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報礦難瞞報的陌生電話，連聯系方式都沒敢留，便匆匆掛斷。央視焦點訪談記者曲長纓趕到當地實地“大海撈針”式采訪，最終以礦難現場撿到的一本通訊錄為線索，連跑四省，歷經艱辛核查出瞞報真相。

央視焦點訪談報道后，國務院成立調查組，最高檢介入，數十名相關責任人員在報道當天即被公安機關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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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當天，主要涉案人員均被控制

那年冬天，一個電話打到《焦點訪談》欄目組，一個神秘人匆匆說完“臨汾礦難瞞報死亡人數，能來嗎”，就直接掛掉了電話，連聯系方式都不肯給。

電話引起了焦點訪談記者曲長纓的注意。查新聞，當時臨汾確實發生了一起礦難。但根據新聞通稿：死亡8人，受傷5人。

會不會真有瞞報？曲長纓決定去臨汾實地采訪。趕到時，礦井已封閉，礦工們被遣散，他每天早出晚歸，見人就問，大海撈針般地在當地調查。

一次在山上迷了路，一輛面包車剛好經過，他搭車時發現車上坐著的剛好是一個要回礦山取東西的四川礦工，對方告訴他，“光我們四川的（死的人）就是5個。”

這位礦工說出了死難者名字，其中3個不在死亡名單上。這時，當地政府的人“盯上了他”，偽裝成旅客住到了曲長纓的對門，暗中監視。

為了尋找有用信息，曲長纓跑到礦難現場“撿東西”，結果撿到一本筆記本。筆記本里是通訊錄，上面有礦工的家庭住址。

于是他找到了一名被定義為失蹤的礦工的父親，對方表示孩子已經去世，就在臨汾火葬場火化的，自己親手去拿的骨灰。但去火葬場核實，火葬場堅決不承認。

此時，一名受傷礦工康復出院。曲長纓去家里采訪，但對方因為受到恐嚇，一聽說有記者要采訪趕緊躲了起來。曲長纓連等三天，人也沒回來，最后被礦工的妻子拿著掃把徹底趕走。

曲長纓決定避開阻撓，到這些礦工的老家核實情況，用最笨的辦法：尋找筆記本中的礦工，一一確認生死。

之后半個月，曲長纓跑遍三個省，確定了五名被瞞報的遇難礦工。

過程充滿曲折，也考驗記者的嚴謹細致。比如在一個縣里，有兩個在臨汾打工的“康雷”，一個還活著，“前天還托人送毛衣”，而隔壁鎮上的“康雷”則遇難了，礦主恐嚇他們不許聲張。

經過細密調查，央視焦點訪談發出調查新聞報道《追蹤礦難瞞報真相》。緊接其后，央視新聞調查發布新聞報道《死亡名單》。

節目播出后，山西省領導連夜打電話部署查處。第二天，一名省委副書記主持召開緊急會議，組成省調查組開赴臨汾。

臨汾市政府方面，當天晚上就召開了緊急會議，控制了主要涉案人員。次日一大早成立了新的調查組。

隨著被查出死亡人數的逐步增多，最高人民檢察院要求山西省人民檢察院介入，對公職人員瀆職受賄問題進行調查。之后，由中紀委、監察部、公安部、國家安監局、全國總工會組成的國務院調查組成立。

當地政府也采取了相應的措施：與此事有牽連的當地政府官員、礦主、各村村干部數十人被公安機關控制。全市上千座礦山全部關閉一個月，停產整頓。

死亡人數最終確認了：死亡30人，8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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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仍需要監督報道的力量”

回憶起這次新聞報道， 時任央視焦點訪談記者曲長纓曾表示——

“有時候記者真的得自求多福了，真的沒有人會給你安全保險。一次在冷庫拍一個死豬肉冒充羊肉的節目時，自己剛進去冷庫，門就關上了。如果被發現自己是冒充買家的記者，跑都跑不掉，只能聽天由命。好在那些人沒發現自己在偷拍。”

“什么是新聞人的感覺？簡單來說，就是希望做出來的報道能夠引起社會關注，能夠解決社會問題。衡量新聞記者的標準不是掙錢越多越好，而是做出的報道的社會傳播力越大、越廣越好，能夠解決的社會問題越多越好。如果個人不能對社會有任何幫助，恐怕活著的樂趣也就沒了。”

“社會仍需要輿論監督的力量。我們至少要有一個打擊不法行為、為老百姓伸冤的電視欄目。很多人覺得批評的、曝光的節目是負能量的，這是不對的。評判節目正負能量的標準不關乎歌頌與揭露，而在于是否能為老百姓提供幫助、是否能夠推動社會進步。如果輿論監督節目的效果有助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能加強老百姓對國家的信心，就是正向的、積極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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