錯可能影響定罪：其一，被害人故意引發矛盾（如蓄意挑釁）；其二，被害人對矛盾激化負主要責任（如長期欺凌導致報復）。即便被害人對偶發性的矛盾糾紛也有責任，但如下兩種情形亦可以成立尋釁滋事罪：一是在事態已經平息、糾紛已經中止的情況下，行為人為了爭強斗狠、逞強耍橫，仍然小題大做、借題發揮；二是在沖突過程中，特別是在雙方口角時，行為人一方陡然加大侵害力度，實施與常情常理背離的隨意毆打他人或者任意毀損他人財物等行為。

本案中，莊某煒的醉酒辱罵屬于偶發行為，既非故意挑釁，也未持續激化矛盾。相反，丁某等人明知沖突已結束，仍單方擴大事態，主動實施暴力，其主觀惡意和客觀危害均已達到刑事追責標準。這一裁判思路傳遞明確信號：法律不鼓勵“以暴制暴”，更不認可“借機報復”。即使日常生活中遇到摩擦，公民也應通過合法途徑解決，而非濫用私力。

三、司法警示：如何避免尋釁滋事罪的“擴大化”？

內蒙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張萬軍認為，近年來，尋釁滋事罪因適用范圍廣、入罪門檻低，常被質疑存在“口袋化”傾向。為避免司法濫用，需嚴格把握以下界限：

1. 主觀動機：是否具有“逞強耍橫”的惡意？
尋釁滋事罪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具有“尋求刺激、發泄情緒、耍威風”等流氓動機。例如，因瑣事爭執后臨時起意毆打他人，可能構成此罪；但若因債務糾紛針對性報復，則可能構成故意傷害罪。本案中，丁某等人折返施暴的行為明顯出于“爭強斗狠”心態，與解決糾紛無關，故被認定為尋釁滋事。

2. 行為限度：是否超出社會容忍范圍？

法律允許公民在合理范圍內維護自身權益，但禁止以暴力或侮辱等方式過度反應。例如，被他人碰撞后要求道歉屬正當行為，但若因此持械傷人，則可能觸犯刑法。本案中，莊某煒的辱罵未造成實質侵害，丁某等人的暴力回應顯然超出必要限度。

3.社會危害：是否破壞公共秩序？

尋釁滋事罪保護的法益是社會公共秩序，而非單純的個人權益。若行為僅針對特定對象且未引發公共秩序混亂，則可能不構成本罪。例如，在私人場所因糾紛斗毆，通常按故意傷害處理；但在公共場所無故毆打不特定人員，則可能構成尋釁滋事。本案案發在道路等公共場所，毆打行為引發路人恐慌，對社會秩序造成實際破壞。

張萬軍教授認為，法律既是社會秩序的守護者，也是公民行為的邊界。丁某、王某偉案的裁判彰顯了司法對“借故生非”行為的零容忍態度，同時也提醒公眾：維權須守法，沖動代價高。在法治社會中，理性與克制才是化解矛盾的最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