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獨立影像導演顧桃最先是通過父親的一張照片看見了薩滿：一個蒙面人，頭上戴著飾有鹿角的帽子、服飾上面掛有鐵制的圓形銅鏡，旁邊的土墻上還有一面圓圓的，繪有動物圖騰的鼓。12歲的他第一反應是害怕、覺得神秘。那時的他還不知道，幾十年后會開著自己的大篷車，計劃在東北亞繪制一張“薩滿地圖”。

其實，在國內、東南亞、不丹、甚至南美，都有“化身（incarnation）”的說法，神明化身人類，或是人類化身動物，以超自然的姿態二度觀察社會。“化身”是哲學的，也是神秘的。這個超自然行為將人類從本體抽出，帶著神性、巫術和區別于城市文明的野性觀看所謂的現代化進程。

薩滿地圖，顧桃畫作

此岸與彼岸，時間和空間，過去和現在，他們的雙眼里，看見了什么？NOWNESS Paper春季刊“化身”專題，讓我們短暫脫離肉身，看見“不可見”，從更高維度再理解一次世界。

這是第二篇。

顧桃又夢到關扣尼。他回想起拍紀錄片《神翳》時，認識了這位鄂倫春族最后的女薩滿：據說她在15歲時忽然生了一場大病，進而被選中為神靈的化身，穿著將近百斤重的神服，在急促的神鼓伴奏下，不吃不喝跳上幾小時，病好了，“神就這樣‘拴住我了’”。

鄂倫春族最后的女薩滿關扣尼

薩滿一詞最早源于通古斯語的“saman”，含有知曉、探究、智者之意，在北方游牧民族眼中，它一度被視作神靈的化身，只有被選中和附體的人才能成為薩滿，發揮占卜、先知、療愈等作用。

對于從小在內蒙古鄂倫春自治旗長大的顧桃來說，這個詞匯并不陌生。35歲做紀錄片導演，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坐標系——關注北方少數民族在當下的生存狀況。他先用鄂溫克三部曲拍下中國最后一批馴鹿人的生活，記錄一個民族消失的文化，又在這個過程中進一步了解薩滿，最終決定踏上一場游牧之旅，記錄不同地域的薩滿文化。

2020年5月，顧桃和他的大篷車正式啟程，開始“薩滿地圖”計劃：第一趟往新疆走西線，途徑寧夏、甘肅、青海，之后一路往東沿內蒙至東北全境。

最終，顧桃找到了蒙古族的吉力格、哈薩克族的庫爾曼、翻譯女孩阿加的爺爺、伊犁的努爾古麗森等人，并用攝影、口述史、繪畫等不同方式呈現這些薩滿的共性與差異，以及他們在今時今日面臨的處境與變化。

顧桃和他的大篷車

在多數人眼中，神話只是遠古人類原始思維下誕生的產物，是片面和不可信的。但不論相信與否，薩滿文化的誕生與傳播，也反映著一個民族的生活習俗和信仰、所處的地域條件與歷史變遷。當顧桃扛起攝影機，用影像連點成線，一張“薩滿地圖”和屬于北方的影像民族志也慢慢延伸開來。

以下是顧桃的自述。

我最早是通過一張照片，知道了有薩滿這個事兒。那是在上世紀80年代，我的父親在鄂倫春自治旗文化館工作，他經常一消失就是好幾周、去森林里拍鄂倫春獵人，用筆和相機記錄他們的日常狩獵和遷徙。他每次回來就會把自己關在一個小黑屋洗照片，有時也讓我幫忙定影。

12歲的時候，突然有一張陌生的照片，讓我感到害怕：一個蒙面人，頭上戴著飾有鹿角的帽子、服飾上面掛有鐵制的圓形銅鏡，旁邊的土墻上還有一面圓圓的，繪有動物圖騰的鼓。我當時覺得這一切很神秘，也不敢問父親是怎么回事，后來才知道這是他拍的一位鄂倫春族薩滿。

上圖：薩滿斯琴圖雅

下圖：薩滿斯登扎布

真正認識薩滿，是在我的35歲。我回到家鄉拍紀錄片，也就是鄂溫克的馴鹿部落三部曲。拍攝中，我認識了森林里的藝術家維嘉。維嘉身上有一種傳統的老獵人氣質，他經常和姐姐聊起自己的姥姥——鄂溫克族的最后一位薩滿，紐拉。

