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皇帝剛即位那幾年，旱魃為虐。

先是京師大旱，之后直隸、山東久旱，緊接著河南大旱，山西亢旱，陜西、甘肅苦旱，皖北、川北亦旱。這場災荒一直持續到光緒五年（1879）。由于光緒三、四年間災情達到最高潮，而該兩年干支為丁丑和戊寅，故人們多以“丁戊奇荒”稱之。

天災面前，人命卑賤。死亡的數字不斷堆疊，估計約在950萬至2000萬之間，奪命的烈度不亞于此前的太平天國戰爭。活著的人們已經不像個人了，吃皮繩、鞋底、破布、灰炭已是常態，“人相食”也不少見。婦女和兒童淪為商品，只能換來一兩張薄餅。哀鴻遍野，滿目凄涼，自明末以來兩百余年，中國尚未見過這般慘烈的景象。

▲《河南奇荒鐵淚圖》之“白骨遍野、惡鬼夜號”。圖源：網絡

這場席卷華北的天災，也波及江南。成群結隊的饑民紛紛過江，給當地造成了不小的沖擊。

其實，對于逃荒的難民，江南人士并不陌生。幾乎年年都有蘇北的鄉民南下求食，只要設立幾個粥廠，給些口糧，等待冬天一過，人群自然散去。但這次不一樣。不久之后，江南人發現，北方的災荒要比想象中嚴重得多。

蘇州城外的空地，一半是難民搭蓋的草棚。一開始只是蘇北人和山東人，很快就出現了山西人的身影（河南災民被截留在了徐州一帶）。流民達到了兩萬多人，混亂隨之而來。

光緒二年（1876）十二月中旬的一天，蘇州養育巷慈悲橋邊的裕成醬園，闖入了數十名災民。他們向主人乞求腌菜，醬園不允，便用假錢購買。購買不成，災民氣勢洶洶，直接動手搶奪。醬園阻擋不了，只能叫來地保維護秩序，并給災民分發錢財，這才了事。類似情況，時有發生。

早在難民剛剛抵達蘇州的光緒二年十月初，蘇州士紳謝家福就投入到救濟的事業中。作為一個經歷過太平天國運動的江南人士，他見過秩序瓦解的慘狀。咸豐十年（1860），蘇州被太平軍攻陷，謝家遭到重大打擊，“全家骨肉離散，死難者二十有四人”。當時謝家福年僅14歲，陷于敵營，逃出后，隨母親遷往上海。在他心里，江南這片美好安寧的土地，不該受到侵擾；家破人亡的人倫慘狀，也不該頻繁上演。

光緒二年整個冬天，謝家福都在為災民奔走：登記，募捐，發錢，助產，給藥，制棺……他的日記被賑務占據：“初九日……同姚鳳生赴盤門災民廠中查點災民”，“十一日，辰起，同姚鳳翁赴盤門廠散給口糧”，“十七日，辰刻，姚鳳生來，邀往造災民冊”，“十八日……同至富仁坊潘氏端整災民牌照”，“二十日，晨起，同姚鳳翁至保元廠收災民一千口”。

地方精英維護本地社會秩序，本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然而，產生威脅的根源不在本土范圍之內，這又該如何是好呢？

謝家福在那個冬天提出了一個辦法：從整治蘇北水利入手，召集災民，挑選尚有勞動能力之人，以工代賑。

1

一個蘇州人想要跳出江南解決流民問題，背后反映出一個嚴重的國家治理問題：士紳對于朝廷的賑災行動已經相當失望了。

古代中國常常為天災所困，荒政是治理天下的一項要務。不少人堅信，只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才能從容調動數以百萬計的糧食，拯救天下。當然，前提是國家的倉儲中真的有充足的糧食。在18世紀，清廷或許有這個實力，但進入19世紀，在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戰爭之后，國家的物力消耗殆盡了。

當時，山西巡撫曾國荃正為手中無錢糧發愁，而主持西征的左宗棠嚴厲彈劾山西沒有按時提供軍餉。目睹人間之慘狀，曾國荃能做的只有祈禱上天降下雨水：“國荃抵任五旬，禱雨已四十日。靡神不舉，無術蘇息。”之后，還是李鴻章從海防經費中調取了十萬兩銀子救急。

