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他就任湖南省主席,以及第九戰區司令長官,政軍一手抓。
他提出了“安、便、足”的三字施政方針,希望能夠使湖南人安居、安業、安心。希望自己能夠打造一個百姓健康、豐衣足食、人人有文化的新湖南。這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要有好身體,他認為老百姓身體健康,才有能力救國。唯有整個民族健康,才能有真正的自由平等。
為此,他撥款四百萬元,先后建了六家大醫院,嚴令禁止鴉片,打擊昌伎。
在那個年代,他的做法,是一股清流,也是一種理想主義,注定無法成功,主要原因是根基太爛了,新種子發不了芽。
他看起來更像個文官,留下的照片大多都是笑瞇瞇的,看上去很文靜,而不像是一個把敵人和對手干趴的狠將。
他帶兵打仗,幾次主要戰役,對日軍造成的傷亡總數約在10萬至15萬之間(含斃、傷、病)——盡管具體數字存在爭議,仍然不妨礙他作為民族英雄的英名。
1937年的淞滬會戰,他作為第三戰區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率部參戰,在蘇浙皖敵后展開對敵游擊戰。
1938年5月,他出任第一戰區前敵總指揮,指揮蘭封會戰,重創了土肥原的日軍第十三師團。
同年6月至11月,他負責鄱陽湖西岸及南潯線防御作戰,粉碎了日軍攻占南昌的企圖,取得萬家嶺戰役大捷。
萬家嶺大捷發生在1938年10月的武漢會戰期間,薛岳指揮第九戰區部隊在江西德安,圍殲了日軍第106師團,殲敵約3,000至4,000人,幾乎全殲日軍106師團,被稱為“抗戰以來最接近全殲日軍一個師團的戰役。
1939年3月至5月,他指揮了南昌會戰。
1939年9月-10月,他率部進行了第一次長沙會戰,利用湘北復雜地形自創“天爐戰法”,共殲滅日軍4萬多人——日方否認這一數據,史學界普遍認為日方傷亡在1萬左右,沉重打擊了囂張的小日子。
1940年10月,他指揮第九戰區各部進行反掃蕩作戰和上高會戰。
9月至10月,他指揮進行了第二次長沙會戰。
戰后,我方稱殲敵4.8萬,但日軍突破防線后主動撤退,實際戰果存疑。
1941年12月23日,第三次長沙會戰(1941年12月-1942年1月),他與日軍第四十師團、日軍第3師團等在長沙東南郊展開激戰。
最終第三次長沙會戰取得大捷,殲敵56,000余人,俘獲大量日軍。
此戰被盟軍視為太平洋戰爭初期難得的勝利,提升了中國戰場的聲望,國際影響巨大。
1942年6月至7月,他率部參加浙贛會戰。
1943年11月,率部馳援常德會戰。
1944年5月至10月,他率部進行長衡會戰,指揮失利,長沙、衡陽相繼失守,此役未計入有效殲敵數據。
1945年1月至3月,率部參加湘粵贛會戰。
從軍30 多年,他的戰術貢獻(“天爐戰法”)和持久抵抗的精神意義,被認為比單純殲敵數量更具歷史價值。
他叫薛岳,是“抗日戰神與劊子手的綜合體”,這個評價精準地捕捉到了薛岳一生的復雜性和矛盾性——他既是抗日戰爭中保衛國家的“戰神”,也是國共內戰中雙手沾滿同胞鮮血的“劊子手”。這種雙重身份讓薛岳成為一個極具爭議的歷史人物,也讓我們更深刻地反思戰爭、人性與歷史的多面性。
作為戰神,他是抗日戰場上的民族英雄,長沙會戰的輝煌讓他封神。他指揮的四次長沙會戰,尤其是第三次長沙會戰,用“天爐戰法”重創日軍,殲滅十余萬敵人,成為中國抗戰史上最輝煌的戰績之一。他的軍事才能和頑強意志,為中華民族的存亡立下了不朽功勛。
薛岳在抗日戰場上的表現,不僅是個人的榮耀,更是中華民族不屈不撓、抵抗外侮的象征。他的“天爐戰法”和“要么贏,要么死”的決心,激勵了無數中國人奮起抗戰。
但同時,他又是一個 劊子手,是國共內戰中的殘酷執行者對紅軍無情追擊,造成巨大的打擊。
在國共內戰中,薛岳是蔣的忠實執行者,率領中央軍對紅軍進行殘酷追擊,尤其是在湘江戰役中,他的部隊給紅軍造成了巨大傷亡。
薛岳在追擊紅軍的過程中,尤其是在湘江戰役中,采取了極為嚴厲的戰術,導致紅軍損失慘重。
據統計,紅軍在湘江戰役中損失慘重,數萬將士犧牲,湘江水被鮮血染紅。這些傷亡與薛岳的追擊密不可分。
這種殘酷的追擊行為,反映了他在內戰中的堅決和無情。對于紅軍來說,薛岳是一個可怕的對手,他的行動直接導致了大量紅軍戰士的犧牲。
這些歷史事實是不可忽視的,也是評價薛岳時必須正視的一部分。
薛岳在內戰中的行為,反映了他作為軍人的冷酷一面。他執行命令毫不留情,甚至不惜以同胞的生命為代價。這種“劊子手”的形象,讓他在紅軍和共產黨人的眼中成了一個可怕的敵人。
“戰神與劊子手的矛盾統一、忠誠與無情的雙重性格, 薛岳的“戰神”與“劊子手”雙重身份,本質上源于他對國民黨的忠誠和對軍人職責的極端執行。
在抗日戰爭中,他的忠誠和無情被用來對抗外敵,成為民族英雄;
而在內戰中,同樣的忠誠和無情卻被用來對付同胞,成為歷史的悲劇。
薛岳的雙重身份也是歷史背景的產物。抗日戰爭中,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薛岳的軍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發揮;
而在內戰中,階級矛盾成為主要矛盾,薛岳的軍事才能卻被用來制造同胞之間的流血沖突。
薛岳的一生展現了人性的復雜多面。他既可以是保衛國家的英雄,也可以是制造悲劇的劊子手。這種復雜性讓我們看到,人性并非非黑即白,而是充滿了灰色地帶。
薛岳的故事提醒我們,戰爭不僅是軍事的較量,更是人性的考驗。在民族存亡的關頭,薛岳的“戰神”形象值得銘記;但在同胞相殘的內戰中,他的“劊子手”行為也值得深刻反思。歷史不應被簡單化,而應從多角度去理解和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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