在他們的講述中，紐拉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13歲時滿山遍地跑，野獸也不咬，一連睡了三天三夜，醒來就說自己在上面住了三年，家人確信“這姑娘成薩滿了”。俄羅斯的額爾古納左岸有一位大薩滿劃著樺皮船來給紐拉做衣服，一做就是三年，頭一年先是帽子上的鹿夾、第二年才縫制骨架、第三年再往上鑄鐵加以裝飾，可見成為薩滿的服飾和儀式都有專門的講究。

紐拉去世的時候103歲，當地本來晴空萬里，霎時就天色變黑了，7月下起比雨還大的雹子，把森林里的一片白樺樹拍到攔腰倒下，獵人定居點的豎木牌匾也被吹得到處都是，還把一個馴鹿給拍死了。后來他們說馴鹿也是一種化身，紐拉帶它去了天國。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感受到薩滿是一種很古老的智慧，在“蹲守式”的幾年拍攝中，逐漸記下他們口述的民族史。

草原上的帳篷

“薩滿地圖”計劃的開始，和鄂倫春族的最后一位女薩滿關扣尼有關。2007年，我開始拍攝紀錄片《神翳》（又名《薩滿的心事》），其實也是受到父親影響，想要去記錄自己民族里邊的東西，遇上關扣尼算是一種緣分。

正在進行儀式的薩滿，顧桃

鄂倫春的作家空特樂說過，其實薩滿從來沒有消失，只是回避了人間——關扣尼出生于1950年，她在15歲的時候成了薩滿。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鄂倫春當地為響應“破除封建迷信”的政策，讓薩滿們舉行一場“告別神壇”的儀式，將薩滿服扔到泥溝里，然后下山定居，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自此發生改變。

2007年，我沿著父親書中提到的路線走，前往黑龍江白銀尋找鄂倫春薩滿的蹤跡，剛好遇上關扣尼要做一場儀式——五十年過去，當地又開始大力發展文旅名片，關扣尼被推選為民俗文化傳承人，要在鏡頭前完成一場薩滿傳承儀式。于是我就記錄了這一儀式的始末，包括關扣尼怎么準備、政府怎么介入、到最后她女兒的意外過世。

2020年，我接到了關扣尼過世的電話，趕回去參加了她最后的風葬。這是鄂倫春族古老的喪葬習俗，大家將老薩滿的靈樞安放在事先截好的四根木樁上，經過風雨雷電、日月星辰的陪伴，在春夏秋冬的交替中自然風化，最后再落土為安。關扣尼的侄女關金芳是鄂倫春民歌文化的傳承人，她說，顧桃，你以前拍了那么多片子，是不是可以給我們鄂倫春族也留下一些資料？

在路上的顧桃

到了2020年疫情，我雖然呆在大草原上，但也有一股逃離的沖動、想出去走走。正好有一個新疆的小兄弟，說他奶奶也是一位薩滿，雖然已經失明了，還在用石頭子兒給人占卜、唱詞。再加上關扣尼過世的事件，我決定從最初的定點蹲守式拍攝轉為游牧式拍攝，開始自己的“薩滿地圖”計劃。

這個地圖并不是說要標記所有薩滿出現過的地點，而是記錄我所經過的路上遇見的薩滿。我想沿著自己的路線，先從呼倫貝爾到新疆的阿勒泰、伊犁，去了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薩滿群體在當下的生存狀況，把他們傳承、祈福或占卜的儀式記錄下來，搭建一個大致的民族框架。

薩滿地圖，顧桃畫作

甘肅有個哈薩克民族博物館，那里講到哈薩克的“巴合斯”，是神靈的化身、人與神的溝通者、主持獻牲儀式的祭司、預言吉兇禍福的占卜者、祛邪治病的行醫者，也是說唱神話、傳說、敘事詩和英雄史詩的民歌手，和北方民族對薩滿的解釋是一樣。

這一路，我覺得最神奇的，是伊犁地區最有名的女薩滿努爾古麗森——我們還沒到當地的時候，就聽好幾個朋友說了她的故事。這位薩滿給人治病、占卜都是最準的，如果有人對你使了咒，把某種物品作為媒介放在你家，她就會感知某種黑暗力量，然后找出來。

薩滿所用的器具

2020年5月，因為疫情人跡罕至，我們去到伊犁時，連服務區的加油站都關了，偶然遇到一輛灰色的小轎車，下來幾個哈薩克族的女性寒暄，盯著我的長頭發問我是不是搞音樂的，我說我是做紀錄片的。我問，“你們聽說過幾年前在這里的一個大薩滿嗎？”她們搖搖頭，最后我們合了一張影。