國家無力，朝廷便讓各省“協濟”。曾國荃拉下老臉，給兩廣總督劉坤一寫信道：“尚祈俯鑒愚衷，憫其苦況，設法援救。垂手云天，晉民固膜拜焚香，感頌仁慈之廣被。”最后到手“不過萬金”。畢竟，哪里的倉儲都不充足。

光緒四年（1878），曾國荃上奏折稱，為賑災而過勞猝死的山西官員接近80人。兩個月后，這個數字上升到了120人。這些閃耀著儒家人格光輝的官員，就像傳統荒政的最后一點余暉，灑盡了光熱，卻還是力不從心。

▲曾國荃。圖源：網絡

謝家福們的出現，意味著另一種可能性。

按理說，一處的地方精英無論如何也不會突然介入另一處地方社會的事務。光緒三年（1877）二月初九，謝家福在“驗放災民出廠”后，開始“押送江北災民回藉”，送至泰興，就地救濟。因舟船擱淺，謝家福發完賑金就返回蘇州了。

跟謝家福一樣，常州士紳李金鏞很早就開始救濟災民，并決心前往蘇北賑災。他得到當地士紳的支持（其中包括盛宣懷之父盛康），還有上海巨商胡雪巖的幫助，籌集了13萬兩善款。李金鏞此行開啟了一個時代，此后，江南人物八方集款，分道北進，越過關山阻隔，前往山東、河南、山西等地，救濟災民。留守江南的紳商也沒閑著，他們坐鎮后方，借助本地的善會善堂，擔負起勸捐、收解、轉運錢糧等工作。

江南士紳的壯舉，歷時四年有余，總共募集并散放賑銀100多萬兩，遍及山東、河南、山西、直隸四省，救濟災民總數超過百萬。

▲李金鏞。圖源：網絡

如今回看這段歷史，謝家福們的善心背后，有儒學的回響，有發自內心的憐憫，有強烈的地方優越感，但唯獨缺少“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意識。盡管有人提出了“我等同處宇內，有分地無分民”的口號，但這樣的想法要在很多年后才成為主流。

當時，江南社會對于華北地區的遭災不無幸災樂禍。許多人認為，晉人平日重錢財，舍本逐末，大家忙著開錢莊，放印子錢，種植罌粟，貽害世人。直隸靠近皇都，作奸犯科者多。陜西民氣強悍，搶劫者多。河南本來多務農之人，近年來也學壞了，不事五谷。北人皆如此，所以天降巨災，困苦至此。

更有甚者，拿生活習慣做文章。一位自稱“吳中人”的作者在《申報》上發文稱，他曾游歷華北，見北人吃飯，碗中必有剩余，吃完用涼水漱口吐出米飯，實在浪費。而且，北人不珍惜字紙，用其裹物糊窗、揩臺擦桌，怪不得遭到天譴。

也有人揚北抑南。《申報》曾發表某人的《易俗論》，指責南人“貪而無恥”，必須學習北人的“儉而知守”。幾天之后，該作者又寫了一篇《論弭災宜上下交儆》，文章大意為：我輩生于南方，衣錦食肉，住好房，乘好車，兒女團圓，哪怕是下等人也吃白米飯、穿厚棉襖，難道是上天獨厚南人？若吾輩安于享樂，怎知未來不會落得北人下場？——表面是在指責南人，背后仍是濃烈的江南本位意識。

既然“南人優越，北人活該”的觀念如此盛行，那么，謝家福們又是如何募集到善款的呢？

答案就兩字：福報。

謝家福在為河南籌捐的公啟中寫道：“嗚呼！天之厚我江浙者至矣，天之警我江浙者亦甚。”丁戊奇荒就像是老天爺拿著戒尺教學生，山東人犯錯，拍一下掌心，河南人犯錯，又拍一下，山西人犯錯，再拍一下。如此，江南百姓不敢不用功，不敢不保持警醒。

救人之荒必可免己之荒，捐錢給災民，積德行善，上天難道不會再降福報嗎？大部分人正是基于這種想法慷慨解囊。最令人稱奇的是，南通州的一個乞丐在得知“山西奇荒情形甚慘”的情況后，居然也感到自己“幸生南方，較之山西被難人，幾有天壤之隔”，便將積蓄的800文捐給善堂。