幾天后，我通過多方信息找到了薩滿的住處，在小區門口等待。一個十七八歲的小男孩笑著把我領到家里，我一下就起了雞皮疙瘩。客廳墻上掛著一個展開翅膀的鷹的標本，下方正在打坐的這位女薩滿，正是我前幾天在加油站遇到的哈薩克族女性之一。她說，之前沒有亮明身份，因為神靈會考驗人的誠意，要看大家有沒有這個緣分相見。我們的緣分在路上就已經建立了。

顧桃一行與薩滿努爾古麗森

努爾古麗森的化身形態是一只老虎。晚上我們用電腦給大家看之前拍的蒙古薩滿，放到一半時，她可能覺得蒙古人治愈的方式不一樣，眼神突變，目光和體態猶如一只猛虎，向我發出如虎般的低吟和聽不懂的語言。她又一下躥到家里的臺子上尋找東西，攝影師不斷往門邊上挪、試圖逃跑，而我一動不能動，只有幾個小朋友習以為常。

在哈薩克族的群體里，薩滿依舊十分活躍，只是他們不再被稱為“薩滿”，而是演變成“巴合斯”。有時讓我印象深刻的，不再是一個薩滿的傳統儀式，而是伴隨幾次拜訪，見證他們生活和習俗的改變。

剛到新疆時，有一個至今未曾謀面的音樂人，向我推薦了西北最大的薩滿，我一看照片十分正式、有點像人大代表，便說以后再議。音樂人又想起還有一個哈薩克族人，名叫庫爾曼，他平時住在山上，非必要不出來。我說這可以，我用自己的方式去找。

薩滿庫爾曼正在進行儀式

我一共見過他兩三次。第一次過去，他正在用傳統的儀式請神。我想起做原生態民族音樂研究的敖登托雅說過，民歌和神秘學有著相似的儀式感，這位庫爾曼也很注重一些必要的儀式，堅持要用冬不拉的傳統樂器，于是大家就一塊等待樂師，但是樂師的氈房離這有30公里，騎摩托就得騎一個多小時，最后等樂師用冬不拉請神、大家完成儀式、最后再送神，也花了大半天時間。

薩滿庫爾曼

第二次過去的時候，我發現他不再等騎摩托來的樂師了。清晨，他的氈房里出現了一個嶄新的音箱，他往音箱上插了一個U盤，音箱就說話了，它說：滴，藍牙已開啟。冬不拉的音樂開始響起，師傅和徒弟像往常一樣用燒紅的鐵塊完成治愈儀式，通過繩子爬到蒙古包頂，最后發出一聲很疲憊的鷹的叫聲，把神送走。

我覺得這個真的算是與時俱進吧。薩滿也在適應變化，庫爾曼是能給人治病的，但是現在這個社會給人治病需要行醫證，他們考不下來，也很苦惱。看到這些變化，我更覺得有必要以自己的方式，把當今薩滿的分布、樣態、儀式、方法、真實性一一記錄下來。

薩滿庫爾曼的家

從2020年開啟“薩滿地圖”計劃，到現在過去5年，我從呼倫貝爾一路到新疆阿勒泰、伊犁，中間去了一趟甘肅——未來5年里，我可能要做的是東北亞的薩滿記錄，包括蒙古、日本、韓國、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的西伯利亞。

薩滿與各式各樣的化身，顧桃畫作

為什么還要做“薩滿地圖”？我記得在家鄉拍鄂溫克三部曲時，維佳寫下了一首詩：“我從弓與箭的文化/來到了原子彈的時代/他們把我拋出去/我們的文化正在消失/語言和制度也在消失”。

維佳說，一個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失去一切就面臨著消亡。從原始文化到現代文明的轉型過程中，鄂溫克獵人和薩滿都面臨著各自的失落與陣痛，這是我堅持做“薩滿地圖”的原因：在北方民族的眼中，薩滿是神明的化身，但我相信每個民族都有屬于自己的“化身”，我們需要去記錄它。

今年是我做紀錄片的第20年，我想建立一個屬于北方民族的影像檔案館，以“線上地圖”的方式和年輕人產生鏈接，也用攝影、口述和繪畫等不同方式，去記錄下一個民族的文化變遷。

顧桃，《犴達罕》靜幀截圖，圖中為獵人維佳

大家說我的紀錄片是一種文明的挽歌，也記錄了現場的傷感，但我覺得，我的片子里也有日常的生活和幽默，我希望它可以成為一種樣本，鼓勵更多年輕人去拍自己家鄉的民俗、文化和傳承——以前我聽到一句話，說民族現象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會永世長存，但是它能以怎么樣的方式去存在和傳承一段時間，可能這里面也有很多我們可以干的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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