果然，“上天”出手了。江南自從辦義賑以來，風調雨順，雖偶有偏災，也能得到中等年成。這番景象在士紳的鼓吹和報紙的夸大之下成為上天厚待江南最確鑿的證據。

▲《豫饑鐵淚圖》之“善士解囊諸神賜福”。圖源：網絡

光緒三年（1877），謝家福北上青州，行至掖縣的朱榴鎮歇息時，僅有攤餅可吃，他突然想起了家鄉。在蘇州，攤餅“于北寺及閶門吊橋見之，皆乞丐買食”，十分常見，如今吃來卻有別樣的風味，于是他感慨道：“不意山東來發賑，竟似蘇州去討飯。”

越是北上，離江南越近。這不正是義賑的意義嗎？

2

江南士紳不是唯一的行動者。

光緒元年（1875），一位名叫李提摩太的傳教士在漫天飛雪中抵達青州。他出身貧寒，卻懷揣著救世的熱情，遠赴重洋落腳華北，勸說中國人皈依上帝。歷史給了他一個機會，次年春，山東大旱，青州的官民紛紛祈神求雨。李提摩太在城門張貼布告，宣稱求雨“最好的辦法就是放棄偶像崇拜，皈依上帝，向它祈禱并遵循它的法則和生活方式”。

當然，雨神和上帝都不會光顧。

無論以何種價值判斷，都無法否認李提摩太的同情心、勇氣與堅持。由于人手太少，李提摩太只能選擇發錢，而非發糧。有時因攜款太少，不夠分，他會遭受饑民的毆打。不過，餓殍千里的景象始終提醒著他：未來的美好世界都歸之于上帝，遑論中國？身在此地，又豈能袖手旁觀？

賑災需要賑款，為此，李提摩太奔走呼吁，多方籌措。

光緒二年（1876）夏，他將山東災情告知上海的一些西方人士，號召他們伸出援手。年末，他又給英國浸禮會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件，希望可以得到該會和英國的幫助。信中，他用激動的口吻說道：“這不是騙取慈善的借口，這是在救命。當我寫下這封信的時候，成百上千的人正面臨死亡，而在此之前，已經有更多的人離世……現在，冰封的大地什么都沒有，只有可怕的死亡。”

李提摩太的努力收到了效果。光緒三年（1877）初，一些通商口岸的西人成立了賑災委員會，加入救濟行動。后來，李提摩太撰寫了一份山東賑災報告：到五月份為止，共收到13850兩白銀，救助青州府四縣內的兩萬余人。

▲李提摩太。圖源：網絡

光緒三年二月，謝家福從蘇北返回江南，得知西方賑濟山東的消息，立即產生了憤怒的情緒。他不信任外國人，害怕基督教趁機盜取人心，于是致信李金鏞：“西人之賑給東齊也，陽居救災恤鄰之名，陰售收拾人心之術。竊恐民心外屬，異教橫恣，為中國之大患。”

隨著西方賑災行動在媒體發酵，這樣的情緒廣泛蔓延于中國內部。官員監視外國人，阻止他們進入災區；災民聽信洋人盜取童男童女心肝的謠言，寧愿餓死，也不接受救濟。

三月，謝家福的焦慮又多了幾分，他再度給李金鏞寫信：“東省災后，子女流離者不可計數，為他族收養者，聞有數百名之多。竊恐人心外屬，異說橫行，為鄒魯之大患……”小孩子智識未開，一旦被蠱惑，后果不堪設想。要破除西人之陰謀，必須跟蹤他們，與之展開競爭，爭取嬰童。

四月，有士紳向謝家福提議：“欲集二三千金，專往彼處收嬰。……此事如閣下可以出手，必可集事。”還有人說：“小孩餓死尚是小事，為天主教誘去，則大不可。”

謝家福奔走呼吁，但經費遲遲籌不上來，不由得發出悲嘆：“越說得要緊，越無人肯捐，一人不捐，便無人肯為先施，事未成而先捐，必無人肯捐。”即便如此，他心中的大火依然熊熊燃燒著：“生平滅夷之志，刻不能忘，勢力所拘，未能滅此朝食，今得隱相攝制之機，而交臂失之，則身存實死，天下不必有此人，謝氏不必有此子也。”拯救蒼生只是小善，與西方抗爭才是大義。最嚴重時，他甚至想過抵押自家土地，促成此行。

五月，捐款暴增，終于可以行動了。初九那天，謝家福啟程前往山東，身上帶著捐銀八百兩、洋一百元，各種速效藥若干，《神童詩》和《千家詩》各一百本。后續的資金則依靠蘇州賑局繼續籌款并匯往青州。途經上海，他主動拜訪一位傳教士，以探虛實，還請其給李提摩太寫信，以便將來“我等與之熟商，領出小孩，歸我辦理”。

五月二十八日，謝家福到達青州。李金鏞比他來的更早，還設立了撫教局，只是經費告罄，工作施展不開。見后援到來，有人提議多開粥廠，以救濟更多的災民。謝家福卻遲疑了，“棄孩不收，必入教堂”。中國人信外國教，乃是恥辱，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應當把主要精力放在爭奪嬰孩一事上。至于嗷嗷待哺的災民，只能把他們擺在后面。

當時，收養嬰孩主要包括三方勢力：青州官紳、江南士紳和李提摩太。謝家福本想將嬰孩運往江南，但想到李提摩太可能效仿此舉，便斷了這個念頭。青州知府富文甫也不同意：“小孩運南，事則甚好，但兄弟臉上太下不去，須請大哥在此地想一法兒，總要長養在青州才好。”

七月二日，李提摩太給謝家福來信，希望三方合作，共同收養嬰孩。江南士紳出錢，地方官提供政治擔保，傳教士負責教育。這對于一心與西人對抗的謝家福而言，簡直是莫大的侮辱。他咬碎牙抑下怒氣，以頗為禮貌的方式回應：合作斷無可能，但可以接收李氏的嬰孩。

事實上，李提摩太賑災的錢花得七七八八了，英國浸禮會又不愿意長期出資供養小孩，只能為孤兒院另找金主，卻沒想到中國人早已將他視為敵人。李提摩太還找過官府，“我請他們參觀我的孤兒院，建議說，如果政府提供土地和房屋，并且承擔一半的費用，我可以負責籌建幾所類似北京、上海、福州的學校……但我的聽眾們并沒有做好接受這種思想的準備”。

謝家福“爭奪”嬰孩之余，也想為賑災盡一份力。

光緒三年六月下旬，大規模發放賑災款的行動基本結束，謝家福提出贖田案，觸動了青州紳商最為敏感的神經。每當災荒發生之時，富人往往趁火打劫，以低價購得窮人土地。謝家福希望將青州光緒二年和三年期間的所有土地買賣作廢，只有這樣，災民才能繼續生活，否則無地耕種，仍要面臨生存危機。

要逼青州紳商放棄早已收入囊中的財物，其難度不亞于登天。謝家福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于是上稟李鴻章，希望得到大人物的支持。為此，他故作清高聲稱，江南可以出資，幫災民贖田。其實，江南所剩的賑災款寥寥無幾，僅能充門面罷了。最后，在上面的壓力下，青州通過了贖田案。

十月，謝家福帶著一身疲憊，在眾人的相送之下離開了山東。這一仗，中國還是嬴了。江南士紳救濟了26萬災民，捐款15萬兩，還從西人手中拯救了無數孩童。可是，他們不能永遠留在這里。災民能否從贖田案中受益，不得而知。

同月，李提摩太也離開了。他被邀請到山西賑災，這里的孤兒院潦草經營了幾年，隨后就解散了。

3

返蘇后的第二天，謝家福便投入到河南賑災的行動中。

這一次，他沒有深入前線，而是坐鎮后方。李金鏞本想去山西，但謝家福認為：“山右賑務大都官辦，閣下去后，不如山左之一無牽制。”山西官賑雖然艱難，但畢竟官員得力，河南不受重視，更需要江南援助。

謝家福全力投入河南賑災行動的策劃和組織。一方面，他促使鎮江、泰州、揚州等地同人將注意力轉移到河南。另一方面，他創作了著名的《河南奇荒鐵淚圖》，以圖畫宣傳災情，勾起了人們的憐憫。在謝的統籌下，一支支隊伍進入河南，聲勢遠大于山東義賑。據他統計，此次到河南助賑的江南同人有110人之多，籌款多達45萬兩。

河南義賑接近尾聲之時，“丁戊奇荒”最肆虐的時期也過去了。不過，江南同人并沒有停止腳步，他們繼續前往直隸、山西等地，甚至在山西又與李提摩太有一番“交鋒”。到光緒六年（1880）年末，最后一批江南士紳從直隸返程，轟轟烈烈的義賑終于結束了。

謝家福等人的表現得到了一位大人物——李鴻章的賞識。

當時，洋務事業陷入困局。江南制造局、天津機器局經費驟減，輪船招商局苦苦支撐，購買鐵甲艦遙遙無期。關鍵原因在于丁戊奇荒爆發——荒政為西北戰事讓路，海防經費就得為荒政輸血。李鴻章左支右絀，洋務經費損失了70萬兩。

恰在此時，江南士紳為賑災而與李鴻章有了接觸。如前所述，謝家福在山東時就與李鴻章搭上線，并借其影響力通過了贖田案。李鴻章則很佩服江南士紳的籌款能力：1877年到1880年，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和荊門礦務局所招到的股金分別是10.01萬兩、30萬兩和5萬兩，總共不過45萬兩；而義賑在同一時期為山東、河南、山西和直隸四省籌集的賑款便超過了100萬兩。

光緒七年（1881），李鴻章上奏稱謝家福等人“才識閎通，心精力果”，為江南士紳請功。隨后，謝家福與江南同人順理成章地走上洋務救國之路。

▲李鴻章。圖源：網絡

李金鏞去辦礦務，謝家福去了電報局。在盛宣懷、鄭觀應、謝家福等人的主持下，電報局在投入運營的1882年即收入6萬多兩，1886年收入達41萬兩，1895年收入高達115萬兩，無愧為洋務企業中經營最好的一家。

洋務事業蒸蒸日上，卻不能緩解謝家福心中的擔憂。他建議中國要學會自造電線材料，畢竟大權不能操之國外。可是李鴻章并不批經費。他無奈感嘆：“吾華欲望振興富強，如涉大海茫無涯際，此后之杞憂未艾也。”

等到甲午戰敗后，本就病重的謝家福愈發虛弱，他向醫生坦露心跡：“吾自東事起，窮思振衰救亡之方，念非育材不濟，然將何以濟急？”振衰救亡只能依靠下一代人了！孩子，孩子，關鍵還是孩子！

另一邊，傳教士李提摩太在丁戊奇荒后發現了新的使命。他不僅要拯救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人們的靈魂，而且還要拯救他們的身體，解放他們的思想。與謝家福類似，他憑借慈善家的名聲走上了政途。在華多年，他與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人都有過或多或少的接觸，成為中國改革之士、變法之士的思想顧問。

在某一時刻，謝家福的家國大義與李提摩太的精神救贖再度產生了交集。

甲午年（1894）冬，廣東人康有為寫了一篇不到千字的短文，名為《書余蓮珊〈尊小學齋集〉后》，探討福報與慈善的問題。這一年，《新學偽經考》被查禁，《孔子改制考》正在構思中，他竟然還有余暇寫下一篇“無用”的文章。

開篇第一段話，康有為贊揚了江南的著名慈善人士，其中赫然有謝家福之名。文末則談到義賑故事：“今直省水旱饑災，歲有月出，余君（余蓮珊，即余治，謝家福之師）弟子匍匐爭號，拯其死亡，救天下之人爭歸之。”很明顯，這是一篇迎合江南士紳之作。

沒過多久，這篇文章便來到了謝家福的書桌前。

謝家福并不欣賞康有為，稱：“某君福未深知，吳越士大夫，皆以狂士目之。”可其義兄沈善登批評他，“論學問，謝（家福）為康門生尚不配，并未相識，何得輕議”。謝家福立馬換了一種態度：“弟亦讀過《偽經考》《學記》，未嘗不深佩其博學強毅，并世杰出人才，必非池中之物。”

康有為借此在江南社會打開了局面。正是有了江南士紳的呼應，幾度進京碰壁的康有為終于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有了不容忽視的影響力。

在維新派大顯神威那段時間，李提摩太看了康有為的變法計劃，給妻子寫信說：“幾乎我以前所做的種種建議，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體而微的計劃中了。”

歷史處處都是伏筆，當年賑災的兩個對手，此刻均虛化為大歷史中模糊的背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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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滸：《從賑務到洋務——江南紳商在洋務企業中的崛起》，《清史研究》，2009年第1期

朱滸：《康有為的“投名狀”：《書余蓮珊〈尊小學齋集〉后》的政治意涵》，《歷史研究》，2021 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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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靜：《被排斥的外來者：青州賑災中的英國浸禮會與江南士紳》，《江蘇社會科學》，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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